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宋代奇石窑“徐货皿”印文酱釉四耳大罐和局部
南越国宫署遗址是个大宝库
收藏周刊：您如何评价这次发现的重大意义？
李灶新：首先，用李岩先生的话说：我们通过肉眼的观察、通过类型学的对比，判断了三者之间的关联，并通过现场实物发掘、科技考古手段，固化了证据链，这是一种科学而谨慎的思路。
本次将佛山南海窑址、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I号沉船关联，确证了器物产地——消费过程——贸易线路间的联动关系，意义重大。我们认为，以产地、贸易港口、沉船为视角的“双南海”研究模式，为今后在陆地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港口城市考古，结合文献资料记载开展综合性研究、复原历史图景，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引领式的模式。
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奇石窑的烧造历史，为南宋时期广州仍是我国重要对外贸易港口，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认真梳理奇石窑在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外港口遗址、沉船的发现情况，将为各地的文物研究、交流提供宝贵契机。它还进一步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文化遗产类型，尤其是与广州密切相关的“生产基地”遗产类型，对助力将佛山纳入海丝申遗联盟城市、助力广州牵头海丝联合申遗成功等有重要意义。
南越国宫署遗址是个大宝库，还有许多隐藏其中的历史信息和秘密有待发现研究。这次公使酒库的确认，并提示它与南海I号、南海窑的密切关系，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任重道远。
宋代“广州窑务造”印文砖
或可提出“广州窑”一说
收藏周刊：刚才说到“重新认识奇石窑”，您如何看待它对广州乃至广东陶瓷业研究的意义？目前“南海诸窑”定义有无最新解读？
李灶新：从前认为奇石窑到南宋初期已衰微，但据目前考古发现，其创烧可能早在唐朝，鼎盛期在北宋与南宋，而元明清以后仍有烧造。
目前珠江三角洲、尤以广州为中心的这些窑址，按考古学命名法则，是以发现的最小地方命名，比如广州的西村窑、在文头岭村发现的文头岭窑、在奇石村发现的奇石窑等。而事实上，按唐宋时期做法，通常以其所在“州”来为窑址命名，例如越（州）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等。
我个人认为，若以唐宋时期的州来命名窑址的标准来看，可提出“广州窑”一说。
如上所述西村窑、文头岭窑、奇石窑，包括后来的石湾窑，以及汉代的海幅寺窑、唐代的曾边窑和沙边窑等，这些在唐宋等时期“广州”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围绕广州这个主体消费市场来进行陶瓷烧造的窑场，在更大时空领域中进行观察，会发现它们都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或可统称为“广州窑”。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广州窑”三字，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有出土“广州窑务造”印文砖，与此遥相呼应；在生活器方面，我们发现有“官”字款刻铭陶瓷片；广州宋代文献亦有“官窑站”“官窑铺”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奇石窑、文头岭窑在内的这些区域的窑场，曾为官方生产器物和建筑材料，“广州窑”或曾是当时的广州设官监烧的“官窑”。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肖达顺：
佛山南海窑址考古工作队不负众望
“抢救性”取得南海I号相关重大发掘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