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海开埠以来，这个东方世界的“魔都”总散发着令作家着迷的气息，成为文学作品常眷顾的题材。从张爱玲、穆时英、施蛰存，到周而复、王安忆等，优秀作家源源不断，由此形成的“海派”更是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不啻如此，当研究者注重文学作品对城市的书写（由城市到文学）时，阅读者却借由作品来理解城市（由文学到城市），不同的读者会依据不同的文本建构出不同的城市风貌。正如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中所说：“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也就是说，我们阅读文学文本的方法与城市历史学家们阅读城市的方法相类似，共享基于同样假设的模式：或机械的、或有机的、或历史的、或未确定与非连续的。”“通过文学理解城市”，意味着所期待的城市文学，即以雨果、狄更斯、波德莱尔等为代表的作家所开创的对现代城市进行文学书写的文学类型，需承担起建构城市的责任。——不管是提供对城市的理解，还是取得关于城市观念的统一；不仅提供城市的形象描述，还能加入城市的历史进程、增量城市生活的内涵。毕竟，如利罕所说，“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以此为标准来看，许多以城市文学冠名的作品实则不过是城市题材的写作而已。
在书写上海的作家中，茅盾常因其小说的“社会分析”性质而被研究者忽略了他对上海的文学建构。他的作品常裹挟着乡村的讯息，以及乡村进入城市的各种状态，这使得他对城市的书写不仅牵涉着空间的转移，也象征着时间的变幻，既是一种地理的书写，也是一种历史的观察。
一、城市与乡村
作为《蚀》三部曲的第一部，《幻灭》历来被认为是书写革命低潮期小知识分子幻灭感的佳作。这自然是其底蕴。但其对城市的书写，也值得反思。相对于西方的繁盛，城市文学在中国处于欠发达状态，一部分原因是作家们多出身乡村，另一部分原因是城市与乡村有着历史的纠缠。在《乡村与城市》中，雷蒙·威廉斯以自己进城的经历开篇，叙述了诸多作家穿梭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学书写，批驳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观点。利罕从文学作品入手，剖析城市从乡村崛起的历史演化过程。在中国，城市的乡土性与乡村的城镇化进程也是二位一体的。
《幻灭》的开头是一幅哀怜图，静女士的失魂落魄，恰是“回不去的乡村、进不去的城市”的顽疾所致。在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进城”是书写城市的重要方式，阿Q与婵阿姨的进城带着启蒙或女性的视角，他们的后辈陈奂生、高家林、孙少平、刘高兴等，也都是这一人物谱系中的典型。慧女士对城市的厌恶，抓住了城市的外在风貌，而静女士对乡村固陋、呆笨和死一般的寂静的抱怨，也同样衬托着城市的喧闹繁华、现代感与流光溢彩。这一如《子夜》的开篇——老太爷怀揣传统理念来到上海，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愤懑，不禁喟叹世风日下与道德沦丧。两人一个以城市的种种反思乡下的鄙陋，一个则以乡村的标准看待城市，但背后都是城市作为新事物，对固有观念造成了冲击。尽管“进城的故事”已经讲述了百年之久，但对城市的理解、建构与认同，却仍有待持续增进，乃至老太爷的子孙们还要不断地进城，才能揭开城市神秘的面纱——他们所揭开的只不过是他们个人历史的文学化书写。
利罕指出西方城市的发展与封建庄园之间的隐秘关系，以笛福对现代城市诞生的礼赞分析城市的兴起。同样的，《幻灭》用静女士的柔弱、慧女士的现代来比对乡村的衰落与城市的崛起，在乡村的反衬下凸显城市的风格，虽说是曲笔，却也恰到好处。静女士身上所携带着的乡村气息，导致她如“城市的乡村残留物”一样，黏附于文学对城市的认知。从这一点来看，正如笛福对伦敦的文学书写、茅盾书写上海，无疑是在用社会分析的方法来勾勒一幅现代城市的发展路线图，草描中国的城市历史。借由这些作品，人们建构、理解并达到对城市认知的统一。如利罕所言：“阅读城市的方式暗示着阅读文本的方式，城市和文学理论之间互为补充。”现在的作家总喜欢一味钻进喧嚣、繁华与车水马龙中，书写红男绿女的情感纠葛，讲述在资本与享乐间遍体鳞伤的故事，但就挖掘城市精神、认识城市历史、建构关于城市的观念而言，显然是隔靴搔痒，文学所应该承担的对城市的建构，也被他们轻飘飘地用廉价的情爱故事搪塞过去。
