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不如山，父亲如山
◎姜冰雁
别人都说父爱如山，可我只想说我的父亲如山。因为他这一生跌宕起伏，而他却从未胆怯。
六岁之前，我拥有一个安静温馨的家庭。29岁的父亲在镇上开了个一整排房子那么长的大百货商店，年幼的我经常跟着妈妈去商店，让她抱着从一个又一个大玻璃罐子里捞糖果吃，偶尔会有运输时被压碎的粉红色蛋糕，那自然也是收入我的腹囊。
那时候，父亲经常给我带南方时兴的玩具，我也会和姐姐围着锅台抢鱼吃，抢着抢着就把姐姐推倒了，然后姐姐因为流出的一滴两滴血，让妈妈给她在头上缠了一整圈白纱布。可这样的生活只不过在我无数的记忆里占据着一丁点的位置。
六岁那年，从幼儿园放学回来的我，习惯性地去百货商店。我看到，门口被围的水泄不通，一辆大卡车上装满了家具。
不顾一切地冲进去，里面有很多高大的拿着警棍的警察，他们耀武扬威，大声呵斥。我冲过去踢了一个人一脚，他回头看到是一个孩子。就冲店里的人怒吼，姑姑过去使劲抱住一直挣扎着要再冲上去的我，我一直挣扎，直到听见她的声音带起了哭腔，我才罢休。
不知道如何回的家，也不知道姐姐又跑到哪里玩了。我只记得回家后看到妈妈靠在墙上，满脸写着绝望。家里有人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搬东西，最后，只剩下一张炕，一张床。最后，人员减少时，楼上传来一句，“把这缸麦子也搬走吧”，妈妈只在这时，眼珠才终于转动了一下。
这个时代这是赤裸裸的抢劫，所有行动都是趁父亲不在家时进行的，因为他们怕父亲。这些都是同一个祖宗，甚至同一个血脉，一个个被爷爷这个老革命扶持起来的新一代接班人。
在父亲生日那天，八个人与父亲当庭对质，因为当初并没有签核正式的承包合同，官司打成平局，但是法官的判决却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于是，1990年开始，家里背负着二十几万的债，开始了漫长的苦难。
车子被没收了，值钱的也查抄了，家具被拍卖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想哭也哭不出来，满心里只有恨。
最初的日子，父亲曾一度躲藏在楼上，看一直订阅却没时间看的旧报纸，练书法。家徒四壁的经济状况，让爱好对联的父亲，把自己本打算去投稿的一块五毛钱的邮费，用在了我的书本费上。后来知道，他错过了那次5000元的头奖。
一个人的失意不是靠躲避就能改变，在两个月的消沉后，父亲竟然破天荒领着我去河边散步了。清晨的光影，耀动在潺潺的河面上，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在青草油油的河岸上。那天，父女两人的影子在水面盈盈前行的模样，一直深刻地烙在我的心里。后来，父亲坐在草地上，有水蛇从他脚下蹿过，他却望着河水毫无知觉。生命似乎从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父亲的伟大和我的伤感。
那天回家后，父亲做了一个决定——被贪污了的承包费用，要缴；因为没有没有签署承包合同，那部分本不属于他的法律责任范围内的乡亲们的债务，他也要一并承担。母亲非常不理解，但父亲的说辞却是，自己当初接手时太过相信别人，没有做清资盘点，那么，自己必须为自己的失误负责，他说，乡亲的债总要有人承担，他不能让老少爷们撮他的脊梁骨。
可是，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心心相印”。随之而来的，是同学的母亲为了四百块钱，要搬走我和姐姐的床；父亲的堂兄为了七千块钱，骗他说，“把房子给我，别让法院再把房子拿走，等你有钱了，我再还给你。”然后，三十年过去，却至今未还，房产证是父亲的，父亲却说不要了！
1990年夏天的某个深夜，母亲唤起熟睡的我，老旧的钟声一下一下的敲打着一家人难过的心。我们全家住到了大伯的厢房里，父亲开始了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工作。
起初，父亲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商机。他看见卖瓜的大爷，每次总是给顾客开生瓜。父亲就去攀谈，说自己看瓜眼光好。说帮忙开瓜，开一个拿五毛，开了生的，他倒赔一块。然后一天赚了十几块。
再后来，父亲看着卖瓜行当好，就开始自己卖起了瓜。租不起冷库，他就去用城边的山洞，晚上蚊子苍蝇野物不断滋扰，父亲却听虫鸣看天籁，望着漫天繁星灿烂，他觉得自己的一生也可以很灿烂。
