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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战神薛仁贵，是历史上跟赵云一样的传奇猛将，只是赵云的事迹多为小说家杜撰，薛仁贵的事迹却是实打实的。不过，薛仁贵平生作战取胜多为战术性的胜利，而落败却都是战略性的失败。可以说，薛仁贵后期是导致大唐疆域和实力大幅收缩的“常败将军”。
贞观末期，唐太宗亲征盘踞辽东数百年之久的高句丽，练就一身武艺的薛仁贵主动请求随军参战。
在一场战斗中，郎将刘君昂被数倍敌人围困，薛仁贵匹马*入万军之中，斩获敌将首级，敌军为之气夺，纷纷溃围而去，薛仁贵被军中誉为勇士。
在驻跸山大战中，高句丽大将高延寿率十五万大军来战，薛仁贵换上白衣白袍，“大呼先入，所向无前”，把敌军*得鬼哭狼嚎，望风披靡，唐军乘势四面掩*，大获全胜。
太宗遥望薛仁贵的神勇表现，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亲自接见薛仁贵，说朕已经老啦，以后打仗就看你的了！对他殷深期盼：“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虽然这次唐军因顿兵安市城下，没有打下高句丽，但薛仁贵一战成名，被晋升为将军，从此进入名将之册。
天山附近的西突厥九姓叛乱，薛仁贵率大军前往征讨。
突厥人派了一群勇士前来群殴。薛仁贵一马当先，瞬时射出三箭，突厥人三个“带头大哥”全部领了盒饭。
战前，高宗曾亲自授予精甲，让薛仁贵试箭，薛仁贵一箭将其洞穿，令高宗大惊。可见薛仁贵天生神力，用的弓箭都是犀利无匹，突厥人被三箭慑服。
突厥人景仰勇士，加上脑回路简单，全部齐刷刷地跪下请求归顺大唐。
薛仁贵担心他们以后还会作乱，三下五除二，将九姓兵民十多万俘虏全部坑*了事。
这在太宗时代属于*俘罪行，当年李世民在制服突厥后，是“留”还是“放”的问题上头痛不已，薛仁贵直接采取“*”，处置简单粗暴。
高宗时代唐军纪律已经开始废弛，朝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突厥九姓就这么彻底衰落了，再也掀不起风浪，毕竟青壮年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
这是唐朝前期战争史上最轻松的平叛过程，也是最血腥的。
在回程的时候，士兵们歌唱“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以此宣扬薛仁贵的赫赫武功。
高宗乾封初年，大唐利用高句丽泉盖苏文死后的儿子们内讧，出动大军展开灭国战争。
薛仁贵率领偏师一部，将追击唐将庞同善的高句丽主力拦腰痛击，一举斩首五万余级，取得了对高句丽作战以来最大的*伤。
在扶余城下，薛仁贵又歼敌万人，令扶余川一带的40多个城池守将心胆俱裂，望风归降。
不久之后，薛仁贵配合主帅李绩，攻下了隋唐以来始终屹立不倒的高句丽首都平壤，将立国700余年的高句丽正式灭亡。
薛仁贵建立的赫赫武功达到了巅峰。
李绩和苏定方去世后，薛仁贵被打回原形灭百济、高句丽的名将苏定方、李绩已经风烛残年，在亲手将两国君主献俘太庙后，双双以七旬高龄去世。东北亚长达七百年的“三国时代”结束，新罗开始蠢蠢欲动，觊觎百济、高句丽故地。
此时的薛仁贵留守平壤，被授予“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检校安东都护”，担任了驻守高句丽故地安东都护府的最高长官。
大唐正准备慢慢消化刚刚夺下半岛领土，还派出了出使倭国的庞大使团，准备经略东海，此时西线传来了警报。
西线：对吐蕃作战的完败
西南强大的吐蕃入寇，大唐西线告急。当时的吐蕃是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人民以战死为荣，以病死为耻，远远不是后世那个被宗教腐化衰落的民族可比。
薛仁贵被抽调担任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前往青海征战吐蕃大军。
这一次，薛仁贵遇到了平生的克星，吐蕃名将论钦陵。
