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从象形汉字和《易经》来看语象合治
语象合治对中国符号学来说是个典型现象。先来看象形汉字，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字常常可同时兼有形符(象符)和声符(语符)两种功能。如甲骨文
3 语象合治的类型和特点
我们可以把语象合治分为“移心型合治”和“执中型合治”。
“移心型合治”是指语象跨界的同时又保留了跨界的痕迹或语象差异的张力感，人们在符号面前保持了一种多元性意识。“执中型合治”则意味着语象跨界的同时又消解了跨界的裂痕，语象差异的张力感被一种浑成的整体感所取代，常常具有象符（象形）和语符（假借为音符）双重编码性质。前者如古埃及圣书体的象形字，它在进行语象转换时是有形式标记的，比如用作定符（象符）时总是在词的末尾，用作音符（语符）时则置于定符之前，圣书字在语象转换过程中保持了跨界的痕迹即标记。相对而言，甲骨文是执中型语象合治，且以象符（象形、指事、会意）主导。甲骨文假借字都是由象形字兼职或临时应用，其表意活动还是以象符为本、围绕象符展开的。圣书字之所以属移心型语象合治，是因其音符（语符）处于主导或是语本位的，意符只是作为音符的补充：“与我们想象的相反，古埃及象形字中的表意符号并非常见。”（安娜-玛丽·克里斯坦 2019:83）古埃及象形符号不表音而在表意的时候，通常会在象形字旁边附上一个标记符号“丨”，而象形字做音符时则是无标记的。“圣书字中在意符旁边添加的指示符不同于古汉字中标指词义的指示符，其目的是表明此字符非表音，而是表示字形所描绘的事物。因为在圣书字中基本字符用来表音已经相当普遍，单独用基本字符来表词的情况较少，所以需要这种特别提示。”（陈永生 2013:73）当一个符号具有语符和象符双重功能时，根据标记理论，常项一般是无标记的、非常项则是有标记的（孟华 1999:269）。此外，当古埃及象形字做定符（没有读音、表示类别意义、依附于音符和意符后面的象符）时，也有自己的空间标记性：总是位于音符串之尾，易于识别。可见，圣书字的语象移心型合治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圣书字在进行语象双重功能转换和跨界时，一般保留了转换的标记即语象跨界的差异感；其二是语象合治的语本位精神，在圣书字行使语符和象符双重功能时，语符（音符）是其常项，象符（意符和定符）主要起到对语符的补充、限定作用。
象符倾向于象似或相似理据性编码，更强调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自然关联和距离感的缩小；语符着重于任意性规约编码，更强调意指关系的自由关联和间距性的扩大。因此，执中型的象本位和跨界距离感的缩小，体现了东方的理据性符号学传统；移心型的跨界差异感和语本位这两个特点也是彼此关联的，它表征了自古埃及以来西方的去理据化、任意规约主导的符号学传统。
很多学者对两种合治符号所承袭的东西方特性也有所认识。米歇尔（Mitchell，W．2012:31-32）曾说过：“维特根斯坦把象形文字用作语言图像理论的模式，而庞德则感兴趣于中国的象形文字，视为其可能标志着语言图像作用之极限的诗歌意象模式。”移心型合治的古埃及象形字，可能是西方合治符号的精神源头。这种移心型合治观在西方文论中用“语象叙事”（ekphrasis/ecphrasis）①一词表示，其基本含义是语象跨界融合。语象叙事的传统源自古希腊罗马，两千多年来其内涵经历了诗如画、以言及象、语象竞争的变化（王安、罗怿、程锡麟 2019:4），但基本精神始终未变。对比东西方文化中的两种符号，它们的特点还是明显的：其一，西方的语象合治符号通常保持了语象跨界的差异感。“语象二分而非融合……凸显了西方语象叙事传统与中国文论的最大不同。与西方相比，图文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水乳交融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要缓和得多。纵观中国文学史，诗画同源、诗书画一体等概念基本占据主导地位。”（王安、罗怿、程锡麟 2019:4-5）在诗歌中营造画面感是语象合治叙事的核心问题，中国文论叫做比兴，西方叫做隐喻：即一个画面（形象叙事中的喻体或比兴）和一个本体（语言叙事下的对象、事件）之间的关系问题。符号学家胡壮麟先生就肯定了龙必锟提出的“像间距”的概念：指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距离感（胡壮麟 2004:222）。我们认为，诗论中“像间距”的概念隐含了语象合治的两种方式：执中型——像间距的缩小；移心型——像间距的扩大。加拿大学者高辛勇（Karl，K）也讨论了像间距的东西方差异，认为中国诗里强调的是“兴”而不是比喻。在比喻的情形下，喻体和本体的距离感是明显的，但“在兴的情形下，两者关系则不明显也不明确”（高辛勇 1997:68）。其二，语本位性在西方文化符号中得以明显体现。西方的语象叙事传统被米歇尔表述为“视觉再现之语言再现”（Mitchell，W．2006:138），其基本内涵还是语象叙事，即通过语言叙事来实现视觉造型艺术的效果。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文学中对视觉艺术的模仿；二是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三是图像时代的语象合体。在语象二元关系中，语符成为象符形成的基本条件，或者说任意性差异观的语符思维一直是西方移心型合治符号的底色。当然，到了图像时代，在语符基础上营造语象合治的书写形象，转向了空间性语象合治、并置、竞争，时间性语本位的语象合治关系被反思和颠覆，被空间性跨媒介、跨符号、多语式的语象合治所取代。德里达（Derrida，J．）曾用“文字”这个概念总结了读图时代的新型语象合治观（1999，2005:11），但是他把这种语象合治的“文字”看做是制造差异的时空异延运动，譬如其句子摹拟实物形象而进行空间排列的图形诗，就是德里达的语象合治的“文字”：我们在时空变换、在观看（图形）和阅读（诗）中往返穿梭，它被我们当做图形来观看时，一方面抑制了对它的阅读，另一方面又建立在阅读和观看的跨界合治基础上；它被我们当做诗来阅读时，一方面造成了与观看（图形）的隔离和间距性，另一方面又是语象移心、合治的过程。
