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跳的是什么湖,老舍为什么投湖是什么时期

首页 > 文化 > 作者:YD1662023-04-16 23:30:52

老舍的晚年照片

老舍再没有回家,哪里都找不到他。直到25日下午,舒乙接到电话,让他去太平湖。出事了。胡絜青回忆,她到太平湖后,鱼场的一个老头说,白天有一个老头,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大概是到夜里人少的时候,投了水。从早上出门,到夜里投水,老舍在8月24日这一天里想了什么?没人知道。“人民艺术家”老舍几乎是“文革”中最早受到冲击而自*的文人。而在此之前,老舍又是同辈作家中,对投入新时代最为热情、创作成绩也最突出的一位。只有他,在解放后又有过新的创作高峰,有《茶馆》这样可以代表个人最高水准的代表作。但是,这十七年里老舍写下的不止有《龙须沟》和《茶馆》,他还写了大量的歌颂、宣传之作,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劳模”。1949年12月,在美国讲学的老舍辗转回国,他以真诚乃至亢奋的心情想要赞颂新生活、新社会。1950年完成的剧本《龙须沟》,排演后大获成功。这样的作品正是当时所需要的,老舍因此被北京市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成为文艺界的样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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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签名祝贺老舍获“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先后担任文联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与*私交甚好。50年代,老舍写过《春华秋实》(1953年)、《青年突击队》(1955年)、《西望长安》(1956)等话剧剧本,因为写的不是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都不太成功。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在多年之后谈起当年老舍的话剧创作,曾经感叹:“当时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演完了,戏也就完了。”老舍还曾赶赴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五个月,写了报道体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如此努力,但仍然写得不好。一位早已名满海内外的老一辈作家,为何会有如此饱满的政治热情?理解老舍的“钥匙”,应该是“爱国”。可以说,爱国或曰国家主义,对老舍来说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最坚定的信仰。为了爱国,他愿意将文艺作为牺牲。在抗战时期,老舍已经做出过同样的选择。1937年到1939年,本属 “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老舍,极为彻底地将写作向实用主义转变,他创作大量的鼓词、京剧等通俗文艺作品,把文字作为宣传抗敌的武器,并且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他说过:“谁写的都欢迎,只要他写的明白。什么题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战。”回归与彷徨但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50年代,在初期的亢奋过去,身为作家的老舍不是没有犹疑的。正如在40年代,他放弃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回归文学,写了《四世同堂》;从50年代后期开始,老舍的歌颂应景之作也变少了,在1961年,更是拿起笔开始写“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正红旗下》,同样是一次“回归”。但这部预计100万字的长篇,因“写十三年” 的极左指导思想的出台,最终只完成了1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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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下》 作者: 老舍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6月

在50年代,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近年来写的东西,“并不怎么好”,“都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光说剧本,就有十几部,其中,没有一本出色的”。像老舍这样最优秀的作家,在做这样的评价时,内心深处难道没有痛苦和矛盾吗?老舍的思想和写作是有转折的,而对于越发紧张起来的空气和创作氛围,他不会没有察觉。真正想写的不能写,更不能发表,或许这才能解释老舍在1963-1966年的创作低潮,才能解释为何老舍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竟是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1966年4月)。——就在1965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竟没有被获准发表。老舍在解放后的地位一直很高,很受礼遇,历次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但与从解放区来的丁玲等人相比,他在政治上远不处于中心。而在1966年文革开始前后,他似乎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边缘化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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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接见文学艺术工作者时与老舍握手

1966年7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巴金看到老舍“感到意外”。因为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听到老舍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没有问题”?

夫人胡絜青则回忆,当时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

所以,老舍在23日坚持要去文联参加活动,除了不甘落后的“积极”,是不是也交杂着内心的焦灼和忧虑?林斤澜曾回忆,在老舍辞世前几天,曾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比如“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一位已经67岁、说过“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的老作家,要在怎样的处境乃至绝望中,才会流露出这样的悔意?舒乙在《老舍最后的两天》则写过,老舍曾谈及,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预言: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当时预见到了什么?表面上看起来,老舍在解放后一直过得很顺利。正因如此,一些人认为老舍的自*是因为8月23日的经历对他来说过于突然,无法承受。但这样的解释是否太简单了?老舍的“心路”不应该是8月23日的突然转折,而是有更长时间的思索和彷徨。

是抗争?是绝望?

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在之后多年都反复思考着父亲的死。他提到,老舍在抗战时写过一篇文章《诗人》,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会以身殓,就是以自己的身体来进殓,投水殉职。他还发现,在《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太太死了两个儿子,在葬礼上,大家突然发现这个老太太不哭,不说话,但是两个眼睛放出了异样的光。……果然到了墓地之后,她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而据跟老舍一起在孔庙挨斗的一些难友们向他回忆,当时他们发现老舍先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他们觉得非常害怕,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肯定要走了。冰心也曾对他说,“你爸如果死,肯定是跳河”,因为“他作品里的主人公有骨气的人、好人全是这么死的。”作家笔下的人物,确实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作者本人面对某些情境时倾向做出的选择,但我们不能淡化情境,仅从死者的性格逻辑中归纳原因。还有很多人把老舍的死解释为一种“士可*不可辱”的抗争,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但老舍至死都没有放弃对新中国以及领导层的感情,他不会站在他们的反面。钱理群认为,“不能解释为抗争,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异端。而是说他已经无处可退了。”而度过了十年浩劫的老舍的同辈人,往往表现得更为愤慨。曹禺说:“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萧乾说:“反正‘文革’那时,自*和他*已成为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有何区别?”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提到,他认为《茶馆》里常四爷的一句话可以看作老舍的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们共同强调的,是迫害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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