论钦陵考虑到薛仁贵有万夫不当之勇、唐军攻势犀利，于是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用一些老弱病残把薛仁贵的主力不断引向高原。
薛仁贵的主力和后勤完全脱节，部下郭待封的辎重部队没有按照既定的安排留守大非岭，而是贸然出击准备接应薛仁贵，被论钦陵在乌海地区半路截住，全部围*。
薛仁贵急忙撤退，到达大非川时，部队已经没有补给，加上长期的高原反应，唐军由出兵时的百战精锐，变成了一支几乎失去了战斗力的部队。
就在这种情况下，论钦陵集结了大批军队，与薛仁贵展开了会战。
结局可想而知，十多万唐军（一说是五万，综合史料加上辎重后勤应为十多万）全军覆没，造成了大唐建国以来最大的惨败，从此唐军对吐蕃的战争整体处于劣势。
对于战败原因，后世很多评论认为是部下郭待封没有遵照薛仁贵的指示擅自行动的后果。但从史料综合分析，主要还是薛仁贵缺乏战略意识，对敌军动向缺乏准确把握，轻易地被论钦陵诱敌深入，就像高句丽大将乙支德文对付隋朝远征军、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对付拿破仑一样。
而薛仁贵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战略失误，还把原因归结为“天时不利”，用一些神叨叨的迷信来做挡箭牌，其见识局度实在是跟李靖、李绩、苏定方等真正的名将相去甚远。
仁贵叹曰：“今年岁在康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仁贵坐除名。
东线：对新罗作战的溃败
高句丽掀起复国运动，被新罗所利用，半岛局势告急，此时已经削职为民的薛仁贵被高宗封为鸡林道总管，作为百济地区的总指挥，对新罗作战。
这段历史在中国史书中一笔带过，唐军与新罗互有胜败，却莫名其妙撤出了半岛，新罗人掌控了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和全部百济故地。
在新罗人史书中，较为清晰地描述了唐朝新罗战争的经过。实际上，驻守百济的唐军在薛仁贵的率领下，以全面惨败告终。
671年6月，新罗展开对唐军的突袭，在石城斩首5000余人，俘获唐将6人，
“（新罗）与践百济加林城禾，遂与唐兵战于石城，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
当年10月6日，又攻击唐军前往百济的运量漕船70余艘，“沦没死者，不可胜数”。
675年，（新罗）“与唐兵大小十八战，皆胜之，斩首六千四十七级，得战马二百匹。”
唐与新罗在百济故地的最后一战是薛仁贵亲自打的，唐军先胜后败，失去了百济的立足点。（新罗）“与薛仁贵战于所夫里州伎伐浦，败绩。又进，大小二十二战，克之，斩首四千余级。”
在这场战役后，薛仁贵在百济彻底失败，唐军无奈完全退出了对半岛南部百济的争夺，从而彻底失去了征服倭国的机会。
唯独北部战区的唐将刘仁轨和高侃获得了攻破七重城等胜利，挽回了一点面子。
在这种形势下，新罗乘胜求和，大唐也因两线作战，精疲力尽，需要集中力量对付强大的吐蕃，遂完全放弃了百济故地，与新罗以大同江为界划江而治，新罗继续作为藩国向大唐称臣，但实际上唐朝的百济战争战略上完全失败，等于为新罗做了一回嫁衣。
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薛仁贵在百济经略无方，作战无能，在数年之内缺乏措施手段，战争没有一点起色，反而节节败退，最后被彻底赶出了百济，跟当年打下百济的苏定方、刘仁轨的综合能力差距有霄壤之别。同时，征伐百济前后，正好也遇到了唐朝府兵制的没落期，唐军作战能力急剧下降也是一个因素。
薛仁贵勇则勇矣，但缺乏谋略实在是他无法弥补的巨大短板，以至于在大唐李绩、苏定方等名将去世后，唐朝缺少了统帅级的主心骨，此前一味猛打猛冲的他缺乏战略思维、大局意识和调度能力，以至于在对吐蕃、新罗的战争中连连失利，此前战无不胜的唐军，到了薛仁贵时期成为常败之师，尤其是丢失百济故地，使大唐失去了征战倭国的跳板，对此后一千多年的东北亚格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020.11.17写于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