4 语象合治观的理论基础
4．1 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基础
语象合治观可以从儒家经典那里获得哲学表述。儒家中庸之道最简明概括的说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简称“执两用中”，即消解两端的极性对立，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执中立场。中庸之道在《易传》中体现为执中型语象合治的符号思想，魏晋王弼将其总结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韩康伯 1993:251-252）对执中型语象合治观的哲学总结，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用可视、可感、有理据的“象”去表达言与意，同时又随时忘记或隐藏这种视觉理据；其二，用可思、可说、可读的“言”去建构和理解视觉的象，同时又随时丢弃或隐藏用来建构象的言和意；其三，语符和象符只有在彼此边界的消失中，在相互融合、替补中才能完成自己的表达。
传统易学中的执中型符号观是一种消“界”而非主动跨界的符号意识。西方的移心型中性观是对语象边界区分基础上的反思和超越，而传统易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符号学中的语象边界并未经过一个充分标记化和理论范畴化的过程，或者说，语符和象符关系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经验事实被接受而非经过理性逻辑分析、反观和“移心化”处理。因此，执中型既保持了符号发生状态的某种整体浑成性，又以人们的身体经验和生命活动为中心，对语象两端进行有利于表达者或接受者的语用选择。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语象执中型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情思（语）与景物（象）的浑然一体。如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作者恬淡寂寞的情思并未诉诸纯概念化的词语，而是寄托于物象和场景之中，情景交融。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更追求语象圆融，无论是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还是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的“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均体现了书画之间同源、执中的合治特性：视觉性象符号揉入文字书写元素，语言文字符号则依赖可视性显象方式。
执中型语象传统使中国人倾向于一种整体浑成的意符思维：没有纯粹的看和画，亦无纯粹的思和写，面对可视形象时倾向于阅读和阐释，面对抽象概念时则喜欢采取可视可感、“立象尽意”或“物”的方式来把握。这种语象之间张力和距离感的消失，带有发生性符号构造的特征:重在对语象合治的浑成性应用而非对语象关系本身进行元符号反观。
4．2 当代西方思想理论基础
德里达直接把语象合治思想与“文字”关联起来。德里达（1999，2005:10-12）指出，原始文字或原始书写不仅包括了听觉的语言，还包括了视觉主导的象符号：“认定文字概念超越并包含语言，……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他认为“象形文字的图形具有语言形象和精神形象并行不悖的历史”，语象合治的象形字可能隐含着合治符号学的一种理论范式，语象合治可以“更深刻地把它理解为相互过渡……”德里达（1999，2005:12）这种以差异性语象跨界运动为核心的“文字”就是移心型合治语象观。
语象合治的符号学模型也是目前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无论是巴特、福柯（Foucault，M．）还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J．），都对语象关系如词与图、词与物的中性关系做过深入探索。在米歇尔（2006:5）的图像主义符号学那里，词语与形象的关系成为核心问题：“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再现：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
洛特曼（Лотман，Ю．）认为，任何符号或广义的文本“至少需要两种语言。从单一语言的角度，并不能准确地描绘这类文本”（卡莱维·库尔 2014:122）。根据洛特曼的符号域思想，语符或象符（图像、实物等视觉符号）从不是单一的，它们总是交织而成一个中性状态的、语象跨界的异质符号域。洛特曼还根据文化编码方式的不同将文化符号分为约定-离散的语言符号和图像-浑成型的形象符号（郑文东 2007:89），并将各异质符号如离散型语言符号与浑成型图像符号之间的系统关联性处理为符号学研究的重点，这种关联性就是语象合治的符号学立场。
