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湖乐器的作曲人是谁,天鹅湖乐曲的作曲人是谁

文/尹家民

京剧演员浩亮演唱 《红灯记》选段。前排左一为于会泳

八个革命样板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会演，小会演，几乎天天演，让几亿中国人从喜爱到厌倦。客观地说，剧是下足了功夫。如果“旗手”江青仅仅把精力用在改革戏剧上，也许她是个称职的演员和导演。然而，江青通过样板戏与修改、编排这些戏的过程，贯彻了自己很多的政治意图，所有这些，无疑成了她通往权力顶峰的一级级台阶。

这些剧目中多数编剧、演员堪称一流，他们认认真真演戏，踏踏实实做人，人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演了这些明显带着时代烙印的剧目而唾弃他们，而是原谅他们因那个特殊时代的“身不由己”。与之相反，有些人“演而优则仕”，从文艺舞台演到了政治舞台，最终又从政治舞台上摔到了地上。他们的命运因文艺舞台而被江青注意，又因江青的重用而走向政治舞台，而最后却跌入了人生谷底。其中三个人最引人注目，他们分别是京剧《海港》 《智取威虎山》的编曲者于会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浩亮）。他们本是优秀的作曲家、演员，因为一场政治运动而被推上了剧场之外的舞台。他们后来都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了江青驭使的“三驾马车”。他们曾经风光无限，最终的结局又让人不胜唏嘘。

于会泳是山东省乳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从小喜欢吹拉弹唱，各种乐器都能露一手。1946年，他参加胶东文工团，演过几个小歌剧。他对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很感兴趣，特别对京剧的曲牌、唱腔很熟悉。在文工团的时候，就为新编历史京剧谱唱腔；上海解放后，经过文工团的保送，1949年6月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贺绿汀院长很看重他，留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做教师。

于会泳在音乐学院重点搞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和教育，写过几本著作，另外发表过论文。于会泳教学之余经常写些评论文章，投给报刊发表，在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方面经常有新的见解。但他的弱点也在渐渐暴露，比如他与别人合作时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显著位置，甚至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划归到自己的名下，这引起合作者的不满。受了批评的于会泳便一头扑在学术上。贺绿汀十分重视民族音乐，把他调入民族音乐研究室当副主任，从事说唱音乐的教学和研究。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就在这年，于会泳受此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2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提出了自己的思索。随后，上海市文化局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本来，于会泳只热衷于戏曲专业，对政治总是远离或逃避，因而时常受到院里的批评，说他是“白专道路”“个人名利思想”。其实，他脑海里并没有完全抛开政治这根弦，当他知道自己当时搞的剧是江青亲自关心的，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亲自过问的以后，想法多了起来。

于会泳了解到江青比较喜欢谭派唱腔，在艺术处理上讲究气势，注意京剧悠扬的板腔和逐步高扬的唱腔后，茅塞顿开。于会泳和其他创作人员一道，研究了多时，选定了节拍鲜明、旋律悠扬的唱腔。他还将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用到京剧里，顿时创出了新意，出现了老戏里没有的板式。

于会泳的才华受到了江青重视。1965年6月7日，江青在张春桥陪同下观看《海港》彩排时，忽然扭头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什么人？”张春桥很快搜集到了有关于会泳的材料和一篇评《红灯记》音乐的文章，并将它们送到了江青手中。看着这些材料，江青很是高兴。6月27日，她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在这次召见中，当有人向江青介绍到于会泳时，她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的文章我看过，我们应该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江青接着说：“听口音你是山东人？这么说我们还是老乡哩。我是诸城人，春桥同志也是山东人。你现在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好啊，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嘛！”

1966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还建议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还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于会泳受宠若惊。

20世纪50年代初，刘庆棠作为文工团骨干，到北京专门学习民族舞，后被留在中央歌舞团担任民族舞演员。1956年，迷上芭蕾舞的刘庆棠说动了歌舞团的领导，半路改行进了北京舞蹈学校的芭蕾舞讲习班。

刘庆棠非常用功。他强壮的体魄又弥补了其柔软性的不足，外加他的形象好，不久，便开始崭露头角。芭蕾双人舞中男演员的托举十分吃力，苏联专家教学时往往用他来试跳，久而久之，他成了双人舞教学中颇受女演员欢迎的最佳搭配，并在讲习班期满后，作为双人舞教师，留在舞校工作。

1958年，舞校准备排演大型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时，其他几位候选人托举女主角白淑湘力量都稍差，唯有刘庆棠能够胜任，这样他与白淑湘就成了最早的一对舞伴。

刘庆棠虽然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心头总有一种说不明的酸涩和恼怒。于是，他开始私下里议论：“白淑湘只专不红”，“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之后，由他主持的团支部鉴于这种“群众反映”，经常开会“帮助”白淑湘，并要大家同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刘庆棠取而代之成为演员队长。

