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湾的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目前，上海博物馆将其馆藏的大克鼎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盂鼎合璧展出，这是两鼎时隔十四年之后再度聚首上海。大克鼎、大盂鼎不仅独具历史与艺术价值，其背后的故事更彰显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守护之心。
鼎今天还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相当于夏、商、周三代，这一时代产生了工艺高超、种类繁多的青铜器，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诚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言，“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而祭祀与战争正是当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
今天当我们参观各地博物馆时，不仅能见到许多青铜器，而且常常为青铜器的名称与功能而难住，它叫什么，它有什么用，今人距离青铜时代已有几千年，提出这些问题实属正常。青铜时代留给今人的遗产，最大的一笔来自青铜鼎。鼎也许是今人最熟悉的青铜器，不仅因为它较之其他青铜器更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也因为有关鼎的成语、典故仍为我们使用。
鼎是一种饪食器，后来发展为礼器，一般分为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大克鼎、大盂鼎都是三足圆鼎，而目前我国已知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则是四足方鼎，足有832.84千克重。青铜鼎上常有精美的纹饰，一些青铜鼎上还有铭文，记载制作此器的由来，表达希望子子孙孙永存此器的愿望。
我们常用“一言九鼎”形容一个人说话有分量，倘若知道“九鼎”的内涵，便知这“一言”的分量有多重了。在西周的礼法制度下，不同社会阶层在着装、出行、器物的使用上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具体到鼎的使用上，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是最高的规格，没有比九鼎更高的礼遇了。
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可以追溯到夏禹。那时天下划为九州，传说夏禹用九州贡献的青铜铸成九鼎，将各地奇怪之物刻在鼎上，其用意是“使民知神奸”。百姓进入川泽山林采集生活物资时，因为已从九鼎上知道那些可能危害自己生命的奇怪之物的模样，就能很好地予以规避。细究禹铸九鼎的含义，一方面九鼎代表了夏朝对九州的控制，另一方面九鼎是国家与百姓沟通的方式，国家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善意提醒哪里存在危险。
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间的传承，使其具有了证明权力正当性的功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想必读者不陌生，但我们只记住了楚庄王的威风凛凛，却忘了王孙满的一番话揭示了九鼎深刻的内涵。楚庄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答道：“在德不在鼎”。以前夏桀昏庸，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便是“革故鼎新”，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新事物。王孙满认为“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九鼎属于有德者，有德者能顺应天命，能以民为重，使上下协和，使邦国巩固。
铸造于西周治世，见证青铜时代的辉煌
大克鼎、大盂鼎都是西周时代的青铜重器，这里的“重”当然不仅指重量，也指其在礼仪上的重要地位、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两鼎原本都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盂鼎应征北上，此后安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两鼎京申相望，镇护南北，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相聚，今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两鼎再度相聚，目前在上海展出，之后还将在北京展出。
两鼎中铸造时间更早的是大盂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康王在位时。周康王与父亲周成王共同开创了“成康之治”，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大盂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大盂鼎是圆鼎，口沿下装饰有一圈饕餮纹带，粗壮的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器的经典式样。使这件青铜器具有非凡价值的是鼎腹内壁铸刻的291字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康王向盂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立国的经验以及商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提到商朝大小官员无不沉湎于饮酒，致使政事败坏，人民失望，告诫盂应敬畏天命，效法祖先南公，忠心辅佐王室，认真处理政事。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盂感谢周康王的赏赐，并铸鼎以祭祀祖先南公。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字迹端庄典雅，历来为书法家推崇。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周孝王在位时，他在位时最大的功绩是对西戎作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戎对周的攻势。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其纹饰较大盂鼎更加丰富且更具动感，口沿下仍装饰一圈变形兽面纹，每组变形兽面纹之间装饰扉棱，腹部装饰一圈宽大的波曲纹，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兽面纹，兽面鼻梁装饰扉棱。
大克鼎腹内壁铸刻一篇290字的铭文，由这篇铭文可知作此器者是一个叫克的贵族，他的身份是周孝王的一位“膳夫”，即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但克的职责不止于此。大克鼎铭文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对祖先师华父的称颂，师华父辅佐王室有功，施惠政于民，周王感念其功劳，命克负责上传下达王的命令。第二部分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克感谢周王的赏赐，铸鼎以祭祀祖先师华父，希望此器“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是青铜铭文经典的结句，包含着对永远延续家族荣耀的期待。但永恒从来难以实现，家族的升沉起伏才是常态，盂和克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大盂鼎、大克鼎历尽劫波后存续了下来。
将鼎埋在地下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我们今天能在博物馆中一睹大盂鼎、大克鼎的风姿，要感谢潘达于女士的守护与捐赠。两鼎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出土于陕西，有太多同时代出土的中国文物，或毁于战火，化为灰烬，或被偷走劫走，永远离开了故土。大盂鼎、大克鼎能够完好留存在国内，实非易事。
一般认为，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任村。岐山、扶风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出土了许多青铜器，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大克鼎出土后，便为当时著名金石收藏家、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大盂鼎的流传过程比较复杂，它最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之后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去，他又将大盂鼎出售给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恰好宋金鉴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自己的心爱之物出现在市场上，他花了三千两白银赎回。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宋家家道中落，大盂鼎转手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恒，不久他就把大盂鼎转送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遭官场流言中伤，幸得潘祖荫搭救，左宗棠为感谢潘祖荫，将大盂鼎赠送给了他。
至此，大盂鼎和大克鼎都归潘祖荫拥有，潘祖荫对此颇为得意，表示“天下三宝得其二”。潘祖荫死后，其弟将两鼎运回老家苏州收藏，并且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奈何两鼎名气太大，仍不断遭人觊觎。担任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端方以收藏金石为乐，他想了许多办法要从潘家获得两鼎，均以失败告终。如果两鼎归端方所有，我们难以预料两鼎是否还将留在中国。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死，他的后人因为生计无着，将端方的一批青铜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后，面对美国人高价收购的利诱，国民党要员借鼎展出的要求，潘家均予以拒绝。
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日本人早已知道潘家收藏着大盂鼎和大克鼎，日军屡次破门而入搜查，均未找到。这时操持潘家的是一位叫潘达于的女子，她原姓丁，嫁给潘祖荫之孙后改夫家姓，丈夫不久病故，护持潘家文物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弱女子的身上。在苏州沦陷前，潘达于已预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了，于是在家中挖了一个大坑，将大盂鼎、大克鼎和其他一些文物埋入其中。两鼎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1951年，得知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办中，已定居上海的潘达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所有人都能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两件珍宝。文化部接受了潘达于的捐赠，面对国家两千万元（旧币）的奖励，潘达于全数捐赠，用以支持抗美援朝。潘达于此后在1956年、1963年、197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资料近五百件。
大盂鼎、大克鼎，既见证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又照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伟大的文明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不断的守护而能赓续，伟大的文明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淬炼中而升华更新。（罗慕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