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Fenollose，E．）将执中型语象合治的写意方式叫做“意符思维”（ideogrammic thinking）（徐平2006），“思维并不处理苍白的概念，而是察看在显微镜下事物的运动”（费诺罗萨 1994）。所谓概念在“显微镜下事物的运动”，就是写意符（语象合治的符号）双重意指的浑成性：以物象的方式把握概念，以意义的方式把握物象，同时又融解了这双重把握的边界。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符号合治观虽然包含了对二元对立极性思维的超越和颠覆，但它最为根本的符号思维还是建立在语符的任意性基础上的：对符号差异、间距性扩大的无限追求，是以否定的方式延续了理性主义自我反观、批判的哲学传统。
5 语象分治的两条西方符号学路径
语象合治的概念是相对于西方语象分治概念而言的。
语象合治意味着一个符号表达单位具有语象相互跨界的双重编码性质。它的对立面是语象分治，即一种坚守符号纯正边界的极性思维。索绪尔（1980:104）将理据性象符号（如代表法律的天平或有像似理据的拟声词）排除在语言符号之外，就是为了坚守任意性和时间线条性的语符性质不被视觉性、理据性的象符所“污染”。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治观的基本原则是一种符号的性质是建立在对异质符号的否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索绪尔只有否定了语言中理据性“象”的要素，语符的任意性、时间线条性原则才能成立。其结果形成了非此即彼的符号边界：语言的归语言，图像的归图像。分治观体现在文论领域就是莱辛（Lessing，G．2006:91）所强调的，诗歌属于时间性的艺术，绘画属于空间性的艺术。
皮尔斯虽然不持绝对的观点，但他也是持语象分治立场的。其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的三分法，就是在为异质符号划界。这种对内同质化、对外异质化的分治观，常常忽略一个符号所具有的跨界性多重编码性质。比如，皮尔斯的像似符中有图像符号和比喻符号，前者属于视觉象符范畴，后者属于听觉语符范畴。但皮尔斯将二者进行了单一编码处理，统称为“像似”，以与“规约”性的语符进行对立、区分。当然，皮尔斯并不否认一个符号可以同时具有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这些性质，但他的重点是在区分它们，而非关注三者之间的融汇、跨界、互补的中性关系。
5．1 西方符号学的第一条路径
就整个西方符号学历史而言，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学派以语符中心主义、规约性传统占主导地位，其坚持的道路被称为西方符号学的第一条路径。它的哲学基础就是德里达所谓古希腊以来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心灵模仿现实，词语模仿心灵，文字模仿语言，语言与心灵之间是一种任意约定的符号关系②。这种任意约定性，在符号学看来意味着在语符与现实世界之间人为制造的一种间距性、一种差异和思想距离感，唯有对立、差异、分治，模仿或符号性的替代才能实现，思想才能发生。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或之后的巴黎符号学是语本位（以语言为中心处理语象和言文关系）的，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处理为整个符号学的基本原则。“语本位”符号学立场强调以语言符号抑制非语言符号（主要指表意文字、象形字、图象等视觉性较强的符号），德里达（1999，2005:16）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在有声的言语和视觉的文字之间“贬低文字，而文字曾被视为中介的中介”。索绪尔的语本位模型实际上是西方拼音字母文化的产物。人类文字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接近图像的图画文字或文字画（如原始部落中不能准确表词、只能提示语言的图像符号）；二是接近语言的文字（以表音素的拉丁字母为代表）；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意符文字（包括各类象形字和意音性汉字）。尽管这三类文字都涉及语象关系，但方式不同：原始图像文字通过压制有声语言而确立自身，它诉诸视觉而非听觉；拼音字母通过抑制图像而实现声音的在场，它极力淡化自身的视觉要素而假扮成语言音素层面的等值记号。
西方的文字学是分治符号学的思想基础：强调异质性符号之间的区分性，力求以单一编码主导的方式处理符号。分治观被解释为一种二元对立的语象关系模型：其一，我和你不同；其二，通过对你的抑制来实现自我。索绪尔的语本位符号学就是继承了拼音文字这一“分治”的符号文化传统：第一，坚持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如视觉性符号要素）的区分；第二，以形式化的语言模型（如任意性、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去处理非语言符号。
显然，语本位符号观的分治立场抑制了非语言符号的编码要素，如图像符号的像似性、直觉性以及实物符号的场景指索性等等。结构主义符号学更关注的是“语法”而非“图法”或“物法”，按照聚合、组合“语法”设计的词表与根据“物法”（围绕某个主厨的随身方便性）设计的菜单是不同的：词表是“语”的范畴，指涉一个语义世界；而菜单语言则属“象”的范畴，指涉物的空间秩序、一个现实世界。
5．2 西方符号学的第二条路径
