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心的日本人又来了。100多日军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终无功而返。之后，日军又来了三辆大卡车，架起机关枪进村，挖地三尺也未能找到。吴培文在大叹“大炉有灵，天助我也”之后，想出一个妙计，他花20个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
第三次进村的日本兵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
日本人仍不相信这样的结果，仍死盯紧吴培文的行踪。为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1946年7月，一条消息登上报端：“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文中“古炉”即司母戊鼎。原来，国民政府安阳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
据载，大鼎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展出，轰动了整个南京城，蒋介石亲临参观。1949年大鼎在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
这件旷世奇宝，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国之宝。
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其子祖庚继位。武丁之前，商朝的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为主。武丁开始，逐渐确立了父死子继的制度。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王都，一直在不断迁移中流浪。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今河南商丘），以后三百年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盘庚迁殷（今殷墟遗址，河南安阳）才第一次确立了长期固定的王都。
到武丁时期，甲骨文发展成熟，青铜时代进入盛期，史称“武丁中兴”。
炎黄、尧、舜、禹、汤毕竟是古书中影影绰绰的人物。考古是我们认识远古最直接也是最唯一的证据，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重新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版图。随着考古学发现和证实，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武丁时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期，算得上中华文明许多特征的源头。
“记言”、“记事”历时三个阶段，最初记传言和时事，其后记言诰誓命和天下大事，汉以后流变为记“言语”和“行动”起居注之类。
《周礼》系统所载史职，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均有涉于“记言”，太史、小史、外史，皆有与于“记事”。
庞大而华贵的后母戊鼎告诉世人，那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它们代表着森严壁垒的封建等级制度。
礼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的背后则是如山岳般屹立不倒的社会秩序。王权高高在上，身份的标志，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秩序。
“左史”、“右史”最早出现于武丁时期，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备选封面（02）
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
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融进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礼器之中。
商人尊神，青铜雄浑大气；周人崇礼，青铜简洁朴拙。我们的祖先，在这个人类全新的青铜时代，用艰辛和智慧，走出了一条让后辈望尘莫及的青铜之路。
“中国”的概念，是从周公时代开始的——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
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制订这个样本的，就是周公。周公眼里，秩序贯穿于整个邦国，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秩序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又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
周王朝定下的这些“规”和“矩”，其后中国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的君王们，沿袭使用了几千年。
“轴心时代”是指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大体算得上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把三百年的轴心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与毕达哥拉期，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孟子、庄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行；第三阶段：希腊人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荀子与韩非子。
这样的划分，无疑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考量的。是他们通过“特殊培训班”，支撑着世界“轴心时代”的到来并走向辉煌。事实上，他们不仅仅影响着关乎人类文明走势的帝王将相，同样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是他们，奠定了人类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人类的行为准则，道德操守，文明秩序……是他们，垫下了第一块砖。
本书收集的40篇历史散文随笔，把重点放在先秦，是因为先秦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充满无限激情和无穷魅力……无论从哪个方向去看，先秦都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值得书写的时代。
