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彭璜、易礼容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筹建了一个文化书社，主要销售中外各种反映思想变革的图书报刊，诸如《达尔文物种起源》《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青年》《少年中国》《新生活》等，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书社开张后，如何扩大影响，打开销路，成为*等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是颇有头脑的，他拿起手中之笔，起草了多份文化广告加以宣传推广，包括《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等。这些文化广告，或侧重于所售书籍种类列举，或侧重于思想内容概述，或侧重于读书方法介绍，各有不同、相得益彰，读来毫无广告推销之感，倒有思想启发交流之雅趣。其中，《读书会的商榷》一文很值得一说。
《读书会的商榷》全文不足500字，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读书会的好处，概括起来就是：图书共享，切磋讨论，集资买报刊。要知道，当时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主要靠书籍报刊，而印刷技术又远非今日之便捷，故而书报虽广受欢迎但价格不菲。特别是对青年学子来说，大肆购书堪称奢侈之事。即便如鲁迅，在当时也常常抱怨购书费用之昂贵。1912年他在日记中记述：“审自五月至年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由此也无怪乎时人哀叹：“在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时候，薪水收入拿来对付吃穿住都有问题，又怎能顾到不能补肉长肌的精神食粮呢？”自然而然，*的点睛之笔也落到了卖书之事上来：“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虽说是为了售书*才大扬读书会之益处，但客观地说，对于读书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这不仅因为之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提倡穷人子弟组织读书会合作买书、交换阅读；而且在其后的岁月中，他也多次组织读书会，并从中多有所获。
读书会并非*的发明创造。我国古代文人就有聚会读书，切磋交流的传统。《礼记》曾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吟诵唱和，可以算作读书会的古代形式。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欧风美雨纷至沓来，西方各种思潮冲击着中国人的头脑。动荡不安中，科举废、学校兴，接触知识和文化的条件越来越便利，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读书的需求也较以往急剧增加。在这种背景下，读书会悄然兴起。据记载，民国二年（公元1912年）即有报刊对读书会进行报道。
说到这，有必要先谈谈读书会的组织特点。所谓读书会，顾名思义是指旨在读书交流的小众社团组织，它以读书为对象，成员多是志趣相合的熟识人群，组织形式也较为松散。按照台湾学者邱天助的观点，读书会具有自助、合作、自愿、民主、非正规等特性，因其形式灵活、组织方便、交流畅快、氛围和洽等，广受读书之人的欢迎。正是看到读书会在思想传播、人员组织等方面的诸多优势，革命岁月中，中国共产党极为推崇这一组织形式，并积极借助它开展工作。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作者 | 樊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