夏天过去后，父亲开始贩梨。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潍坊黄华大桥翻了车。在桥洞下抱着草链子取暖时，父亲看到一辆左摇右晃的车，判断一定是夜路打盹的，然后拖着熟睡的司机连滚带爬地跑到路对面。逃生之后，父亲还不忘去看卡在桥上的司机，确定没事才带着一身的伤，满脸血迹地去找修理厂。悲伤命运的转角总会有一个惊喜给那些心底向上的人，父亲在往市区的路上，遇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子，父亲向她打听路。凌晨四点钟，那个女子看着被一夜北风吹的满脸满身脏乱，胳膊上脸上都流着血的父亲，毫无畏惧，她反倒很热心地说“很远，我带你去吧！”所以，父亲说，天下总有好心人！人最该一条线走到底的就是好心！
贩梨来来回回几趟，挣钱还不错。船迟又遭打头风！最后一趟赶上暴风雪，父亲在外地被当地流氓抢，身材矮小瘦弱的他，很识时务的说“出名的莱阳梨，大家拿几筐回去尝尝，吃好了就帮忙宣传宣传。”然后，果然他们只拿走了七八筐，留下的父亲夜夜守在车上，风雪里等卖主。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过了二十几天这样的日子后，父亲终于从名片夹里找到一个人。他曾说自己的大舅哥在东营，然后，父亲挑了最好的几筐送去，说“过年了，请他帮忙申请给局里的人发点福利。冬天天干，吃点梨好”。所以，那些最后一次因为被收梨的人坑了的劣质梨就被高价回收。
在父亲的忙碌背后，藏着我们无法言说的伤痛。每次赶集的日子，妈妈就会在小铁皮房里卖那些没有被拿走的货底子。每集只能卖五六块钱，税务局的却每次都来趾高气扬地要两块钱，我恨却不敢再说。后来，为了还一家逼迫的太紧的债，妈妈只好卖了小铁皮房，每天推着小铁车去卖小货。
每年过年，腊月二十之后，都是来要债的，爸爸妈妈笑脸相迎，然后人家走了，他们会吵架或者是妈妈默默地流泪。从来没有吵闹声的家庭不和谐了！
父母的矛盾因为我更加激化。1991年夏天，很久没有吃到雪糕的我，终于忍不住在一次经过雪糕摊时，缠着妈妈要，我很“懂事”地说，“我不要两毛的，我只要一毛的！”妈妈不同意，很多人都在盯着看笑话，村里很多欠债的，要强的妈妈担心人家说“我们不还钱却有钱买冰糕”，所以，硬是不同意。
终于，我伤心地哭了，气极的母亲拖着我不顾一切地走，父亲恰巧有事回来看到这一幕。他回家怒不可遏地要离婚，他说，贤惠有什么用，能干有什么用，是个愚蠢的女人！我无从知晓自己做了多么可恶的事，但那是父亲第一次对母亲发脾气。
父亲对母亲的好，其实从始至终都未曾改变。他们是同学，高中毕业几年后，经人介绍结了婚。父亲说，结婚第一天，看见母亲去开大门上的门栓，就突然有种感觉，是一家人了，要一辈子都对她好。
家境的没落，让幼年的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的人际危机，跟我同年级的有几家债主，她们可能或多或少听到家长的闲言碎语，所以讨厌嘲笑我，同村的老师也在班级里嘲笑我的家庭，我不顾一切地闹，然后被锁在教室。我推倒所有的凳子，推翻我从小一玩就会咯咯笑的翘翘板，逐渐暗淡的天色让我恐惧，于是，我终于认怂地趴在门边哭着喊着求老师，姐姐在门外伸进手来，让我不要怕，她去求老师，没有用，然后再跑回来拉拉我的手，安慰我，姐妹俩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的哭啊哭啊！
终于被放出来时，所有人都不想跟我玩，姐姐拉着我的手去找她的同学玩，然后她又玩得忘乎所以。我只是一个人拿着玻璃磨地，磨啊磨啊，磨出了很多面镜子。
日子就这样在我望着雨后树上的蜘蛛网后，终于有些平息我的心。我就像那蛛网上被缠住的飞虫，无力挣扎。我开始沉默，只是默默地学习。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出一个自己的节奏。
父亲在贩梨挣了一点钱之后，又在家里自己干起了果园，这是他那些年在家最多的一年。
那时，姐姐的同学几乎天天跑我们家听父亲讲故事。天傍黑时，父亲就会很巧妙地结尾，让他们赶快回家，第二天故事还能接起来。
夏天时，父亲总是白天带我们去果园的树上粘知了，晚上去挖知了猴。我每次看见踩死了知了猴，就哇哇叫！这时，父亲会一句呵斥，就让我噤若寒蝉，不是怕他，从来一点都不怕他，就是因为父亲总能一句话就把我说的无地自容，也能一句话把我说的喜笑颜开。
那时候，我在父亲的笑脸背后总能感到莫名的忧伤，后来，看他过去的笔记。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头枕落叶望苍穹，不负苍天不负我”。
但是，人生的路并不都是路随心转，从不擅农活的父亲，在梨园赔钱后，去了北京。他在长城上转了很多天，盘算人家卖水果的，一天固定能挣多少钱。然后又去颐和园、故宫门口，再盘算那里的卖水果的能挣多少。这在期间，父亲还不忘善意地总去一家小店照顾那个残疾人的生意，顺便给人讲生意经。再后来，父亲去拜见了爷爷和大爷爷的老战友，国防部航天部的一位爷爷，被阴差阳错安排做“大生意”。父亲推辞说，“自己小没见过世面”，然后，快马加鞭溜了回来。于是，他想在北京卖水果的计划，想凑17万在北京买个四合院的巨大“梦想”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