这个时代对中华文明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士”，比如荆柯、比如苏秦、比如张仪、比如范雎、比如甘罗、比如邹忌、比如冯谖、比如商鞅、比如孟子、比如孙膑、比如田忌……都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传说与佳话。
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因为有“士”。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
今天的专家学者给这个群体一个特别的称谓——先秦诸子。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认为登上历史舞台扮演这个“轴”的，便是不可一世的“士”族阶层。
整整一部《左传》，可*不可辱的史事不绝于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都却一个没有。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之风骨所在。
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封底（局部）
借古，讽今，知未来……后学的蓄水池
“二十四史”虽以《史记》领衔，不得不承认的是，《史记》却乃二十四史中的“另类”。
与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之称的《史记》，带有相当浓厚的先秦诸子百家的特点。尽管司马迁也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而不是为了给皇帝歌功颂德。
中国早期的史官多为贵族世袭，故称为“太史公”。那些著史的“太史公们”均为“士人”，全是有风骨、有气节、不折腰的有识之“士”。
有一个典型的历史案例可列为“证”。春秋时代，齐庄公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为崔柕手下所*。齐国太史公在史书上如是翔实落笔为“崔柕弑其君”，崔杼看后大怒，要求将“弑”改为“诛”，太史拒绝修改，崔杼一气之下*了太史。太史的弟弟接替哥哥之笔，也拒绝修改那“弑”字，同样被崔杼*害。轮到太史的幼弟接笔，仍不改那“弑”字，崔杼见兄弟三人以死坚持直书，只好放了他。
“弑”与“诛”，仅仅一个字，即构成历史的正义感，甚至为了历史的尊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从知道那“太史三兄弟”的姓名了，如果能青史留名，应当是历史上最具传播的佳话。
按照传统道义，臣*君属于以下犯上的逆行，称为“弑”；*死有罪之人属于替天行道，称为“诛”。崔柕可以*掉史官，甚至可以*掉庄公，但他却无法逃脱历史的批判与审判。
孟子对太史的那种“春秋大义”留下了经典的总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后人心中，司马迁同样有着“太史三兄弟”般的硬骨头。
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手握史家之如椽大笔，挥写下如许不朽文字——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历史是对现实失败者的一种补偿和慰藉。可以说，只有受过奇耻大辱的司马迁，方能写下如此留传后世之绝美雄文。
时间是最好的历史书写者。在时间面前，后来出世的班固在写完《汉书》之后，表达出对《史记》的不以为然。他甚至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与班固同一时期的王允更进一步：“武帝不*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班固所论“其蔽”，也就是王允所谓“谤”。
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眼里，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无疑是失败者，显然是他留有后世顶礼膜拜的《史记》。
思想的自由，文化的勃发……可以借古，可以讽今，可以知未来……可以成为后学的蓄水池。
“先秦”何以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中国古代历史将春秋战国时期总称为“先秦”，既然是“先秦”，历史应该以“秦”为轴心而延展开来的。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秦帝国”很值得研究。
春秋战国末期，是水患和饥馑逼出了一个“大秦中央政府”。那时，割据的诸侯，都彼此像贼一样提防着，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灾年禁止谷米流通。等等。
较量绝不止在战场上，秦始皇能统一天下，或许可以从某些细节管中窥豹，当六国都在各自打着小算盘，用百姓的生命以邻为壑的时候，秦始皇却宣告“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
郑国渠原本“四战之地”的一枚棋子。此乃韩国走投无路之下的“疲秦之计”，真实意图在于耗竭秦国实力，以拖延战术求生存之道。
郑国渠的开工时间是公元前246年，也就是赢政元年——这算得上秦始皇的“一号工程”。一水灌溉关中，“疲秦之计”最终变成“强秦之策”。郑国渠建成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国统一中原的战车正式驶向战场，战车所向披靡最先压得粉身碎骨的，却是苦心孤诣的韩国。
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三大水利工程就是三个不同风格的水利博物馆。
三项水利工程，助秦始皇一统天下。长城是为了防人，郑国渠是为了惠人。曾是战争产物的水利工程，最终走向了利民利国。
秦始皇还首开了卖官先河，宣告中国历史上买卖官爵从此开始。
实际上，“乌纱帽生意”早在秦始皇爷爷秦孝公时期就开始了，丞相商鞅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构想——让老百姓交纳余粮而给以爵位。
而将“乌纱帽生意”做到极致的，却是秦始皇的仲父吕不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国家政权投资，直接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从而开辟资本与战争相结合的大路，是从吕不韦开始的。
吕不韦用金钱为自己获得了相位，为子楚（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获得了王位，用自己的成功经历撰写了“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典故，他用自己绝妙的“政治经济学”，一度将大秦玩于股掌之中。
不愧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风险投资家，吕不韦正是在资产的支持和运作下，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国进行了权力*。而通过以秦政权为抵押进行资本运作，吕不韦自己成了真正的“无冕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