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日报-川观新闻】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媛莉
德育不仅关系到个体，也影响全民素质的高低，乃至国家文明的续断。可以说，德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专著），对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仪式之于现代德育的价值及应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作者郑富兴在书里谈到，在古代社会里，德育是一种生活化的教育形式，它以家庭和社会为主要场所或教育力量。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习俗，所以可以说，古代德育其实是在习俗中存在并以习俗为载体的“习俗性德育”，或叫“习惯性德育”。
“社会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优良德育，如诚实、守信、勤奋等，古代与现代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说明，现代社会依然可以从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即传统的习俗中实现思想、品德等教育传承——换言之，传统习俗和仪式对现代社会的德育工作依然有巨大参考和借鉴意义。
为此，本文特选取该项研究成果中的部分内容，探讨如何发挥传统习俗、仪式在现代社会德育实践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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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共空间补充以传统家庭为中心
的习俗仪式活动模式
公共空间是公民学习的重要场所，人们在公共空间开展传统习俗、仪式等活动的过程，也是集体文化认同培育，和加固文化记忆的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有个典型的特征，主要通过家族家庭来构筑社会结构，传统习俗、仪式等活动大多数也是以家族家庭为单位展开。尤其是伦理方面，如诞生、婚嫁、丧葬等人生礼仪民俗，传统节庆日仪式之类。所以传统民俗、仪式的传承和德育影响，主要在以家族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中进行。
然而，随着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民俗、仪式的“生存环境”也变得空前脆弱。郑富兴说：“今天的中国家庭，代际之间常处于异地相隔的状态，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型化，小家庭式样越来越多样化。”这导致中国家庭传承传统习俗、仪式的作用和意识逐渐弱化。特别是在现代农村，最核心的家庭生活等都在逐渐被日益疏落的人口状况所改变。
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习俗、仪式及其影响力逐渐式微。郑富兴注意到，人们越来越难像传统社会那样，坚持在血缘共同体范围内参与节庆活动了，过去会有的仪式或程序也可能因为“主角”越来越少而不再进行，于是“年味淡了”“没有过节的感觉”之类的感慨频生。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的研究认为，要恢复到传统社会那样的环境比较困难，建议利用公共空间开展节庆日等习俗、仪式活动，补充以传统家族家庭为中心的模式。也就是说，在传统习俗、仪式发挥德育功能方面，可以用公共结构补充家族结构，运用公共空间复兴传统习俗、仪式的社会影响力和德育功能。
囿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尚没有对公共空间的构建方式，以及运用方式等提出具体的建议。但该研究成果对“公共空间”进行了进一步深入解读，认为公共空间的构建和使用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是平等的开放性，第二是强调文化氛围。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认为“公共空间”的含义有两层：第一是指物理空间，第二是文化空间。传承习俗、仪式，开展节庆活动等不能脱离物理空间，这是前者依赖物化形态的“道具”，如古建筑是举行传统民俗节日的最佳载体。除此之外，那些供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公共使用的空间，都可以是传统习俗、仪式传承的公共空间。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公共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以及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甚至是延伸到虚拟网络中的论坛、社交软件、聊天群等人们进行沟通、对话、交流和表达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视作一种公共空间。