与索绪尔几乎同时产生的皮尔斯符号学通常被看作是西方符号学的第二条路径（这里的第一和第二并没有先后以及重要之意，主要在于区分二者的不同），而且势头大有盖过索绪尔符号学路径的趋势。之所以把其称为第二条路径在于其符号学模型的本质并非完全语本位。皮尔斯区分了像似符号（icon）、指索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③。符号，可分别代表图象、物象（或物的指示、索引）和语言。但皮尔斯仍是用分治的立场处理这些异质符号，如：“马”这个单词是语言符号，“木马”是图象符号，马身上的烙印或标签是指索符号。这三类符号的边界是由三种不同的意指方式来区分的：图象-像似理据;指索-索引理据；语言-非理据（规约关系）皮尔斯与索绪尔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一，皮尔斯更关注符号的动态意指关系（能指和所指、代表项和对象的解释关系），而非符号的系统结构关系。其二，皮尔斯关注符号的实体性即符号的外部相关要素如符号的物质性、解释者、符号指涉对象以及符号的理据性（如像似、指索）等。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更关注符号的形式规则，排除符号的实体性要素。比如
在命名符号这门学问时，索绪尔用的是Semiology，而皮尔斯用的是Semiotics，如果强调共性，两个术语可以视作同物。但毕竟当时他们身处异地，思想基础也不相同，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简言之，索绪尔的符号学之路更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和形式化结构，更偏向“语”的一极；皮尔斯的第二条道路更侧重符号的理据性和实体性意指关系，相对而言更接近“象”的一极。但不管是第一条路径还是第二条路径，它们都秉持分治的立场。这种分治性符号学模型旨在建立不同异质符号（如语象）之间非此即彼的边界，一种符号的性质是建立在对异质符号要素的排斥和抑制基础上的，因此重在区分而非整体融合。
6 语象合治的中国符号学实践
有没有与西方符号学两条路径相异的第三条路径？这是中国符号学学者一直在思考并追求的目标。因为它关系到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的属性、符号学研究的意指模式以及中国符号学在世界符号学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语象合治”是世界符号学研究可以探究的第三条路径，中国的符号学践行者近些年正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并前行着。下面我们按照研究者探讨内容的远近来分析一下中国学者的合治符号学思想。
6．1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祝东 2014）是系统探寻和分析中国先秦时期传统文化中符号学思想的第一部专著，涉及了易学、儒家、道家、名家、墨家以及法家等不同学派的观点，其中，作者对“周易”符号学思想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6．1．1 《周易》也称《易经》或《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它所蕴含的基本符号学思想是：预设了《周易》符号系统与世事之间内在的理据或表征关系，据此以阴阳符号的交替变化来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周易》符号谱系中包含了仪式的(或话语的)、图像的、书写的等各种异质符号，它们被“立象以尽意”的意象性方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层累的异质符号谱系，有理据地表征背后的世间万物及其义理。
6．1．2 古人实际上把“象”看做是“天下之赜”，即天地万物的直接表征，就像烟之于火、风向标之于风向、物的成色之于物的品质那样的自然理据性符号，于是意象理据被自然化了。意象理据的主要特点是：把带有人为动机性的意象掩饰为客观现实本身，并在这种意象与对象浑成不分的符号思维中建立意象与客观现实的必然理据性，最终完成意象对现实的替代。
6．1．3 纯粹的图像符号是反概念的，主要是像似性地再现现实物象；纯粹的书写符号是反物象的，主要是抽象性、约定性地代表某个语言概念。但《周易》的卦爻象符号通过象征性物象来间接意指观念，体现了图像的意符化、概念的具象化的图文交融意识，这种交融意识我们称之为“意象思维”或“意象理据”。其中的每类符号，无论是卦爻象还是卦爻辞，也都具有双重指涉的意象性：既指向它们背后的内容（现实物象和物象观念的混合体），又指向另一类符号。这种双重指涉性以及意与象的二元融会性，消解了图与文、意义与图像、意义与对象之间的界线。整个《易经》的这种介于图像与文字、图像与书写、意义与对象中间状态的意象性，具有文本符号特征，准确说来就是意象性符号化方式：强调异质符号之间边界的消失，如图与文的融和，或者是用可视性方式表达抽象观念即意与象的融合。
6．1．4 意象思维凝集了《周易》符号学思想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意象思维中的符号分类思想。《周易》涉及了三种基本符号：言、文、象，这种分类与索绪尔不同，后者重点研究的是语言符号，并不思考言、文、象之间的关系；也与皮尔斯不同，后者重点从区别的角度讨论了图像符号、索引符号以及象征符号的边界，虽然涉及语言符号，但对书写符号未予以应有的关注，而书写符号在中国文化符号谱系中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二是辩证的“符号间性”思想。言、文、象符号之间既可以各自用其所长来补充其他符号的局限（立象尽意、系辞尽言），同时又可将这种异质性的补充隐藏起来，掩饰为透明的替代（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三是意象思维的结果是产生一个融合的言、文、象要素。如卦爻象具有介于图画与图形之间的性质，卦爻象和卦爻辞的图文互补性，《易经》（象符号主导）与《易传》（书写主导）彼此融合性等。它们的要义是消解图像符号的像似关系与语言符号约定关系之间的界线，在象符号中有言符号的约定编码，在言符号中有象符号的编码，最终产生一种“类文本”。四是意象思维为世界符号学提供了一种浑成型的符号意指方式。这种意指方式是介于视觉图像符号的像似性和语言符号的相似性及约定性中间的意象性理据原则：按照可视、可感、有理据的方式呈现抽象的义理和观念，同时又“忘掉”或掩藏这种理据性。
