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直觉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 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86~1952)。
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 克罗齐） ，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苟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作为先秦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倡导“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保特心的虚静（“虚者，心斋也”），从而对“道”予以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庄子·人间世》)。
所谓“坐忘”，就是“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即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从而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浑沌状态(“旷然与变化为体”)，以便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大全之“道”(《庄子·大宗师》郭象注)。究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佛教所讲的“般若”，其实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而一览无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成佛”理论(相对于北宗的“渐悟” 而言)，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禅宗的“顿悟成佛”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
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大学章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传习录》卷中) 等等，更是直觉思维的展示。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 就是孔子所谓仁”。
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内反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
比如，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bold intuition)。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像，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1909~2004)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也就是说，由直觉思维获得的认识，还必须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同时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此，方能由知识的毛坯，升华而为科学的成品。
作者：彭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
原题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