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是一种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艺术。而脸谱艺术，则是中国戏曲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脸谱是戏曲的一种化妆手段，主要是指“涂面”化装，粉墨登场，以塑造戏中某个角色的形象。
远古时，戏曲的幼芽是伴随着祭祀活动中的巫、傩而萌发的，可以说，巫、傩的假面，就是脸谱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戏，就有戴着面具表演的。汉代的角抵百戏中，假面和脸谱已经广泛运用。《旧唐书》记载，北齐世宗高澄的儿子高长恭，虽然勇敢善战，却面如敷粉，唇若施丹，长相俊美像少女一般。他为了威慑敌人，每出战必戴一副凶狠狰狞的假面。隋唐时，就曾据此编成歌舞《兰陵王入阵曲》，时称“大面戏”。当时来自西域各国的艺人，也有戴面具表演的。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从中可以看到假面歌舞的热闹场面。
唐代的参军戏已经具备了戏曲的雏形，脸谱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诗人王建写过一首诗：“舞来汗湿罗衣彻，楼上人扶下玉梯。归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里泼银泥。”这“银泥”，应该就是化装所用的油彩之类。
中国的戏剧形式，到宋杂剧开始确立。
发轫于开封的宋杂剧，在表演中采用了粉墨化装艺术，也就是“涂面”。
涂面化装可分为两类，既“俊扮”和“花扮”。
俊扮又叫“素面”、“洁面”，花扮又叫“花面”、“大面”。
俊扮以演员的本色脸为主，或描眉勾眼，或敷粉施朱，重在美化;花扮用粉墨改变五官的正常位置，把面目勾画成滑稽诙谐的样子。
宋元时期，俊扮、花扮因行当而别，末泥、引戏、装孤、装旦用俊扮，副净用花扮，类似于后来戏曲表演中的丑角小花脸。
《宋史·奸臣传》中，记载王黼、蔡攸等人曾穿上戏衣，脸上“涂抹青红”，和倡优侏儒一起，在市井中淫狎谑浪，追蜂逐蝶，或者“涂抹粉墨作优戏”，在徽宗面前献媚取宠。《水浒全传》的第八十二回，也有一段对宋徽宗宫廷杂剧表演的详细描写，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扮相。
明清时期，戏曲进一步繁荣发展，形式日臻成熟，脸谱也逐渐程式化。
早期的豫剧兴起在乡野农村，条件比较简陋，化装脸谱也相应简单，通常小生、小旦仅用化妆品作浓妆艳抹，老生和老旦基本上不涂脂抹粉。小丑和彩旦是用水粉色涂画眉眼、脸蛋和鼻子，净角则是用食用油调粉子色的油粉化装，基本上形成了白、黑、红三色为基础的三色脸谱。红脸多表现关羽等忠正者，黑色多表现张飞、李逵等性格刚直开朗者，白脸则多表现曹操等虚伪奸诈者。同时，还出现了整色脸、象鼻脸、斜破脸等多种脸谱形式。
随着豫剧的发展繁荣和登陆城市，其脸谱也趋同于程式化。比如，武生的印堂处可涂抹个粉红的箭头，而文生则只能在印堂处揉一红团。
脸谱的设色与构图，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也有相应的规范。如兵丁匪徒就只能用揉脸勾画。民间人物则不画三块瓦，是以粉白脸构图;妖孽精灵面部点银，仙佛神圣面部点金，显示了人、鬼、神的不同。彩旦脸上勾画的豆芽纹，有左淫、右毒、中火辣的区别。
早期的豫剧旦角勾脸，相比其他角色是经常化的，如钟无盐的半女半男的花脸，彩旦脸上的贴膏药、火鞭痕、三角眼、红脸蛋，小旦脸上的贴花，三仙妹额头上的图案，常寿花额头上的花纹等，是这些戏曲人物的特殊标记。
翠花脸是豫剧的独创，在正常小生脸的基础上，加画夸张的眉毛、立柱纹、笑嘴窝等，更鲜明地表现了人物性格。
戏曲的脸谱艺术绚烂魅人，以其丰富多彩而又独特别致的色彩和线条，准确而又夸张地表现特定人物的忠勇、肃穆、刚强、耿直、粗莽、彪悍、狰狞、残暴、奸邪，以及美丽、纯情、活泼、娇艳、妩媚、淫荡、狠毒、残忍等等不同的性格，使戏曲一代代地传承发展起来，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迷恋。（来源于 樊城 《豫剧春秋》第八章 科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