1963年底，中央芭蕾舞剧团根据*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组织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在演员的角逐中，并不起眼的刘庆棠夺得了主角的位置。为了演好“党代表”这个角色，他的确流了许多汗水。

1964年，芭蕾舞团创作演出了新中国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淑湘仍被选为女主角。洪常青是舞台上的英雄形象，演员不仅要有阳刚、健美的气质，还要有较扎实的舞蹈技巧。最初，刘庆棠被选定扮演党代表洪常青，主要是因为他的舞蹈水平不错。他在50年代曾经跟苏联舞蹈专家学习过芭蕾舞，这使得他的芭蕾舞水平大有长进。当时，在国内跳民族舞蹈的优秀演员不少，但是跳“洋舞”的演员就为数不多了。所以洪常青的角色无论按经历还是气质，都非刘庆棠莫属。

刘庆棠和白淑湘又成了一对舞伴。通过多次赴海南下部队体验生活，和剧组人员无数个日夜共同琢磨和体会角色，在排练场上一轮又一轮旋舞，刘庆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不久，江青要抓这部戏了。江青第一次来到芭蕾舞团视察时，全团上下兴奋不已。刘庆棠更是积极表现，围着江青跑前跑后，给她拿材料，汇报《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排演情况。江青也想在中央歌剧舞剧院寻找一个可靠的代理人，刘庆棠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刘庆棠便与江青建立了直线联系，经常主动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1934年初冬，钱浩梁出生于一个京戏艺人家庭，6岁起随父练功学艺。1956年，他成为中国戏曲学校首届毕业生，并被留在该校的实验京剧团工作。

1963年，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并入中国京剧院，钱浩梁调入李少春、袁世海所在的一团。当时李少春身体不太好，京剧院领导有意安排他带钱浩梁，培养新生力量。李少春对钱浩梁很是器重，下了很大功夫栽培他。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一团在排演《红灯记》时，选定李少春作为扮演主人公“李玉和”的A角。按惯例需另配备一名B角，李少春很自然想到钱浩梁。

在1964年5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中，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又因在当年第六期《戏剧报》封面上获得饰演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遇，开始在全国走红。江青曾建议：“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

1965年初，《红灯记》剧组到南方演出，钱浩梁担任主演。江青准备栽培钱浩梁，亲自给在广州的钱浩梁去信，勉励他好好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李少春因未随剧组南下，所到之处的新闻媒介宣传，总是不离钱浩梁饰演的李玉和、高玉倩饰演的李奶奶、刘长瑜饰演的李铁梅、袁世海饰演的鸠山，这几人无形中被人们视为《红灯记》中的最佳搭档。

“文革”爆发后，中国京剧院的演出活动不得不停止了。剧团的编剧与著名演员阿甲、李少春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钱浩梁作为“黑苗子”，也在被贴了大字报后，被责令“靠边站”。但是江青并没有忘记钱浩梁。1967年4月，江青派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起来“革命造反”。一些人急忙张罗，帮着钱浩梁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红灯记战斗兵团”。对这个组织，戚本禹立即表示支持。有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红灯记战斗兵团”顿时挺直了腰杆。众多造反派立即闻风而动，聚拢在其麾下，钱浩梁成了中国京剧院实际上的负责人。

当时他除了追求进步，对政治并不懂什么。江青对他又接见又指示，他把这些看成是党的关怀和培养，对江青更是感激涕零，也越来越自觉地向江青靠拢了。他逐渐变成了争胜好斗的“革命文艺战士”了。

“战士”就要有战士的名字。江青心中早有替钱浩梁改名的意思。一次在审查《红灯记》的休息间隙，江青把钱浩梁喊过来，说：“叫人家记住你钱浩梁？好家伙，多少笔画！去掉你那个‘钱’字吧。就叫‘浩亮’，‘浩’，浩大的浩；‘亮’，漂亮的亮。几年前我就想叫你这个名字了。”

钱浩梁愣愣地问：“不要‘钱’了？”

“你还要‘钱’干什么？我都不要那个‘李’了。”

“好！我坚决不要了。”钱浩梁响亮地回答。

“嗯，还有双重意思：一个是不要你祖宗的那个钱，一个是不要金钱，更不能做‘钱’的栋梁。我们只要革命。”

1966年夏，刘庆棠在芭蕾舞团率先造反，贴大字报，并成为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白淑湘被宣布为“反革命”。李承祥是《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演样板戏还需要他。刘庆棠借“整党”之机逼李承祥退党，甚至代他写好了退党报告，李承祥被迫退党。“文革”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67年初，造反派将刘庆棠拉下马，进行批斗，关进“牛棚”。