二、城市风物
如果城市文学有标志物，浮在最上面的莫过于城市风物。所谓城市风物，乃是具有标志性、风格性和唯一性的城市象征物，它们从属于城市，隐喻着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的立竿，也是城市的生活、心理、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品格尺度，容纳着城市哲学与小市民的日常、现代的侧面以及诸多幻梦者的追求、投机者的倒把、产业工人的血泪、底层民众的心跳等。任何迷醉于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器物工笔，对于城市文学而言，都是文雅地耍流氓，无知地公开叫嚣，因为它们总浸染着拜金主义的嘴脸和实用主义的阴险。参与建构城市生活与城市观念的生产，对它们来说遥不可及，它们甚至与之背道而驰，纯粹迷醉于城市风物的表面。这也是茅盾的《幻灭》成为话题而当下许多城市书写无法承载这一话题的原因。
当静女士陷入落寞沮丧时，城市总给她带来工厂的汽笛声、影戏院、公园、街道旁的电灯、街道上跑着的电车、兵工厂的巨大起重机、麻布丝纱厂的大烟囱等。无论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如何的精神、心理体验与卑微生活，这些城市风物总英姿勃发、器宇轩昂，显示出一种滚滚洪流的现代气，生机勃勃，大有舍我其谁的人格化气质。它们的存在与静女士心理、情绪上的低潮相互呼应，显示出人群像被扔进城市大熔炉，造就城市发展的同时书写个人的生活史。城市风物尽管只是城市的象征物，却以鲜明的风格性彰显着城市，使城市一变而为具有个性的地方、空间，宛若时代的巨人。这些城市风物看似独立于小说人物，甚至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也毫不相干，实则与之融为一体。它们并不甘愿只做人物和故事的背景，时常会一跃而凸显于纸面，构成了城市“崇高的文学存在”，成为“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建构力量。
《幻灭》中的种种城市风物，比照于巴黎圣母院、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随处可见的歌剧院、大旅馆、咖啡厅等，显得存在感不是特别强，集中度也不是特别高，但茅盾所着力摹写的这些城市风物，对于新兴的东方城市而言，却异常深刻、准确。雨果、笛福、狄更斯、左拉、巴尔扎克，甚至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品钦、罗伯特·穆齐尔等关注城市风物，源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利罕如是说：“笛福为这座城市给新阶级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欢呼，而狄更斯却看到，这一变化已经变得如此地只注重物质实利，它使得人们心肠变硬，越来越冷漠无情，并改变了我们的共同体感受和以人为本的认识。”茅盾对城市风物的把捉，也带着他对城市的独特理解，从属于他的社会分析。比之于当下许多写作者对城市的理解——那些沦为人物和故事背景的城市风物，失去了它们作为象征物的唯一性、风格性与标志性，沦为千人一面的重复与毫无意义的无精神的静默死物，茅盾显然更为成功。文学书写的城市风物更强调其活性特征，一如城市的拟人化或人格化。
三、城市的精神、思想与性格
