喝茶与麻将是成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黄尚军教授给我列举了几个成都话中特殊的字：“一二三四，四个‘口’字，组合在一起都是成都话的发音。从这几个字也可以看出，根据四川方言发音，也存在普通话中不存在的字词。”一个“口”即“口”，两个“口”字并排着写，为“吅”，在成都话中念“ber”，意思是嘴对嘴，就是打啵儿；三个“口”即“品”；四个口放在一个字里，东西南北各占一个象限，写作“㗊”，在普通话中也有这个字，有“j픓léi”两种常见读音，几乎不会使用，而在四川话中，人们会念作“xiāo”，喧嚣的意思。“吅”与“㗊”都采用了非常象形的造字法，直接明确。
还有一个字“丼”，“丼饭”的“丼”，日文发音是“don”，在普通话里的正确发音为“dǎn”，而放到成都话中念“ter”，形容石头投入井中的声音，是个拟声词。成都人还造出了一个有趣的字“㮟”，两个“木”中夹着一个“石”，在方言中念“kā”，组个词的话就是“㮟㮟角角”，念作“kākāguǒguǒ”，犄角旮旯的意思。
成都人总说“安逸”，不仅指舒服自在，也指精彩、很好的意思，而据黄尚军考证，这个词是从《庄子》得来的。《庄子·至乐》里说：“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在现在的四川方言中，大概是将“安逸”这个词的古义延续得最恰当的。
很多古词在川地作家李劼人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安逸”的例子到处都是。另有一个说法叫“马起脸”，老成都人用得多，就是生气了给脸色的意思，最早从《说文》里来，李劼人在他的《暴风骤雨》里写道：“你看他的样子哟，昂着头，马着脸，半天不则一声，比我们总办大人的架子还大。”
找出以上几个例子，是想说明四川方言的形象性。让语言和文字都可以传达出很有画面感的意思，这一点挺难的，而以上几个字词，除了“安逸”，我觉得都做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方言梗转化到纸面上，变成文字，意思和乐趣至少减半。不懂这种方言、没有相关生活经验的人，更是看得一头雾水。总觉得方言就是用来说的，写出来，味道就不对了。
如何用文字表现语言，是我这次遇到的最大困境。而对于同行的摄影记者来说，他的困境是，如何用图像表现方言。难道只能一如既往地拍一些风土人情、城市街景吗？那方言的特殊性又在哪儿呢？他甚至烦恼：“难道我要对着人们的嘴拍吗？”我们都遇到了各自领域的难题。
这个难题难解，是因为语言、文字与图像之间有本质差异，它们之间的共通点在于都要传递内容，都可以传递相同的内容，但这三种媒介各有其强烈的表达属性和侧重点，思维方式与传递形式都完全不同。
“低端生活”爱好者
这个问题，成都本地翻译家周成林更有发言权。他翻译过《奈保尔传》、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约翰·伯格的《猪的土地》等，他是地道成都人，五年前回到成都生活，但多年的海外及港澳生活经验让他拥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几乎只看英文媒体，喜欢在最市井的街巷、菜市场、茶馆游走，他说他是成都“低端生活”的爱好者和挖掘者。与周成林的碰面是在新二村的金新茶馆，五块钱一碗茶，可以在这儿坐一天，打一天的麻将，这便是周成林喜爱的、属于老成都的“低端生活”。
周成林跟我说，在翻译《奈保尔传》的时候，因为奈保尔是在加勒比长大的印度裔，他的家人都操着一口印度英语，不太标准又不太地道的英文发音，带着浓重的口音，一些原文的腔调难以表达出来。英文是字母文字，看到单词就能想象出发音，在印度人这里，很多滑稽幽默的包袱都埋在单词的错误拼写或拼读中，一旦翻译成中文这样的象形文字，其幽默与讽刺的内涵，最多只能传达出十分之一，原文的乐趣就大打折扣了。这或许是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天然屏障，也正因为如此，语言与文字才能各自有魅力，相互之间无法替代。
作家、翻译家周成林是成都“低端生活”的爱好者和探索者
周成林还讲了一个故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到西南，以成都市为中心、周边50至100公里范围内，历史上叫得出名号的机场，最多时有18座。特别是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期间，50余万人在成都周边新建、扩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重型轰炸机机场和战斗机机场。
