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方言就像川味一样，在短短20年里席卷了全国。好像不管是哪里的人，都会说上一句“巴适得板”“雄起”，就像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四川火锅店一样，一派繁荣景象。可这些都只是川音的浮毛，看似密实，而真正的皮肉危机只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才懂。
记者｜薛芃
摄影｜蔡小川
成都，不只是成都话
到成都的第二天，郫都区新冠疫情暴发。一对70岁左右的老夫妇核酸检测相继呈阳性，隔天，他们20岁的孙女确诊。紧接着，因为一晚上去了几家酒吧，女孩成为网暴的焦点。这天傍晚采访完，赶上了晚高峰，我们随着下班的人潮走回住处。一路上总能听见人们在议论这个女孩，有指责也有理解，有四川话也有普通话。
一夜之间，原本悠然自得的成都，迅速进入紧张状态。平日热闹的太古里、春熙路，人流量少去了一多半。冬天的成都，总是阴阴雨雨的，难见到阳光，让整座城的气氛显得更萧索了些。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不会有更多确诊病例出现，“封城”的传言也在四散传播。路面上，所有人都戴起了口罩，但凡出入口，各种检查也严格了几倍。之前计划采访的几个川剧、评书演出场所陆续关门，方言的采访一下子没了着落。
在此之前，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对四川话的未来挺乐观的。当诸如吴语、客家话这些方言都面临着失传或退化的困境时，四川话的说唱音乐、电影、短视频、街头流行语风靡全国，不仅在四川地区，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外地，看起来四川话的传承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困境。起初，我好奇方言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和谐共处并传承着的，为什么能始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但几天来对本地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翻译家、市民进行采访之后，无法再这么乐观了。
人民公园里的鹤鸣茶馆是成都最有名的老茶馆之一，虽然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但这里也仍是老成都人常来的地方，一边喝盖碗茶一边摆龙门阵。
疫情出现后，我在网上看郫都区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视频，录了晚上郫都区某社区的广播，喇叭里一口标准的郫县话喊着：“踏苏时切，飚乱跑。相信刮家，结节配活哈栓检拆。薄打堆堆，薄臭热（音ra）闹。挫门戴口罩，注意消夺。”
这几句话，我用了郫县话的发音，翻译过来是：“特殊时期，不要乱跑，相信国家，积极配合核酸检测。不扎堆，不凑热闹，出门戴口罩，注意消毒。”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听郫县话，才发现，发音与成都话差别挺大，比如成都人说“国家”的“国”字，大致会是“鬼”的音，而郫县话则念作“刮”音，是个开口音；“特殊”的“特”在郫县话中也念作开口音“踏”，在成都话中则是“忒”的音；“消毒”的“毒”，成都人念起来有点像“堵”，第三声，到了郫县则成了“夺”。
郫都区在成都的西北部，原本是郫县，2017年1月郫都区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同一座城市的主城区与远郊区县的方言口音有着不小的差别，这个口音的差异，在成都人这里，一耳朵就听得出来。
根据口音差异来推断，喇叭里的声音，应该是50岁朝上的中年人。这个判断，是在采访了几位老成都人之后得出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王笛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1956年生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家乡成都是他研究中最重要的样本。王笛告诉我，在他小时候，成都地区就有好几种口音，比如府南河内外，口音有所差别，成都市内与南边的双流也不一样。那个时候，如果按照口音来细分，方言的区域可以划至非常小的范围，而现在，小区域范围内口音的差异逐渐缩小。因此，即便是年轻的郫县人，能说出喇叭里那一口标准郫县话的也已经不多了。
成都镗钯街附近的老街巷里，隐藏着地道的老成都话。
不过，无论是郫都区还是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都说的是地道成都话。按照我国方言体系的划分，成都话属于西南官话。在中国的七大方言体系里，官话是分部最广、使用最多的，70%的汉族人说官话方言，也就是北方方言，其中，说西南官话的又有约2.7亿人口，是最多的。
成都话是典型的西南官话，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很多人将重庆话与成都话并列，看作西南官话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但也有老语言学者在研究方言的时候，并不刻意将方言按照行政区划加以严格区分，仍会把重庆方言纳入整个四川方言的体系中去考察，老一辈把四川方言按照东西南北四个区位去看，川东那一片，便是现在的重庆。