也就是说，要成为社会德育的场所，公共空间必须是人人可以自由平等出入的地方，是对所有公众开放的。“个体通过参与空间里的公共活动，逐渐习得这一空间的规则，成为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公共空间里的学习把人与外在的社会联系起来，个人逐渐成为公共空间活动的主体。这一过程也是营造或维持社会公共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是公民学习的重要场所。”
再说文化空间。根据郑富兴的研究，人们在公共空间开展传统习俗、仪式等活动的过程，也是集体文化认同培育和加固文化记忆的过程。可以说，社会德育习得的过程同时是文化空间建构的过程。而文化空间的氛围对空间里的人，有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暗示影响。比如有国内学者做过的一项关于雅典戏剧与公民教化的研究揭示：在广场、花园、露台剧院、运动场等的戏剧表演类活动，让人们逐渐获得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和对雅典城市作为城邦中心的归属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公民的自我觉醒意识和爱国情操。在这个逻辑下，公共空间的文化氛围是重中之重。
2
传统习俗仪式资源开发要坚持
“公众性”和“人文性”
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开发主体要重视专家和民众，尤其是作为当事人的民众，要着力于人文需要，而不是经济牟利
公共空间的构建指向“载体”，算得上传统习俗、仪式发挥现代社会德育功能须做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关注的重点则是“内容”——就是《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讨论的：在现代社会德育实践中时，能在公共空间中发挥正面德育作用的传统习俗、仪式，如何开发运用。
郑富兴认为当前部分地方存在一个现象，在社会层面，许多传统习俗、仪式的开发活动，其主体大都是政府和资本的力量。以某些地方的传统节日为例，不再是当地民众共同参与的仪式或活动，节日不光脱离传统的地理空间在任意地点举行，也可以打破节日传统时间的固定性而多次、反复地展演，“过节”不是当地人的生活，而成了挣钱的“表演”。这种牺牲文化换取物质的“变味”作法，皆因传统习俗、仪式的开发抛弃了当地民众。
因而，确定“谁是主体”是传统习俗、仪式德育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郑富兴认为美国的公众民俗学活动经验值得借鉴，即采取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主体机制，由民间组织尤其是学者们形成的民间组织来协调政府、市场与民众的关系。他介绍，美国公众民俗学活动的运作，是那些主要在艺术委员会、有关历史的社团组织、图书馆、博物馆、非营利性民间艺术或民俗团体等机构工作的民俗学者，通过博物馆展览、对民俗进行立档和编目、制作民俗音像产品、策划和主持节目等，组织与传统习俗、仪式有关的节日活动。
从主体来看，美国公众民俗学活动有专家、举办者和民众一起参与，强调公共性。《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研究认为，“公众性”或“公共意识”是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开发的第一个重要标准。
进一步可解释为，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开发主体要重视专家和民众，尤其是作为当事人的民众。首先因为民众的生产生活是习俗、仪式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依附，习俗之所以成为习俗，是它成为了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或生活方式。其次，传统习俗、仪式德育资源的挖掘和运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过程。民众如果作为开发主体，便能获得更多动态的、本真的文化接触，以及社会情境认知机会等，有益于德育教育。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针对“公众性”提了两点建议：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梳理传统习俗、仪式的资源，并利用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机构加以保存，方便社会民众学习和使用；另一方面，政府应支持学者、民众、社区等力量一起，成立社区传统习俗、仪式等文化资源开发中心，负责筹备、组织与开展节庆等活动，形成协力合作的社会教育模式。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还提出了传统习俗、仪式教育开发的第二个重要标准：“人文性”或“人文关怀”。书中引用美国教育学者赫钦斯的话称，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繁荣”，而应该是使每个人的人性日益完善，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因此，从社会德育的层面来看，传统习俗、仪式也是要着力于人文需要，而不是经济牟利。