由于通信发达，文化中心也一度转移到西南地区，成都可以比上海更早地看到新出的好莱坞电影。当电影首次在成都放映时，字幕也是在成都配的。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年代，字幕也没有标准化的统一要求，因此，字幕里就会出现不少成都话。周成林记得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例子，比如男女之间说亲密的情话，称呼对方为“darling”，按理说该翻译成“亲爱的，你真好”，但字幕出在成都，这句话便成了“乖乖，你真好”。“乖乖”是四川恋人之间的爱称，但40年代的外地人就一头雾水——通常“乖”这个字眼总是放在孩子身上。
成都人对自己的语言非常依恋，一个原因是地域认同感很强。王笛和周成林都说，他们小时候在成都念书时，都用四川话上课，没有老师说普通话，学生之间也说的是一水儿的成都话。当普通话开始普及之后，成都话的变化显然加快了。
老成都人、艺术家王亥称自己为“街娃”，用成都话念是“该娃”。他告诉我，进入20世纪，成都又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移民潮，第一次是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整个四川地区都是抗战的大后方，这段时间大量外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到四川；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以东北和上海来的移民居多，他们很多人居住在大院，形成了成都从前未曾出现过的“大院文化”。
设计师、艺术家王亥是土生土长的成都“街娃”
这些成都土生土长的学者们，都说着一口自幼生长在身体中的成都话。王笛觉得，这是因为成都人的城市意识很强，这也是我起初对四川方言的未来挺乐观的原因。然而，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四川话虽然还保留着四川发音的腔调，但已经与他们小时候的四川话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咸，成都话读“han”，然而年轻一代读“xian”；鲜，成都话读“xuan”，年轻一代读成“xian”；浣花溪，成都话读“kuan hua qi”，年轻一代读成“huan hua xi”。这些字词基本保留西南官话的语调，但发音已几乎被普通话同化了。
很能代表现代四川方言的一个词“雄起”，其实是一个很晚近的新词。90年代足球热的时候，四川足球虽然不是顶级水平，但也是甲级队。“雄起”这个词，便是在甲A球赛风靡的年代形成的。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与性相关，但用在赛场上，就成了“加油”的意思。从足球延伸开来，“雄起”就变成了一个极具四川地方特色的流行语。
20世纪40年代，瑞典汉学家启尔德在中国考察方言，四川是他重要的一站。他还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框架下，写出了《四川方言粘着形式的句法分析》和《四川话英语教科书》，给老外学习四川话用。在他看来，迅速了解中国，听和说的能力尤为重要，其次是阅读中文的能力，再次就是书写汉字的能力。“学习四川话的精髓在于词汇和句子，而不是方块字本身，更不是成语。”所以，他花了大量工夫考察方言字词，只可惜，不少说法现在即使是四川人也不会说了。
前不久，周成林开设了少年写作课，来上课的基本上是小学六年级到初二之间的孩子，他们12岁左右，正在面临或刚刚经历人生进阶的第一道比较大的门槛——小升初。从多年写作与翻译的工作经验出发，周成林希望教孩子建立独立的写作观，与学校教授的应试语文教育区别开来。原本只是单纯地教写作，但周成林发现，来上课的孩子与方言已经离得很远，其中有些人甚至听不懂菜市场的成都话叫卖。四川方言的危机就藏在方言不断地变化中，语言的变化意味着记忆的变化甚至丧失。但还有一种乐观的看法，方言是在不断分裂、不断融合中形成的，旧有的方言模式会改变，可能还会诞生新的，但这个过程依然缓慢。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51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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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说方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