无论怎么划分，在四川这片土地上，西南官话是民间的第一方言。但有趣的是，仅在成都市近郊，就有至少四种方言存在。比如东边的龙泉驿有个洛带古镇，那里是四川客家人的聚集区之一，他们原本说客家话，但在四川待得久，就变成了“土广东”，说着四川腔调的客家话，四川人听不懂，客家人也听不懂，唯有洛带人自己形成了一个方言闭环——只有彼此能听得懂的方言。成都东北不到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金堂县，那里的人说湘语；青白江区和北边的彭州市，会有一些人讲闽南语；此外，还有零星地方说着四川味的安徽话。
仅是成都周边就分布着复杂的方言区，这只是四川的一个缩影，整个川渝地区，外地的方言聚集区还有不少，它们多是彼此不挨着，当地的语言学家称这些地方为“方言岛”。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西南官话又是从哪里来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得从300年前的大移民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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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说方言吗」
凝固的和流动的语言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尚军是研究四川方言的专家，他指出，作为西南官话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四川方言的通行区不仅限于四川地区，也包括北至陕南、南至滇贵、东至湘鄂西的广大地区，辐射范围很广。“如今的四川人绝大多数已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后代，因为四川的人口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人口迁移是历史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方言是社会历史文化变化的产物。”
现在的四川人口是大移民的交融结果，元末明初和清代前期的移民入蜀，决定了现在四川方言的面貌。根据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的58份族谱的研究，清以前入川的118户中，湖广籍占85户，其中又有65户为麻城籍。因此，在清代前期大规模的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广籍最多，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样一来，湖北话就成了四川话的重要基础，夹杂着各地方言的特点，在长期的融合与改变下，四川话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也正是因为清代的人口变革，才会出现成都周边存在着客家、湘语、闽南话等各地方言的现象。而西南官话的语音系统在官话中也是最简单的，除了浊音清化等官话的共同特点外，西南官话多数不分平、翘舌音，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南方官话。
我们现在听到的四川话并不是一种古老的方言，它的历史不过300多年，再往前追溯，四川人说话是什么样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它与更早的古蜀方言相关吗？或者说，我们还能在现代四川方言中找到古蜀语的影子吗？这个问题，是西南交通大学语言学家汪启明多年研究的课题。
西南交通大学语言学家汪启明
汪启明的工作被称为“方言考古”，他游走在各种史料文献中，去找寻古蜀语的发音方式和语法结构，进而重建中、上古蜀人的语言系统。
如何通过文献来确认上古、中古时期的发音、音律，这是汪启明“方言考古”中的一个难点，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首先是根据文字做基础性判断，因为80%左右的文字是形声字，这样就可以基本判断出发音，但未必准确；其次是根据押韵，韵脚字的系连、历代的韵文、作者的籍贯都是重要参考；第三是根据古人音注，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一书规范了中古时期官话的语音系统，是研究古音的一本重要典籍；最后，翻译著作也很重要，像中古时期翻译的佛经都是珍贵的文献依据。
汪启明解释道，在语言的各个元素中，发生变化最快的是词汇，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词汇表达，这也是最迅速给语言断代的工具，其次是语音，改变最为缓慢的是语法结构。在汪启明看来，“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方言，但其底层还是古代的蜀语”。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方言是不停地游走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又极其缓慢，与政局、趣味的转变相比，方言是静态的、凝固的。只是通常在一个个体的一生中，很难意识到方言的改变，只有跳出来，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看，才会意识到方言的变化，就像秦汉的文法与唐宋的文法截然不同一样。
时至今日，四川方言仍在变化。人类在选择语言时总是很聪明的，那些不好用的、与时代逐渐脱节的方言就这样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未来再进行“方言考古”的化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