6．2汉字的符号学研究
与符号学相关的汉字研究集中体现在三部专著之中：《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文字论》《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④。
6．2．1 汉字无论在中国文化符号谱系中还是在中国符号学思想史上均具有至高的地位，而在中国字学研究中成就最高、符号学思想最丰富、最系统的乃是“说文学”，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为代表。《说文》是以字形分析为主兼顾音、义分析，通过说解字形，结合形音义之间的关系来探求文字的本义。而其字形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六书”，实际上反映字形与义（或音）之间的六种关系，相当于符号学中的六种意指方式。
6．2．2 “六书”的意象性意指方式属于符号学而非语言学。符号学与语言学都研究语言文字，但语言学着重的是语言文字的任意性原则和线性结构特征（如组合和聚合关系等），符号学则更关注语言文字的理据性原则和非线性的意指特征（如词语的使用者、词语本身、指涉对象三者之间的理据关系）。相对而言，字母文字具有任意和线性结构特点，它们的语言符号性质较为突出；而“形音义”结合体的汉字具有很强的“离散力”，即汉字的意义主要不是来自字与字之间的线性结构关系，而来自它自身所包含的理据性意指关系。所以，字母文字相当于一个语言结构要素，它只有在线性组合中才能产生词语及其意义，字母是为“词”做准备的，属于语言范畴；而汉字汉语则以“离散性的名物为视角去观察现实”。“名物性”和“词语性”是两个区分的概念，前者诉诸意指和理据关系，更接近符号学；后者诉诸线性结构关系，更具语言学特征。
6．2．3 “六书”隐含了极为丰富的符号学智慧，是中国符号学走向世界最为宝贵的理论资源。传统六书学最核心的思想是对“六书”中的意象性意指方式的总结。其中的“四体”（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追求建立汉字与汉语之间“形义一致”的理据性意指关系，更注重“立象以尽意”，即以可视、可感、有理据的方式表达汉语；在语象关系格局中强调“象”的主导性；六书中的“二用”(转注和假借)则代表汉字意象性二元表达机制中的“字用原则”，立足于“据义构形”——为了表意的目的而对“形”或“象”变通或不拘一格地使用，从而在语象关系格局中摆向“语”的一极。
6．2．4 汉字文字学中“构意”的概念恰恰与符号学中的“理据性”意指方式相对应，这种意象性方式既不能完全用皮尔斯的“像似性”视觉图像原则来解释，也不能完全用认知隐喻理论“用一种事物理解另一种事物”的“相似性”语言隐喻原则来描述。应该说汉字象形字为世界符号学贡献了一种介于图像、文字和语言之间的中介化的意象性意指方式。
6．2．5 汉字内部隐含着一个言、文、象的超语言符号关系场。从现代符号学的立场看，“形”是图像要素，“音”是语言要素，“意”是文字（汉字）要素。它们代表三种符号法则：“形遵循图法，“音”遵循语法，“意”遵循字法。“形音意结合体”意味着这三种编码的统一，但主导型有差别：象形字是形-图法主导；汉字意符是意-字法主导；音符或假借是音-语法主导。因此，汉字内部隐含着一个言、文、象的超语言符号关系场。
6．3 现代符号学研究
中国现代符号学在起步之时，“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上”（王铭玉 2004:484）。其中如何处理索绪尔代表的形式论符号学和皮尔斯代表的实效论符号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现代符号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而明确遵循执中原则进行现代符号学“合治”创新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两部：《语言符号学》和《现代语言符号学》⑤。
6．3．1 《现代语言符号学》（以下简称《现代》）于2013年问世，这部著作折射了中国符号学继1993年《理论符号学导论》⑥、2004年《语言符号学》出版以来的进步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符号学由跟踪和引介西方符号学而转向自觉地理论建构。《理论符号学导论》走的是一条“分治”的道路，即坚持在索绪尔的形式论传统与皮尔斯的实效论传统的对立、区别中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二中择一的选边站队。《语言符号学》和《现代》则是走向“合治”方向的：一是坚持“语象合治”的基本原则；二是坚持索绪尔传统与皮尔斯传统的相互依存原则，着力发现索/皮之间内在的互补逻辑，尝试融合皮尔斯、索绪尔两个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符号观。