实现“人文关怀”就是去工具化。这里的“工具化”是指当前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存在的商业化、形式化走样，“比如当地没有传统习俗、仪式的资源，就建造一个他文化的传统习俗、仪式的模仿园地。”郑富兴说，不考虑民众对传统习俗、仪式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联系，而把它们作为牟利的工具；不把传统习俗、仪式与日常生活的伦理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联系起来，而只是当作一种知识来学习，都可能陷入“工具化”。
具体而言，《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认为“人文性”的实现要依据生活方式的民主原则，就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共同交流经验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开发通过足够开放的机制和平台，让社区、村落所有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流和无障碍的沟通。
访谈
对话作者——
传统习俗教育是为了在全球化时代认识自己的独特性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的亮点是把研究的目光从作为精英文化的文本典籍，转向了作为民间文化的日常行为，关注社会日常生活中运行的德育。书中关于“传统习俗、仪式”“现代德育”等关键词的内涵阐释，既奠定了该项研究开展的基石，同时也是研究成果的价值所在。近日记者对话其作者郑富兴，更进一步了解这项社科成果的意义。
记者：什么是传统习俗、仪式？
郑富兴：《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对习俗的定义为：习俗是一个民族或一定地域的人们相沿积久成习的、共同遵守的一种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对仪式的定义是：一种表达某一特定意义的结构化和程式化的行为。“传统习俗”与“传统仪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因为传统习俗作为社会风俗习惯大都是通过仪式行为和仪式过程表现出来，必然包含仪式因素。
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就是文化特质。传统习俗、仪式是这一文化特质的内容。生活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自我标签，这是自我认同。传统习俗、仪式往往是这一自我认同的根源之一。
传统习俗、仪式成为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重要途径。
记者：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有什么关联？
郑富兴：古代德育大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参与、观察人生礼仪、岁时节日、生产习俗等习俗、仪式时，践行并习得所在社群的行为模式与规范，以及了解人生和生活的意义、责任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比如参加子女为老人办的丧葬仪式时，吸收到这些仪式表达的是对父母的感恩和孝心，参与仪式的过程就是接受孝道教育的过程。传统习俗、仪式是一种“习惯培养”的重要德育模式，称之为“习俗型德育”。这一德育类型在现代社会里仍然存在，是德育的重要途径。
记者：将传统习俗、仪式融于现代德育教育，价值何在？
郑富兴：传统习俗、仪式对于现代人的生活的本真意义在于丰富自己，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获得一种反思与认识自己独特性的视角，能够自主规划、过上自己内心赞同的生活。基于此，传统习俗、仪式的现代德育价值，在于通过传统习俗、仪式帮助社会民众反思自己当下的、所谓现代的日常生活，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连续中获得新的领悟，汲取再造重生与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强调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自我的再生创造，为了更好地生活与为了更好的人生。
趣谈
农村习俗的当代价值
农村习俗既属于传统习俗，又属于民俗文化。郑富兴在研究中观察到，一些习以为常的农村习俗，蕴含的德育资源长期潜移默化地发挥着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作用，不但指导着乡村的日常生活，而且塑造了村民自身的优良品格。
