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发表《歌唱祖国》的张恒和张道梁，2002年
张老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张恒坚定不移地要求张道梁把已经“发排”的《大众歌选》第三集重新排版，把《歌唱祖国》放在首篇！
张恒的要求使张道梁很为难，因为那时是由印刷厂铅字排版的，这样要承担很大的损失。
除了经济损失，让张道梁大惑不解的还有第三集原已排版的有曹火星的《十月之歌》、郑律成的《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刘炽的《打到台湾去》、鲁藜的《在高山那边》、唐诃的《歌唱英雄》等，这些作品都要给《歌唱祖国》让路吗？
张道梁对我说过他当年的困惑，这困惑是以张恒的一句“《歌唱祖国》会唱响”而解除的。张道梁一直记得当年张恒说此话时脸上那充满自信的微笑。
张恒当年下如此大的决心要把《歌唱祖国》作为首篇，已经排版的几位大音乐家的作品都给《歌唱祖国》让路，这似乎就蕴藏着五大道上的音乐密码。
1934年，十八岁的张恒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观看了由聂耳作曲并亲自参加演出的小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这个歌剧很吸引张恒，她感到新鲜、兴奋，其中《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和《卖报歌》一下子被张恒学会了，她也兴致勃勃地唱起来。
唱着这些进步歌曲的张恒，很快就认识了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孟波等，被他们的“业余合唱团”所吸收，参加每周一次的歌咏活动，唱《救亡进行曲》、《光明赞》等歌曲，唱得最多的是聂耳的作品。
1938年，张恒经吕骥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和工作。1939年2月到同年秋，担任“鲁艺”音乐系冼星海的助理员、戏音系指导员和支部*，参加了由冼星海创作并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首演。
1942年夏到1943年夏，在鲁艺音工团做研究工作和专业团员，那些气壮山河大合唱的歌唱中都有张恒的声音。
可以说，张恒对掷地有声、豪迈雄壮歌曲是十分熟悉与谙习，这也就是1950年9月张恒拿到《歌唱祖国》这首歌，反复小声唱了几遍以后就立即认定这是一首肯定能唱响的好歌曲，张恒的专业积累，滴水穿石。
延安女声合唱团，第二排左三为张恒。
张恒与王莘都是“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员，似乎在延安就默默地注定了《歌唱祖国》这首歌要在天津诞生，也会从天津传播开来，由天津唱响全中国。
1951年国庆前，《歌唱祖国》昂扬地走向了全中国。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规定在这一年国庆节时，除唱国歌外，以《歌唱祖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为全国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
文化部在通知中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即将教唱这两首歌曲。各地出版社和群众性刊物负责印发和刊载，各地文教机关负责组织上述工作，以求全国人民普遍学会这两首歌曲，在国庆节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50年，《歌唱祖国》就在天津“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了，《大众歌选》也把这歌作为首篇完整地刊发了。
2019年08月0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陈乾的文章“歌曲《歌唱祖国》诞生记”，其中写到：歌的词曲作者王莘在1938年考取了‘鲁艺’音乐系，师从冼星海、吕骥、向隅等，毕业前，冼星海赠给王莘一支颇有纪念意义的法国自动铅笔，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拿着它，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些催人奋进的音乐作品来’。
在收到活动铅笔的第11个年头，《歌唱祖国》诞生。32岁的王莘终于用老师赠予的那支写下《黄河大合唱》的活动铅笔，创作出了这首不朽的颂歌”。
陈乾的文章也写到：“《歌唱祖国》在《大众歌选》第三集位列首篇发表”，这《大众歌选》背后的故事就一直是五大道上的一个音乐密码。
音乐家王莘住在重庆道贯穿到成都道的博爱里1号，张恒住在重庆道97号，这明显构成了五大道上的音乐密码。
王莘故居：成都道博爱里1号
“地标”性的音乐与地域紧密相连：
从天津调到上海音乐学院任领导的孟波促成了上海那座城市创作出镶入世界乐坛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飞沙走石的大西北，你刚感到孤冷就会忽地有一队送亲的队伍出现在山岗，传来手鼓与歌声：“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热情似火。
从热情似火转到江南水乡，那一定是馨香委婉的《茉莉花》让人流连忘返。
到了天津这座海滨工业城市，扑面而来的就是这首热情奋发、坚定自信的《歌唱祖国》，这歌的每一音节、每一字句都流淌着这座城市的血液，这里的人都会一字一顿地唱起“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