6．3．2 《现代》在第一编中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符号的定义，为语象合治预留了空间：“（符号）指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王铭玉等 2013:5）该定义中有三个关键词：物质载体、共有信息和对等。“物质载体”相当于索绪尔的“能指”，但更强调了其物质实体性。“共有信息”约等于索绪尔的“所指”，但索绪尔的符号学排除了那些纯粹个人的、偶然的表意活动，也排除了那些没有社会性的非意图性符号；《现代》的“信息”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它不仅包括索绪尔“所指”的抽象概念，而且也包括实体性事物和指称对象。“对等”是指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不是前后相随，而是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用梅花表示坚贞，绝不能解释为先有梅花，而后引起坚贞，恰恰相反，两者被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王铭玉等 2013:5）。
6．3．3 作者分析了西方符号学思想“合治”的可能性：索绪尔是基于符号系统和代码的传达符号学，皮尔斯是以基于符号过程和代码的语义符号学，“而‘有效的传达’和‘创造性的语义作用’被认为是语言符号两个方面的典型特征”（王铭玉等 2013:9）。这就使二者具有内在的互补逻辑而具有被“合治”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可能。在此论证的基础上，《现代》提出了自己的“合治论”的符号学观点：“关于符号系统和符号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王铭玉等 2013:14）显然，索绪尔的系统思想和皮尔斯的过程思想在这里通过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有被整合起来的可能性。
6．3．4 《现代》并未从流陷入“对象”之说，而是从语象合治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指出：语言中心论/非语言中心论的符号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根据它们的研究对象，而是取决于研究方法“以言观物”还是“以物观言”?《现代》表现出的“合治”观着力描述二者之间的内在通约逻辑或相互过渡现象，这样就把崇尚人文的、能指本位的、形式论的索绪尔传统符号学与崇尚客观逻辑的、所指本位的、实效论的皮尔斯符号学传统清晰地区分开来，为在此基础上实现二者通约融合搭建了桥梁。
6．3．5 《现代》将“双面双层”⑦理论的分治观转化为一种合治观：在形式与实体的区别对立中考察二者之间互动、互补的统一性关系，并把合治观用于篇章符号学的研究之中，提出了“篇章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框架”的四个基本问题（王铭玉等 2013:307）：其一，语言符号学重点研究符号的意指关系，即“双面双层”对“二维”（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决定性；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虽以“二维”为主导，但所关注的是形式层面的结构关系。其二，语言符号学的意指关系是合治性的，即在实体与形式的“相互依赖、相互区别”的关系中考察其中每个要素。其三，正是这种形式与实体“合治”的方法论，为现代符号学融会索绪尔的形式主义和皮尔斯的实效主义两大传统提供了理论工具。其四，由于在语言符号的形式化、系统化研究中引入了实体性、意指性元素，使得符号的“物质性”问题成为《现代》符号学思考的一个重要特色，传统语言学不屑研究的碎片化文本则成为篇章符号学的重要内容，如：通知、明信片、书信、便条、电脑聊天、当代粗刻、手写寄语、各类贺词、回忆录、日记、笔记、纪念册、简历、说明、发言稿、记录本、台历、计划、菜谱、咒语、祷文……（王铭玉等 2013:210）在这些符号中，物质性即表达面的物理载体和内容面的情景对象都会对符号的意义产生重大影响。
6．3．6 《现代》专门把隐喻符号学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因为隐喻本身涉及到了符号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意指方式。在语言符号中，有两种最基本的意指方式：任意性和理据性。索绪尔坚持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第一特征，而《现代》则认为隐喻即理据性是语言更为本质的属性，这就为语象合治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现代》分析表明，符号的理据性包括命名理据（如符号是按照客观写实的还是按照主观动机的方式命名对象）和结构理据（即命名理据成为语言结构或字面义中固定的成分，如“鼠标”“面包车”等）。显然，隐喻具有命名理据和结构理据双重属性，同时又是一种非客观写实的、主观动机性理据方式，我们称之为“象似性”（iconicity）意指方式⑧。
7语象合治是中国符号学发展的依归
7．1 中国的传统符号资源
中国是一个长于符号思维的国家，更是一个具有符号学研究传统的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符号学学术资源独特、丰富，如果对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行梳理，可以列出下列一些典型现象：
7．1．1 易学符号资源。从《河图》《洛书》《周易》到后世管中窥豹的解易之学，尤其是《周易》符号谱系中“筮、经、传、学”的层累递进关系及其体现的意象符号学思想，实际上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易学”符号思想史。
7．1．2 名学符号资源。名学是我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理论，孔孟儒家的正名学说、道家经典的名实之辨和言意之辨、名墨典籍的名实理论和指物理论、名法之学的礼法思想都可归入该范畴之列。
