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群体，按照经营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他们划分为行商和坐贾。早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就有了关于商贾的全面而明确的定义。《周礼注疏》中有“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的说法。《白虎通义·商贾》写道：“商之为言，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由此看出，出门在外，云游四海做生意的商人，即为“行商”，而开店铺在固定场所经商的商人，就是“坐贾”。黄仁宇在其《放宽的历史视界》一书中也说：“客商（即行商）为经常旅行之商人，以别于坐商。”
行商
《游宦纪闻》中说：“行商之身，南州北县。”行商，是通过游动性的交易形式，把某些地方需要用的物品，或当地不生产的货物主动运到该地出售。南宋诗人范成大《右春日田园杂兴》中的诗句“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就是对“行商”深入农村采购的生动描述。
根据描述，我们很容易把行商想象成如今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叫卖小贩，我们日常生活中多见的行商就是走街串巷、上山下乡的小商贩。然而在先秦、秦汉时期，行商的主要群体是贵族出身的大商人，在集市上坐列贩卖的“坐贾”反而是出身较为低贱的中小商人。战国有的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劳动力，动辄用几百辆大车转运货物。他们把布匹、绸缎、茶叶、珠宝首饰或粮食从内地运往边疆游牧部落，再把贵重皮毛运回内地。春秋时期的“商界巨子”范蠡就是这一时期行商的代表。范蠡原来是楚国大夫，辅助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建立霸业，官拜上将军。但他觉得勾践此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安乐，不如及早抽身以自保。于是他悄悄地收拾起珍宝珠玉，更名易姓，携家带眷，“乘扁舟浮于江湖”，做商人去了。战国后期的大商人吕不韦，经营可以获利百倍的珠宝，带着商品游历四海，与各国贵族、官僚打交道。这些大商旅会组织一些长途贩运的商队，丝绸之路正是这种大规模商队所开辟的。
到了宋代，行商这种形式的贩运贸易较之前代有了很大发展，行商的队伍有所扩大，且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越来越多，他们奔走于各地，在史料记载中常可看到他们匆忙的身影。他们所贩运的商品也大都是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他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也随之扩大。大行商贩运的货物价值高，且多经营奢侈品、专卖品，如盐、茶、布帛等。宋人李昭玘在《乐静集》中说：“万金之贾，陆驾大车，川浮巨舶，南穷瓯越，北极胡漠，龙皮、象齿、文犀、紫贝、夜光之珠、照乘之玉，一旦得之，则深居大第，拱手待价。”这正是宋代大行商的真实写照。而这些大行商中最富有的要数海商。宋代的海商资本雄厚，有能力建造大船，进行远距离贩运。海上贩运，利润要大于陆上。宋人洪迈所著的《夷坚志》中记载，泉州杨姓商人经营海上贩运贸易十余年，集资两万万。一次，他贩运货物前往临安，一船所载沉香、龙脑、苏木等奇珍异宝价值达四十万缗（古代货币计量单位）。一些富商也因贩卖布帛、丝绸而发了大财。如晋江地区有一富商，一次拿布五千匹，运到邢州（今河北邢台）出售；越州萧山富商郑晏，经营丝绸贸易，有一次官府查账，发现*的纱就有几万匹。足见这些巨商贸易经营规模之大，富庶程度之高。正是海商贸易的繁荣，成就了中国古代的第二条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长途贩运的大行商，往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在当时的交通与运输技术条件下，江舟海舶一遇风浪便有颠覆的危险，船毁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陆运虽可免风浪之险，却又有遭抢遭*的危险—途遇不测、人去财空的事也不乏记载。《太平广记》《蜀中广记》中就记载了不少这些行商的辛苦与艰险。唐朝元和年间，僧人崔无隐的兄长，行商过程中“溺于风波”；贩盐于巴渠（今四川东部）的商人王行言，行商途中“鸷兽成群，食啖行旅”。野兽出没，攻击过往旅人，可见环境之恶劣，王行言本人也是在途中被老虎所害。除了自然界的风浪猛兽之外，还有一些盗匪官吏的劫掠。《太平广记》中还有记载，汴州（今河南开封）的劣霸李宏，“强贷商人巨万，竟无一还”。以借钱之名，行劫掠之实，商旅们过汴州时都闻风丧胆。比盗贼还凶残的，是那些披着官吏外衣的行掠者，比如出使新罗的唐使臣邢璹，在回唐归途中，遇到百余商贾，载着好几船货物，都是些珍翠、沉香、象犀等奇珍异宝，价值千万。邢璹趁人不备，将百余商贾尽*之，抛入海中，将宝物据为己有。一次袭*行商上百人，真是骇人听闻！