刘庆棠不断给江青写信求助。1967年夏，江青数次指示芭蕾舞团的领导班子应安排刘庆棠。不久，江青在一次接见文艺界代表的讲话中，公开明确表态支持刘庆棠。由于江青的支持，刘庆棠重新成为芭蕾舞剧团的一把手。在重新掌权后，刘庆棠对江青更加誓死效忠。他利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疯狂报复那些反对过他的人。

1968年，刘庆棠以“革命文艺战士”和样板戏“领导”的身份，开始“指导”中央其他直属文艺团体，并实行刑讯逼供和“车轮战法”，强迫演职员们招供“罪行”和“组织”。陈爱莲是北京舞蹈学校教师、著名舞蹈家，1959年以主演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其丈夫杨宗光与刘庆棠曾是老同学，关系还算融洽。仅因与刘观点不一，杨被刘在一次大会上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当晚就卧轨自*了。1970年前后，在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在江青的“提携”下，刘庆棠开始“飞黄腾达”。1969年4月，他参加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主席团成员。中共九大前后，刘庆棠当上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2年秋，为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他最后一次扮演洪常青。在1975年初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上，刘庆棠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事后，江青还说：“刘庆棠是我叫他当了代表，当时还考虑叫他进中央委员会，但是我是亲者严、疏者宽，没有让他当中央委员，以后再说。”

浩亮开始“青云直上”，他成了中国京剧院党委副*，实际上却是剧院的一把手。1969年4月，他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

从某种程度上说，钱浩梁的名气比于会泳的还大。江青希望她的“三驾马车”都能当中央委员，她找*说了好几次，但*不同意。在一次会议后，*找到钱浩梁，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不要有思想情绪。钱浩梁同意*的安排，当代表而不是委员。

浩亮还是走向了政治舞台。1970年5月，他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他从政后，仍不愿荒废自己的艺业，每天依然坚持练功，即使晚上开会到凌晨两三点钟，也要起早练嗓子。其间，浩亮除了抓《红灯记》拍摄电影前的修改外，还主持了第二拨京剧样板戏《平原作战》 《红色娘子军》的改编、排演。

为了不辜负江青的“厚望”，也为了同当时主管《龙江颂》 《杜鹃山》的于会泳暗中较劲，浩亮为那几出戏不辞辛劳。他从“牛棚”中“解放”了李少春、张君秋等“反动权威”，让他们参加唱腔设计和导演工作，在“控制使用”中让他们“戴罪立功”。

在江青眼中，浩亮是个驯服听话、憨厚可爱的好干部。于是，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不久，浩亮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浩亮曾把《红灯记》剧组的老友召集到自己宿舍，不无感伤地对大家说：“今后我怕是再也不能演戏了。唉，大家都是演员，离开舞台是什么滋味，你们都是清楚的，就像鱼儿离开水……”

1966年10月，《智取威虎山》和《海港》赴京演出。剧组抵京的第二天，前去剧组探望的张春桥就问：“于会泳怎么没来？江青同志要见他。”

原来，“文革”一开始，于会泳被学院的红卫兵从京剧院揪回学校批斗，主要罪名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剽窃他人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是被抄家、进“牛棚”。得知于会泳被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揪回去接受批斗，张春桥说：“这是上音党委有意要整他！”之后，江青见到剧组，也询问：“于会泳为什么不来？”于是，10天后，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对上海市委和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不断施加压力，于会泳乘飞机被秘密送到了北京。

那天江青在怀仁堂再次审看《智取威虎山》，她又提起于会泳，得知他已经到了北京，因有政治问题，没有获准到怀仁堂来。顿时，江青面露愠色：“他跟我搞戏，会有什么政治问题？”随后就命令秘书派车去接于会泳，并嘱咐姚文元代她去剧场门口迎接。一见到于会泳，江青亲热地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了下来。演出结束后，上台接见演员的江青返身专门把于会泳叫上舞台，并用手将他推到台中央，和自己并肩接受大家的欢呼。

1968年春，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到了于会泳面前。第一次的电视批斗会，由于贺绿汀在电视机前据理力争，斗争会彻底失败了。此时张春桥回到了上海，决定召开第二次“批贺电视大会”。鉴于第一次批斗会的主持者是一个红卫兵，缺少应变经验，决定第二次批贺大会由于会泳主持。

于会泳硬着头皮主持的这次批斗自己恩师的大会，依然以失败告终。贺绿汀在会场上的顽强抗争，于会泳还是没有办法制止，使得现场一片混乱。

张春桥大失所望。但是，于会泳在“文化革命”方面异常灵敏，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不仅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还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力。

1969年4月的一天，刚修改完的《智取威虎山》要为中共九大代表汇报演出。演出前，于会泳走到了台上，向代表们介绍了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当他激动地说到“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江青站了起来，高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要离场了。”于会泳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没有江青，就没有他的今天。

（未完待续）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