7．1．3 训诂学符号资源。符号学是广义上的意义学说，萌发于春秋战国、兴盛于西汉东汉、经北宋南宋革新转向、在清朝和近代鼎盛不衰的训诂之学，是颇具中国风格与中国样式的符号意义学说，其以形索义、因声求义、直陈词义的意义理论构成意指关系的典型符号模式。
7．1．4 汉字符号资源。汉字是中国文化思想最基础的建构单位，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以“六书”为核心的“说文学”体现了独特的符号思维方式和哲学世界观，无论在中国文化符号谱系中还是在世界符号学思想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7．1．5 术数符号资源。传统术数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独特且富有魅力的资源：繁难者如遁甲六王，简易者如梅花六爻；占天者如七政如，问地者如风水堪舆；卜事者如测字龟占，求命者如四柱紫薇等等。虽然术数种类繁多，但无论哪一门类，都无一例外地拥有一套用于表义的符号系统。
7．1．6 音韵符号资源。音韵学中充满了符号学的层次、标记、象似、意指等因素，是一个亟待挖掘的符号学富矿。此领域的代表作有《诗经》（古音学）、《切韵》（今音学）、《中原音韵》（北音学）等。
7．1．7 人类学符号资源。中国的彩陶符号、甲骨文字、中原外围地区的各种岩画和刻划符号都充满了符号学的谜因，而在半坡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敦煌壁画、嘉峪关晋墓、麦积山雕塑、龙门石窟等都曾发掘出先民的大量符号实物，这些体现了具有符号功能的人的本性不断完善的历程，显示了符号世界的无限丰富性。
7．2 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取向
以上我们列举了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资源，这是中国符号学的底牌，也是中国符号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如何“盘活”这些资源，走出一条“语象合治”的符号学路径？需要我们做出深刻思考。
7．2．1 崇尚大符号概念。在既往的符号学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有意图的符号（比如语言以及人工符号），而忽视了大量涉及非清晰意图的符号（比如自然痕迹、实物符号等）。在中国传统符号学中，虽然有意图的符号同样占据着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但术数、遗迹及实物符号并不少见，而且特色鲜明，对此学界缺少足够的关注。因此，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应该尊崇“大符号”概念，既要重视有意图的符号，又要对非清晰意图、非系统的符号给予关注；既要重视自然语言及人工语言符号，又要对非语言符号给予关注；既要重视符号的形式化研究，又要对符号的物质化研究给予关注。用大符号的概念来解决中国传统符号学的问题，有助于让中国传统符号学的全部资源纳入世界符号学的视野之中，凸显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特色。
7．2．2 秉承合治符号观。中华文化的特质需要一种“合治”的符号学学术观，藉此可以彰显中国符号学的主体尊严和人文精神。本文第三部分讨论了语象合治符号的移心型和执中型的区分，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型的“合治符号学”思路——超越西方移心型和东方执中型的符号学壁垒，实现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合治”。“合治”路径是中国学者应该选择和坚持的第三条符号学路线，其核心要素有：1)在符号本体问题上，坚持以理据性为主，兼顾约定性；2)在符号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坚持以符号主体的“动机理据”为基础，强调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力和创造力；3)在理论指向方面，坚持语言形式论传统和真值逻辑实效主义传统，即形式化加实效化；四、在思维取向方面，坚持符号思维加意象性原则。
7．2．3 注重意指方式。不同的符号学理论以不同的意指方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意指方式的差异往往决定着符号系统的类型差异。中国传统符号学拥有独特的符号意指方式，即符号思维与意象性原则的融合，其观照的符号世界可以跨越主体与客体、符号与对象、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理据性与任意性、指称与涵义、系统与过程、实体与形式的界限，走进世界符号学之列，体现中国符号学的魅力与优势。“合治”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它是相对于“分治”而言的一个对比项，是对异质符号（主要指语象）分治对立关系的解除；其二，它是一种符号化方式，主要包括移心和执中两种类型。这两点构成的“合治”符号内涵，既包含了西方的跨媒介、多媒体、多语式、语象叙事的符号学精髓，又吸纳了中国古老的“中和”“意象”哲学传统，进而形成了具有东方特征的符号学范式：合治符号学。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可以下观点：“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中国的学科，只是我们最近刚明白自己的这段历史，我们只是面对自己的财富一时打了个盹。符号学的苏醒正在成为中国学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赵毅衡2012）