民俗学界认为，农村习俗、仪式对于维持村落稳定和谐运转，以及传承支持村民行为逻辑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案例无处不在，譬如四川的“九大碗”、知客师等。
“九大碗”中的习得
四川的“九大碗”，不同地方叫作“坝坝宴”“酒碗”“九斗碗”“田席”等。尽管不同地域的菜品有区别，“三蒸九扣”的具体内容不相同，但蒸肉、烧白、扣肉之类的“固定班底”，是“九大碗”的标配，也是支撑宴席“仪式感”的主要实物。
当然，作为典型的民间习俗，“九大碗”的仪式感绝不只是食物本身，而与它的兴办背景息息相关——“九大碗”在婚丧嫁娶、迁居病愈等人生礼仪节点举行，是一个村落集体性的公共仪式。
学者朱俊波对泸县垣山村的“九大碗”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尽管家乡的生产队很小，各家各户散落在丘陵中，被山田阻隔，但邻里间的亲善与紧密，却因为“九大碗”得到了很好的维系。朱俊波认为，通过参加“九大碗”，村民互惠互助，建立起稳定的人情往来，对秩序构建、村落共同体的维系起着重要作用。
“九大碗”的公共性尤为突出，是凝聚个体与群体，家庭与社区、村落的公共活动。具体来说，“九大碗”一般在村落中兴办，其筹备、制作、服务、善后都由村民集体完成，参加宴席的主要人员也是村民。如成都新津的一位市民罗玖云感言，“小时候家乡办九大碗都是自给自足，自家养的肥猪和种的菜就是主要食材，然后从邻居家里借用桌椅碗筷。除了主人家自己动手掌勺，也会有很多邻居帮忙。”
“九大碗”不止维系着熟人社会的交往秩序、联结着村落内部的情感，对个人德育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仪礼的规范和宴席的规范中，渗透着尊老爱幼、亲善邻里等伦理道德。网友王道远分享童年的乡村生活说：“吃‘九大碗’是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爸妈只要告诉我第二天要去参加红白喜事，头天晚上总是兴奋地睡不着。”而这位当事人会接受到的教育是，“爸妈夹哪一道菜，小朋友就跟着夹哪一道菜，这是出门前父母就在家教好的规矩。不允许小朋友拿着筷子乱夹菜。”还有入桌时的规矩，“上位”是属于长辈的。甚至在家长对孩子的“警告”中，也有遵守规则的伦理要求：“你要是不听话，下次就不带你去吃‘九大碗’了”。
知客师的知礼守礼
郑富兴谈到，做《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的田野调查时，在四川阆中遇到了知客师张仕泉。知客师是农村中雇主家操办红白喜事时所请的司仪主持人，他们是整个礼仪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代表主家发号施令，全盘操持各种大小事务，主持仪式，传承当地古老的乡村礼仪活动。
郑富兴去观摩了一场由张仕泉参加的当地一位已故老人的葬礼，仪式全由张仕泉组织流程，并担当司仪。张仕泉要做的事包括，与主家商量丧宴花费的大概预算，然后列出采购清单，派人采回白事的所有必须物品；指导搭建灵棚，对伙计帮工进行分工，安排厨馆帮工，联系吹打手；招呼前来吊唁的客人，安排亲友的落座、食宿，以及回礼；祭奠礼中与主人家、掌厨、乐舞师、炮手、客人等交代礼仪顺序和禁忌等等。
整个过程中，张仕泉语言能力的展现，更让作者看到知客师在仪式中的重要影响。举礼仪词为例，在应酬客人时诵的是“……此情百年轮一转，缺少孝氏没经验；不周不到是正转，还望客官多海涵；各路亲朋来悼奠，翻山越岭够劳烦……”面对逝者亲人时，念的是“……朝朝暮暮到今天，生离死别太突然；只说好人一生安，只说妈妈到百年……。”
葬礼过程中知客师诵读诸如以上的礼仪词时，是亲人落泪最多的时刻，也是悼念的客人最沉默的时刻。这跟礼仪词的内容密切相关，因为那些词句中，把宽厚待人、孝亲敬老、长幼和睦、接人待物言恭词逊的道理都装进去了。
正是因为有张仕泉这样的传承人，红白喜事在农村仪式，才按照约定俗成的惯制，一代接一代在村民的人生礼仪活动中进行着，虽然程序、内容历久会有些许改变，比如礼仪词会随着时代发展，装进“电话”“微信”等新词，但对于维系雇主家人内部的和谐稳定，孝亲敬老传承以及主客的亲善友和，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德育作用。不管是雇主家还是客人、帮工，村民在共同参与仪式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宽厚待人、文明礼貌、包容谦和、礼义重仁、仪整礼庄、长幼和睦、团结友善等思想品德的教育。
从张仕泉主持当天的仪式可以看到，农村红白喜事等习俗、仪式发挥的社会德育功能，呈现这样的特点：一是实用性。孝悌、礼义、廉耻的伦理价值，在仪式过程中展现，对群众的道德教育非常实用；二是通俗性，以张仕泉的礼仪词为例，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能够很好地被村民理解吸收。
并且，从当了近30年知客师的张仕泉本人身上，尤其能看到参与农村红白喜事对他的德育影响，教他成为一个热情友好、豁达无私、知足安乐、有责任心的人。他反复说过这样的话，“我跟周边老百姓关系相当好，给他们说得最多的做人道德规范就是以和为贵。”“希望能够把知客文化传承下去。只要有人想学，愿意了解，我都愿意给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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