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了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
第三，从现在已知的资料判断，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因为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53件写经判断，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只是不知此抄经机构何时结束。这批写经中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赖敦煌石室得以保存至今。
宫廷写经通常在卷尾题记有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璜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繁多的名目一一罗列于卷尾，这几乎是所有官抄经书的规制。当时纸张尺寸较小，由于经书多长篇大论，故须将纸连成长卷。写经者不一定深谙佛教，所以多用寺院僧人来初校、二校直至三校，详阅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上列详阅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当时是很有名的。由此三僧主持详阅的政府抄经很多，粗略翻阅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可以发现，其中的斯1456、斯2573、斯2637、斯2956、斯3079、斯3094等经卷均为三人所详阅。监制者多是政府挂衔的官员，其中虞昶是唐代书法家虞世南之子，也担任过抄经的监制工作，如斯2573、斯3079等。正因为如此，宫廷经生所抄成千上万的经卷十分整齐，涂字改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