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希凡
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在《十月》刊出，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而我却是在夜以继日地看了小说之后才逐渐“刮目”的。初读小说，只觉得不过是已然硕果盈枝的乡土小说大树上结出的又一果实，细读小说，好像读出了一点儿作者的独特心机。其实“独特”一词今天很容易被泛化到任何作品的评价，甚至一不留神就被栽到那些委实平庸的作品上了，而我要说的“独特”，是一般作者想不到、悟不到、更写不到那个份儿上。
《惊蛰》在叙事策略上没有什么新花招，而是最为实诚的生活写实，语言更是与乡土同构的川北地域风味，小说似乎并未给读者设置任何阅读障碍，读者也很容易将主人公凌云青堪比“凤凰涅槃”的生命突围，解读为一个单纯乡土青年的励志故事，或者是代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对于贫穷乡土的血泪倾诉。而在我看来，倘若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来对作品作出价值判断和意义诠释，杜阳林的创作劳绩实在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而作为文学名刊的《十月》似乎也显得殊乏慧眼。然而，有经验的小说家总是要先把只属于他心中独有的东西云遮雾罩起来，从而把那些缺乏足够耐心的读者滞留在最容易感知的层面。可是，作家苦心设置的这种“骗局”又不免是一柄双刃剑：既考验着读者的阅读征服力，也极有可能遭遇买椟还珠的阅读效应。
“题记”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小说标题的弹性空间：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兴，万物乃复生。不言而喻，标题“惊蛰”绝不止于乡土中国在农业文明惯性中的一个自然节气指涉，而是被“严冬”压抑的乡土生命得以复苏繁荣的生存气候，但没有“春雷起”的“惊蛰天”，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惊蛰”。因此，小说所要渲染的并不全是那周而复始的寻常“惊蛰天”，而是能够令沉默太久的灵魂躁动不安的“惊蛰”，是令绝望的生命有了憧憬和梦想的“惊蛰”。作为乡土生命的时代生存境遇，“惊蛰”更关乎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伟大历史巨变。小说的叙事起点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年，而低微的农家生命凌永彬也去世了，与此同时，中国历史的“惊蛰天”也终于来临。小说家的高明不在于发掘了“惊蛰”的意义能指，而是别具心机地把“惊蛰”的多重意义蕴含灌注于乡土生命躁动的繁复图景之中。
小说极有可能造成的庸常性误读在于：作为主人公，凌云青的故事一贯到底，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的生命遭际也一贯到底，已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和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形成了听讲故事的阅读惯性的读者，很可能就被一个人或一家人拴住了视线，任何一个读者如果要向别人介绍小说的阅读感受，都绕不过凌云青，绕不过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我认为，重点关注主人公的生命遭际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粘滞于主人公而人为遮蔽了小说家的艺术心机，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小说的意识底蕴不在于为一个人作传，也不在于为一个家庭作传，正像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为她家乡呼兰河边的生命群体作传一样，《惊蛰》也完全可以叫做“观龙村传”。观龙村的众生既是在凌云青们生命遭际中推波助澜的正负力量，又纷纷自成生命百态：陈金柱、刘翠芳因非血缘关系的无端猜忌而对兄弟妯娌凌永彬、徐秀英从隐忍到公然伤害，进而波及到对幼小侄儿凌云青的残忍对待；孙铁树因为曾有对徐秀英一厢情愿的恋情而沉淀为妻子岳红英挥之不去的嫉恨情结，终至于酿成对徐秀英全家的恶性报复，并导致凌云鸿的牢狱之灾；以陈金柱、孙铁树两家的嫉恨为导火线，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观龙村的众乡亲，本应对一再惨遭不幸的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施以最真诚的同情和救助，但他们出于对寡妇传统偏见的惯性因袭，大都表现出本能的幸灾乐祸，他们在客观上成为并煽旺了对徐秀英一家的煎熬之火。小木匠与凌彩萍尚未露出端倪的两情相悦，被“师娘”的一己之私无情地扼*于摇篮之中，当消息传到凌家，又是那些长舌妇和媒婆合力把凌彩萍推到了险些被迫下嫁到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曹家的处境。
由此观之，观龙村乡土众生的悲剧哪里仅仅是贫穷的悲剧？这是一个灵魂何等黯淡沉默的世界！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杜阳林的卓越不凡，他没有把观龙村谱写成一曲充盈着自在和谐、乐天安命的诗意牧歌，也没有将其绘制成一幅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田园风情画，而是如同鲁迅那样“要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当很多早已离开故土而长居都市的乡土作家深情回望乡土时，都不可避免的要作诗意化的渲染，要作人情人性的美化，而杜阳林独能冷眼凝视乡土，不仅没有淡化乡土的贫穷落后，而更以带血带泪的笔触，掏出那些本已不幸却又变本加厉加剧了别人不幸的黯淡灵魂。
今天再读鲁迅的《故乡》，我们很可能失望于他对故乡风物和人生图景过于阴冷的绘写，但鲁迅胸中并非没有对故土的诗意体验，少年闰土的英俊勇武、聪敏可爱就是最动人的诗意形象。然而，当鲁迅站在离开故土的现代都市回望故土，那令人灵魂颤栗的阴冷黯淡让他来不得半点虚饰，因为直逼中年闰土们那黯淡的灵魂和阴冷的故土才是真实的故土，而流着血泪呈现故土真相的鲁迅才是对故土爱得最深沉的鲁迅。自然，杜阳林笔下也不乏乡土人性的美好：被政治风云颠沛到观龙村的大学教授周凤藻、上官云萼夫妇对凌云青一家的护卫与期许，韩老师一家对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的用心护持，尤其是作为同学又超越了同学的“细妹子”对凌云青珍贵的童真抚慰，一切都是凌云青们暗夜中的火把，严冬里的暖阳。然而，读者一定可以掂量，这些正面力量在观龙村众生灵魂的黯淡无情面前显得是何等的微弱！所以杜阳林不是紧盯住乡土的贫穷，而是始终凝视着比贫穷更可怕的人情冷漠和灵魂沉默。
尽管观龙村的正面力量不能与那些沉默灵魂形成的愚顽势均力敌，但他们毕竟在乡土精神的暗夜燃起了不灭的火苗，而生长这火苗的因素不是人性人情与生俱来优选的结果，而是文明的启迪与熏染。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知识拥有者，凌云青们的生命突围正是从这个突破口开始的。至于这种突围的结局如何，主人公和作家都是难以预测和把握的，但作家却高人一等地对乡土生命注入了一种智性期许。也许智性提升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但它却是唤醒沉睡乡土灵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小说只是把凌云青考上大学当作对乡土叙述的回溯牵引，而并没有给出凌云青们走向远方后的确定性归宿。小说的主要关注重心在于沉默乡土的生命躁动，当时代的“惊蛰天”终于来临，躁动便成为可能，优化乡土生命的精神灵魂也同时成为可能。
《惊蛰》对沉默乡土上的暗淡灵魂的整体观照是成功的，也是富有深度而令人震撼的，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惊蛰天”来临之际，对乡土生命的躁动与憧憬描写也是极具情绪节制和审美分寸的。其实，乡土生命都有人之初的善，只因为匮乏智性之光的烛照，致使乡土成为宗法制文化传统最顽固的堡垒，所以那些鸡毛蒜皮之争也可以因为惯性的偏见蔓延为战争，那些本该富有同情心的乡土生命，也会在貌似义正词严中，把对无辜的伤害发展到残忍的极致。因此，当我们面对沉默的乡土灵魂摇头叹息之际，我们可能忘却了那只穿过历史隧道伸过来的负面文化传统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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