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夜珠江波有声
书香馥郁满羊城
“菊”为象征：
陶渊明千古唯一的人格风范
“清夜珠江波有声，书香馥郁满羊城。”8月4日晚，广州市文联、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主办，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广州市作协、广州购书中心承办的“广州诗词之夜”系列讲座再度开讲。
“广州诗词之夜”系列讲座是广州市文联为落实广州“诗词之都”工作部署，开展诗词普及教育，打造广州诗词学术交流高地推出的精品活动。继2022年成功举办后，“广州诗词之夜”于这个暑假再度“来袭”，邀请学术名家、大师面向市民普及古典诗词知识，带领观众赏析领略诗歌文化，营造城市诗意氛围、提升城市文艺气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诗意的光辉照亮生活。
一、高洁不凡：千古唯一的人格风范
古琴艺术（岭南派）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区宏山演奏了一曲《归去来辞》，为诗会拉开了序幕。此曲意境平和、静穆、深远，表达了陶渊明向往田园生活，返璞归真、淡泊明志的人生态度。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在《论诗》中对陶渊明的赞颂，表达了中国历代传统文人对他特立独行、高洁不凡的人格风范的向往和崇敬。
陶渊明是屈原之后汉魏六朝八百年间的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历代为其诗作注者之多，仅次于杜甫。钟嵘赞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胡应麟则认为其“开千古平淡之宗”。他把田园生活的题材带进诗歌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领域，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种新的美学范型，一种韵味极为醇厚而又朴实无华的冲淡之美。赵松元认为，陶渊明高洁人格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真率，诗意栖居。二是甘贫守拙，耿介峻洁。三是高旷达观，平和实际。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赵松元认为，现代人可以从陶渊明的身上找寻答案。“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并序》），可见陶渊明质性天然如此，不愿受官场的约束和名利的羁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现了诗人返归自然得到精神自由的由衷喜悦。“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真实地展现了他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的“五柳”人格。《饮酒》一诗则是对从世俗社会中超越而出的诗性生活的经典表现，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是对人生真谛透彻领悟后诗意栖居的艺术描绘，也赋予菊花独特的超凡脱俗的隐者风范，菊花从此便有了隐士的灵性，有了宁死不屈的风骨和高洁超然的气节，自陶渊明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文学意象。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赵松元认为，陶渊明“安贫乐道”的人格精神，是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崇高精神在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古时代的重现和辐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其二》）。在无道的现实中，隐逸是对道的维护，是对无道的抗议与不合作。“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陶渊明思想上也有过贫富之交战，但他始终不放弃“道”。在《咏贫士七首》中，陶渊明就以崇敬之情分别歌咏了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古代“守穷”的贫士。这种甘贫守拙、光明峻洁的人格精神，是陶渊明之所以成为陶渊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一个耿介、孤高、伟岸的人格模范。
陶渊明性情平和，既有达观者的胸襟，又有仁者的情怀。他胸怀高远，能对生活保持高度的乐观态度。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他都能泰然处之。赵松元分析道，这源于陶渊明独特的生命意识。“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辞三首》其一）“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其三）陶渊明对待生死的态度可谓清醒而坦然，豁达而超脱。
二、“菊”为象征：传统文化的人格范型
为让观众更好理解陶渊明的人格范型，赵松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种人格范式进行对比并指出，以屈原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的人格模式、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狂放任诞的颠覆性人格，最终催生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高洁不凡的新的人格范型。
《白虎通》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两千多年来，士大夫凭借其社会良知与道义操守，维系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传续。传统士大夫的人格模式，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屈原之高贵精神之内骨集中表现在自尊自贵上。及至魏晋儒学式微，名士以自然来对抗名教，“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其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鲁迅语）。身处晋宋易代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浑浊的年代，陶渊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种和屈原、阮籍等完全不同的生活。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后，他自觉地从污浊的官场中退出来，回到草屋方宅的田园，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完成了其独特人格的塑造。
赵松元补充道，从屈原到陶渊明，人格精神虽然都有一个“高”字，但屈原是高而贵，陶渊明则是高而洁——人格内涵确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那么强烈地追求生死以之的卓而不凡，而是倾向于追求在浊世俗世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和自由；他不需为坚持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有所坚守，保持如菊如莲的清高与尊严的人格。因此，陶渊明的高洁，在于恪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在于不同流合污不屈心抑志的孤高，亦表现为亲近自然诗意栖居的高雅，以及冲淡平和不慕名利的高尚。陶渊明由此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高洁自守的生活方式和人格范型，成为中国历代的文人士大夫效法的榜样。
三、风骨犹存：无言之美和无限之境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对陶渊明所崇尚的菊花的热情赞颂。如果说孔子以《猗兰操》高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那么陶渊明以“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为中国传统文人树立了一种傲然风骨。梅、兰、竹、菊被后世文人并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感物喻志的象征，共同塑造着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和风格。而陶渊明所钟爱的菊，因其凌霜飘逸、特立独行、不趋炎势，代表世外隐士，成为历代文人咏唱的主题之一：唐代白居易的“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唐代元稹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宋代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明代文征明的“零落万红炎是尽，独垂舞袖向西风”，明代于谦的“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清代郑板桥的“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现代弘一法师的“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表达了对菊花高洁独立的“风骨”的景仰，传达出中国传统文人对生命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感悟。中华传统文化在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中融入了自己的一片真情、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使其成为人格的象征和隐喻，以其充盈的精神和情志升华为中国人所尊崇的无言之美和无限之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夏夜良辰，素弦清歌，以诗解暑，无风自凉。广州诗词之夜，冲淡了夏日的炎热。观众跟随嘉宾的解读，自诗文中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感受诗人如椽巨笔下奔涌千年的精神力量，让诗意在心中萌发、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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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诗词报
编辑 | 芍药
核校 | 果果
审定 | 汐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