好的城市文学都要在城市精神、思想与性格上，留下具有历史高度的笔墨。当下许多作品之所以还无法称为城市文学，究其原因还在于它们无法提供读者能够借此理解城市内核的东西，也无法由此来触碰城市的脉搏、感受城市的呼吸，因此只能称为城市题材，而断不能与城市文学相提并论。巴黎圣母院耸立于雨果的笔下，是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思想表达与性格外化。波德莱尔笔下的橱窗、游荡者目光所及之处的物品所彰显的现代性之恶，狄更斯所关注的由银行、交易所和大法官法庭组成的商业主义带来的人情冷漠、人性变异，笛福所欢呼的城市带来的全新生活方式，左拉看透的城市生活导致的人性堕落与种群退化和变异，都是文学所揭示的城市精神、思想与性格的侧面。不管是书写城市的人物、故事还是风物，倘若它们无法抵达城市内部，都应归于失败。
借由文学理解上海，随着《幻灭》，体察上海的城市精神、思想和性格，它不但体现在对诸多城市风物的描摹上，也同样灌注于静女士的迷茫、彷徨与挣扎，浸润于她的爱情、事业与迁徙，烘托于围绕在她周围的众多男人的嘴脸、行径与操守上。城乡对比所带来的是静女士的精神困顿，她的纤弱、敏感和寂寥，与城市的喧嚣、躁动格格不入；而这城市的代表则是慧女士，果敢刚毅、老练精干又随和，是苦闷彷徨、怯懦多愁的绝妙对照。她们性格的不同，与其说是来自于个人天生秉性的差异，不如说更多地是所被捆绑的空间的差异造成的，城市性格一转而为人物性格。涂尔干相信，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灵状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确定的准则以调节人们的行为，那些准则会内化为人们的个性的一部分。城市的精神、思想与性格，通过人物、故事和情节弥散于文本各处，促使文学作品成为理解城市的金钥匙。
不唯此，游行、革命、罢工、起义，因城市随处可见的广场、纪念碑也成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质言之，广场精神、纪念碑意识对城市而言，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更容易酝酿出游行、罢工、革命、起义等现代事物。就《幻灭》而言，之所以将广场精神和纪念碑意识奠基于上海这座城市，是因为此地是产业工人、现代知识分子、外国资本等聚集的地方，风吹草动皆成滔天巨浪，其成为革命起义的策源地、罢工游行的多发地，也就可以理解了。就上海来说，广场精神和纪念碑意识，来源于城市对公共空间的建构，而当小说人物自觉地把命运前途与城市的公共空间挂钩，就会产生《幻灭》中静女士精神挣扎的文学化表达。建构属于个人生命的意义，她选择归入城市生活所引领的洪流之中，去憧憬“热烈，光明，动的新生活”，不再感叹命运的安排，而是奋而安排自己的命运。上海所提供的不仅仅是“静的城市风物”，还提供“动的城市生活”，这生活里充满了时代和历史的意味深长，也装满了一种永不倦怠的求新的意志力。这意志力就是城市的精神，而赋予生活以时代和历史的意义便是城市的思想之体现，更是城市作为鲜活的个体所具有的性格。
显然，我们所呼吁的城市文学，是对城市有着深刻认识的文学，也是能够把捉城市本质并进而提供能塑造都市生活的文学，而不是随大流的城市复制与毫无追求的对城市的亦步亦趋，更不是无病*的城市背景下个人的顾影自怜；我们所呼吁的城市文学，是能够参与到城市的历史建构中去，并能借此通达到城市内部的文学，也是能够提供城市文本与文学城市双重侧面的文学，而不是被城市决定的、只能服从于城市表面指令的文学，更不是毫无个性的对城市的照本宣科的文学；我们所呼吁的城市文学，是拥有人群、人群中的人、公共空间、广场和纪念碑的文学，是聚集城市风物又不仅仅停留在、黏滞于如此器物之上的文学，而不是浮光掠影地对城市的一瞥所留下浮夸印象的快餐式文学，更不是只把城市作为红男绿女们无病*地哀痛个人悲欢的演武场的文学。一言以蔽之，我们所呼吁的城市文学是真正的城市文学，而非以城市为题材的文学。茅盾的写作也许存在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在提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图景方面，值得当下许多写作者去研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