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写了哪个名著,曹雪芹写了几本书

首页 > 文化 > 作者:YD1662022-12-03 15:06:56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硕士 杨少伟

实事求是地讲,从先秦时期的孔庄屈孟到中古时期的李杜苏黄,再到近古时期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人物传记都比曹雪芹的要好写,原因有二:所提前者皆为先贤,被很多人景仰传颂,知名度极高,此其一;其二,留下的作品很多,相应地,记述人物事迹的史料也非常多。但是关于曹雪芹的资料却少之又少,因为同先贤相比,时人眼里的曹公显得“下里巴人”“不伦不类”,甚至是“不肖子孙”。既是如此,还有谁会花心思为其作传呢?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蛛丝马迹,没有相当的恒心和毅力,恐怕最终亦是走马观花,一无所获。正如周汝昌先生在这本小书《曹雪芹的故事》中所说,这是“一件最困难而最值得做也最需要做的文化工作”。

曹雪芹写了哪个名著,曹雪芹写了几本书(1)

《曹雪芹的故事》

周汝昌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红学家,从1947年开始涉足《红楼梦》的研究后,便“一入红楼深似海”,在版本学、曹学、探轶学上都颇有建树,堪称红学界的泰斗。《曹雪芹的故事》便是周老“辛苦了四五十年的一点收获”。在周老以前,介绍曹雪芹家世的相关著述也并非一片空白,上世纪20年代,胡适第一次把曹雪芹当成一个严肃的文学课题来研究,在1921年写出了《红楼梦考证》这般开辟新红学的文章,但文中涉及曹雪芹家世的内容仍是比较粗略的家庭历史梗概;此后李玄伯先生因发现清宫中的曹氏奏折而出了《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其对曹家如何发迹和宗室组成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证,然对曹雪芹本人依然讲得不多;再后,房兆楹先生在《清代名人传略》中编入了“曹雪芹”这一词条,采胡适说;建国后,张慧剑在《亦报》上连续发表《曹雪芹》长篇文章。

《曹雪芹的故事》的写作方法还是以史料考证为主,夹杂着一些文学手法,这也符合传记学的基本范式,譬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都不是单纯地堆砌史料,字里行间都有作者的态度和情感,读之让人心神荡漾。《曹雪芹的故事》亦有此特点,里面夹杂着作者对曹雪芹的深厚情感。试举一例,在对雍正皇帝的描述中,很容易读出一些感性的或者带有偏见的形容词,大概是周老太爱曹雪芹了,一切伤害过曹雪芹的人都应当被谴责。周老认为,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曹家被抄以后在乾隆上台后又有所复兴;曹雪芹锦衣玉食的生活主要在乾隆年间,因为乾隆元年时曹雪芹正好十三岁,符合《红楼梦》中宝玉的年龄。对以上两点的推测,笔者持保留态度,若如周老所言,曹雪芹卒于乾隆癸未除夕,是年曹雪芹将将40岁,张宜泉的《伤芹溪居士》中“年未五旬而卒”便无法解释,这是第一点理由;第二点,如果雍正五年曹家被抄,那时曹雪芹只有三岁,岂会把府中的富丽堂皇记得如此清晰?如果说荣宁二府不是曹家南京旧居的影子,那便是乾隆后曹家复兴时的住所,那么一个被抄过家的官宦,又能复兴到何种程度?这都是存疑的地方。

曹雪芹写了哪个名著,曹雪芹写了几本书(2)

曹雪芹画像

在思想方面,周汝昌先生认为曹雪芹受到了李卓吾、金圣叹还有谢济世等人的深刻影响,主要是他们对“情”的态度有共通之处。儒家竭力维护的是人际关系的恒定,“情”是不可以纵之任之的,否则社会将紊乱,“序”将受到损害。儒家认为“序”是先天就有的,不可更改,符合道理的。然晚明时期这一套理论已经开始显现弊端,有人用“情”加以反对,汤显祖、李卓吾、冯梦龙等人都是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理”是杜撰的,人为的,矫情的,“情”才是充塞于宇宙万物之间,这是《红楼梦》创作时的一个大背景。周汝昌把谢济世对曹雪芹的影响加以阐述,倒显得有些新颖。周以为,谢济世做过曹雪芹的先生,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品格深深影响着曹雪芹。还有其对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善于观察分析,富有科学精神的、异于“八股文章”的学识影响了幼时的曹雪芹。我们在研究曹雪芹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其家学渊源,以及其在被抄家后的种种遭遇(社会教育),而忽略了其学校教育对曹的影响。如果深挖各种史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想必学校教育对曹雪芹思想形成的研究大有裨益。曹家巨大的关系网,譬如平郡王家族,慎郡王家族,李煦家族、怡亲王家族等,都可以作为我们探究的切入点。

周汝昌先生终其一生极力坚持的一点——史湘云就是脂砚斋,或者说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的原型,并且最后与曹雪芹结为夫妇。平心而论,从众多脂批中的几条是支持这个说法的,然而绝大多数的脂批根本无法和这个观点统一,畸笏叟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说法众多,然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虽说传记允许文学想象,但是小说就是小说,不能等同于作者本身之生活。笔者以为周老在史湘云的问题上也走了胡适的老路,但是在《曹雪芹的故事》中对脂砚斋的工作做了总结,颇为公允。

《曹雪芹的故事》的写作风格和《<红楼梦>新证》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更近于普及型读物,读者人数肯定也不在《新证》之下,毕竟《新证》读的人有限,广大读者还是喜欢通俗著作,这也形成了一种矛盾或困境:未来,红学是继续躲在书斋里闭门造车自娱自乐,还是面向大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如何形成一种平衡,还亟待人们去思考。(杨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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