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北京官话以一票之差险胜了五十一票的西南官话，成为了现今通行的“普通话”。如今虽然距离1955年的决议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岁月，但对于南方的娃儿来说，熟练掌握并运用普通话，仍然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
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了很多中国人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之际，各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字体系，杨雄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文中指出，西汉方言分为13类：一，秦晋；二，郑韩周；三，梁西楚；四，齐鲁；五，赵、魏之西北；六，魏卫宋；七，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八，东齐与徐；九，吴扬越；十，楚（荆楚）；十一，南楚；十二，西秦；十三，燕代。
西汉的语言，和战国语言的流变还是较少，能够反应战国时期的语言使用情况的，也就是说，当时大家基本都是各说各的，面对这种情况，跨国交流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一等一的难事，当时的人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上图_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9年）
一旦打开《史记》等相关的历史书籍，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现在书中似乎并没有此类问题，仿佛有一种战国“普通话”，使得大家能够无障碍的进行沟通。
譬如说著名的渑池之会，秦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随后蔺相如反击“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在蔺相如回击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前曰”。也就是说，蔺相如向前走了一步，随后就直接对秦王开口说话，这之中并没有翻译。
那么，为什么操着赵国方言的蔺相如和操着秦国方言的秦王可以面对面交流呢？秦王说赵语？又或许是蔺相如说秦语？稍微思考一下就能知道这都是不可能的，为了保全自己国家的尊严，这两位是断然不可能在正式场合放弃本国语言转而使用外语会客的。
上图_ 战国七雄
那么，或许是因为秦赵之间相距较近，语言发音相似。不过，在诸侯会盟的时候，来参加会议的并不仅仅是几个大诸侯国的使者，还有戎人、狄人等偏远民族。同样的，在记载中这两族的使者也和中原地区的使者达成了无障碍交流，甚至还能念一念《诗经》。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答案藏在《论语》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篇》”这话的意思就是孔子在讲《诗经》《尚书》还有举行礼事的时候，都使用“雅言”。
商周两朝，都定都于河洛地区，因此，当时就以河洛地区的口音作为普通话，也就是“雅言”。孔子周游列国，并有三千弟子，如何与各国国君推销学说，又如何与三千弟子交流。这毫无疑问是个难题，因此孔子只能采用“雅言”这种遍行诸国的普通话来教学。
以洛音为雅言，这种习惯被秦汉两代所继承，在当时也称为“正音”“通语”。
上图_ 孔子圣迹图
直到魏晋时期，这种平稳的局面才被打断。西晋时期五胡乱华，士子纷纷衣冠南渡，出现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南渡的士人就将北方的“雅言”带入了南方。譬如说谢安，当时的人们觉得谢安读诗非常好听，于是举城模仿，世称“洛生咏”，谢安所用的就是北方的“雅言”。
这种语音随着宋齐梁陈的数代更迭渐渐在南方形成了一套统一的语言体系，这就是“金陵雅音”。金陵雅音以汉雅音为基础，沾染了一定的金陵色彩，与原本的雅音大致相同，但也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