注释：
①“语象叙事”有很多中译名，如艺格赋词、图说、视觉书写、书画文、造型描述等等。参见王安、罗怿、程锡麟：《语象叙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页。
②“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作为第一能指的创造者，它不只是普普通通的简单能指。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在者与心灵之间，事物与情感之间，存在着表达或自然指称关系，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约定的符号化关系。”——德里达(J．Derrida):《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005年，第14页。
③皮尔斯的象征符号（symbol）相当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signe)。参见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译者序，第3页。
④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文字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⑤王铭玉：《语言符号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2017年/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2020年英文版(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王铭玉等:《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
⑥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⑦叶尔姆斯列夫用双面双层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关于形式与实体二分的立场，“双面”指一个符号可区分为索绪尔所说的能指面和所指面，叶氏称为“表达面”和“内容面”。“双层”则指每一个“面”又可进一步区分出“形式”和“实体”两个层面。
⑧“本体和喻体的语义中包含一种可以借用的理据，在可移位的理据基础上形成了可供说话者进行选择的聚合体，构成这种聚合体的特征是相似性。”——王铭玉等：《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76页。
参考文献：
［法］安娜-玛丽·克里斯坦 2019 《文字的历史：从表意文字到多媒体》，王东亮、龚兆华译，商务印书馆。
陈永生 2013《汉字与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法］德里达 2005 [1999]《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辛勇 1997 《修辞学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壮麟 2004 《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黄奇逸2008《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巴蜀书社。
［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2014《符号域与双重生态学:交流的悖论》，[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等编《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彭佳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
［德］莱辛 2006 《拉奥孔》，朱光潜译，安徽教育出版社。
［法］罗兰·巴尔特 2010 《中性》，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孟华 1999 《符号表达原理》，海洋大学出版社。
［美］米歇尔W．J．T． 2006 《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米歇尔W．J．T． 2012 《图像学》，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瑞士］索绪尔 1980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王安、罗怿、程锡麟 2019 《语象叙事研究》，科学出版社。
王弼、韩康伯 1993 《周易王韩注》，施伟青点校，岳麓书社。
王铭玉 2004 《语言符号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铭玉等 2013 《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
郑文东 2007 《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祝东 2014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