行商旅途奔波劳累，还有丧生送命之忧，竟然仍有许多人愿意干，其原因想必在于“逐利”二字。五代时期闽人黄滔的《贾客》中有诗句：“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可见古代商人是冒着生命之险在出海逐利。马克思曾说过一段关于资本逐利性的话：“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蠢蠢欲动；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古代的行商甘于冒险，恐怕也当作如是观。
中、小行商主要以贩运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及手工艺品为主，从事者大多是城市或集镇上的市民，贩运路程多在本路或邻路范围内。《夷坚志》中还记载，丽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贩于衢州、婺州（今浙江金华）之间，一次贩运布帛的收益不超过三百贯钱；鄱阳商人黄廿七，把景德镇的陶器运回来出售；乐平的金伯虎与余晖携带本地所产的纱到襄阳贩卖；临州商人常到臧湾贩卖篦头、钗、镊等小手工业品……这些商人比起大行商，显然是资本微薄，大都获利有限，有的仅供衣食。
坐贾
相对行商而言，坐贾是指在市内拥有固定铺席的本地商人。《说文解字》写道：“贾，市也……一曰坐卖售也。”所以，坐贾首先就表现在其“固”上，即坐而售卖，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售卖商品。先秦时代，这些坐于市中贩卖的工商业者，大多是贵族的附庸，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甚至无法独立，政治地位也极低下，无法像大行商那样负担长途贩运的费用。尽管坐贾中也有大商人，但总体而言，直到唐代，坐贾大多还是小商人，这一形态到宋代才有所改变。
坐贾作为坐卖商，他们必须坐落在一般消费者熟知的交易场所—市。所以这种经商方式，是在“市”产生后才可能出现的。唐以前的城市中实行坊市制度，市场设置在城内一个特定的地点，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市中的工商业者的一举一动都不能越出许可范围，随时需要接受市政官吏的稽查和监督。因此，工商业者在市中的经营地点和时间，甚至是商品的归类，都要遵从官方的统一要求。坐商在市中还要“分行列肆”，按照经营品种的不同，划分若干个区域，使商品经营者“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尔也”“货列遂分”。就是说，工商业者只有在官方指定的行列中才能经营。在唐代，坐商在市中的经营店铺被称为“廛”“肆”，后来又称为“店”或“店铺”。
宋代以后，坊市制解体，店铺的设置也开始变得开放，开设的时间、地点和经营种类也较为灵活。“坐贾安于市”，店铺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中的店铺数量变得多起来，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行铺，如以交引铺、典当、质库为主的经济力量雄厚的大行铺，非富豪之商贾不能经办。在商业繁荣的大中城市中，金银、彩帛交易“动辄千万”。一些大型酒楼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在南宋临安，店铺林立，大大小小的菜楼、面店、酒肆、果子铺，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经营品种繁多。
与之前不同的是，经营店铺的大多是中等阶层的人士。实际上宋代的坐贾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贩运商兼营或转移过来的。如南宋时，许多外地人居住在杭州凤凰山，他们本来以贩运为业，是行商，后来在杭州成家立业，成为了兼营贩运业的坐贾。城市中的坐贾势力明显增强，这类商人的经营方式主要是提供本钱，然后委托他人经商或雇佣他人协助经营。坐商避免了行商的漂泊流动，有固定的交易地点，因而没有太大的风险。
坐商待客的服务态度，是影响其收益好坏的重要因素。坐商对于登门顾客的态度是十分关切的，笑脸迎送。无论何种情况商家都不许顶撞顾客或与顾客争吵，对于有身份的顾客或大宗货物的买主，还常常采用让座、敬茶等手段殷勤招待。为了招徕顾客，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手段，如店铺招幌、店家字号、商业楹联等，以便传达商品的信息。唐诗中经常有反映坐商服务态度的内容，如岑参的《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中有“河边酒家堪寄宿，主人小女能缝衣”的诗句，“小女缝衣”构筑了非常温馨的意境，表达了顾客对于商家服务的满意。
《太平广记》中也有关于坐商服务态度的故事：“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紫衣数人，仆马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自出迎则已。入座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
故事中的店家，工作了一天，就要关门的时候，遇到有客人，又打点精神，继续为客人服务，经营中体现了以客为尊的态度。
坐商这种经营方式延续至今，成为现代商业经营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激烈的商业竞争使坐商们越来越重视待客服务和售后服务的竞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也是提升商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