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伯远帖》就是这样告诉人们的。
楷书、行书的笔画中均有“铁画银钩”，那么楷、行二者谁在先谁在后？现在看来，行书的产生一定是早于楷书的，楷书的“铁画银钩”是从行书那里学来的。在特别重视“实证”的中国，假设人们看不到《兰亭序》、《伯远帖》这样年代久远的成熟行书，人们会不会认为行书是在楷书（甚至是唐楷）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就是古帖的“实证”能力。
《伯远帖》曾经北宋内府收藏，故著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曾收藏此帖，故帖上有董其昌题记：“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清朝乾隆年间，《伯远帖》收入内府，乾隆皇帝将此稀世珍宝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一同珍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并将此阁命名为“三希堂”。
清帝退位后，《伯远帖》从皇宫中流出，险遭不幸，其遭遇之险厄，令人心惊。据说末帝溥仪携珍贵文物出逃时，《伯远》、《中秋》二帖亦在其内，后被古玩商郭葆昌购得。抗战胜利后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欲以“二希”行贿国民党某高官，此事被上海《新民晚报》副刊揭露，那个高官“畏物议”，这才没敢收。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二希”至台湾，《新民晚报》又报道说：“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新中国成立后郭昭俊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成定局。人民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终以重金将这两件稀世国宝重新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