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首歌。
为了它，我整整准备了 50 年......
呼伦贝尔大草原 (摄影: 紫漪)
1951 年，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从小，我不知道自己是个蒙古人。那时的北京，民族概念很淡，没有谁强调自己出身于哪一个族群。小时候只是依稀地记得，家里总来一些喇嘛，或是草原上来京开会、看病的亲友，他们身上总有一些羊膻味，从呢子大衣里，从蒙 古皮袍中散发出来。每当这些亲人来过，家里就会有一些草原独有的食品：黄油啊，奶豆腐啊 ， 还有裹着锡纸的奶油块。有时，喇嘛们还会带些炒米来，是用很粗的布袋装好的，也有一些我们很少闻到的气味。问起这是什么味时，母亲总是怀有几分自豪的说，蒙古味儿呗！
在幽深的胡同里，在景山东街一带，我渐渐长大了，直到九岁。1960 年的十一月，天气渐 渐寒冷，我依然无拘无束地玩着、奔跑着，像一匹胡同里长大的马驹子。有一天母亲哭着告诉我，父亲没了。母亲搂着我们兄弟三人，她哭成了泪人。从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挑起这个家了......哥哥是个残疾人，小儿麻痹症害得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弟弟才 6 岁，是个拖着鼻涕的可爱小孩。母亲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每天起早贪黑地忙于工作。她是北京蒙藏医院的化验师。这是一个中国最微型的全科医院，专门收治来自草原牧区和青藏高原牧区病人的一所民族医院。母亲会蒙古语、藏语，她除了本职工作，还兼做翻译。于是，这家庭的生 活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在母亲严苛教育下，我们渐渐长大了。母亲的教育从来没有和风细雨过，她手中的鸡毛掸子就是我人生的教鞭。不论哪一门功课，只要是五分以下，那只掸子就会伴着她的怒吼声呼啸而至。而我，竟从没有逃脱、哭泣或求饶。多年以后，在北京，在温暖的夕阳下，我问母亲：“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抽打我，是因为对父亲的恨吗?”她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 疼爱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啊?......”
1964 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是这个学校让我走上了一条艺术的路径。学校里有一个文艺 社团，每个学生都可以报一个专业。我们的音乐教员叫王玉田，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派乐器， 我分到了一支小号。它静静地躺在号盒中，金黄色的铜制号身，3只键子，一双白手套。王老师说:“这支号很贵，98 块钱呢!你要爱护它，做它的朋友。”从那天开始，这只小号就没离开过我，一直到黑龙江插队。
文艺社团里有高中的同学丁爱笛和刘益涛，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一年以后，我的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这时机会来了。1965 年 12 月 9 日，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30 周年，首都大学生要做一个盛大演出，类似当年的《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各大学抽人全力以赴排练。清华大学军乐团的队员们正在农村搞“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好从附中的乐队抽来五名同学，我是其中之一。清华大学的文艺社团几近专业，水平很高，老师叫周乃森，是专业的音乐教授，从那时起，他就当了我的教员。每天第七节课后，我就穿过小北门，绕过化学楼，来到音乐室。音乐室很大，两层小楼，排练厅很正规。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排练，我们就开始到人 民大会堂集中训练，一日三餐都在宴会厅。排练间隙，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角落去玩。要不就看大学生们排合唱(1000多人)或看他们排练舞蹈。不过，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央乐团的合唱指挥秋里， 他英俊、潇洒，总爱和大学生们谈笑，身披一件花呢大衣，暗红格的围脖，指挥的手势让所有人着迷。
在清华大学军乐团的两年中，除了那一次大规模的演出外，就是每星期的训练，要吹很多曲子，要学五线谱，要练习很多枯燥无味的教程，还有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比如每年的“五一”或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搞狂欢。金水桥前有三个巨大的圆圈，年年位置不变：中间的是中央民族大学，东侧是北京大学，西侧是清华大学。我们乐队阵容强大，舞蹈队也不错，但稍逊于中央民族大学。
最后一次狂欢节，是 1966 年的“五一”。16 天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清华大学、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破碎了......连同它破碎的当然还有我的梦，这是我的音乐之梦。不懂音乐的朋友很难理解这个梦想有多么美妙。当号身握在你的手中，当你把号嘴轻吻在你的唇间，深深地吸进一口气，闭上眼睛，气流冲过你的嘴唇流进了号身，那清脆而又悦耳的声音便奏响在天地之间。哪怕是音阶或音程的练习，哪怕只是一个长音，它会让你的灵魂插上乐思的翅膀，在云中翱翔，美妙无比。我从未奢望当一名作曲家，我只梦想当 一名乐手，坐在清华大学的乐队中，我的面前是谱架，谱子上爬满了音符，它们会让我的心飞翔。
我的老师王玉田害怕我们闯下祸事，把北京的许多中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思想革命路线宣传队”(简称“路线”)，1000 多人的规模。又开始了排练和演出，宣传队的住址在北京建筑工业学校，那是一所中专学校。所有的曲目都是他带着一些高中同学创作出来的，很震撼，很好听，有点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演出了很多场，出了大名。那段时间我的音乐之梦又开始复苏，认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家。有北京十三中的孙维毅、陈天航；有二十五中的萧平(著名诗人萧三之子)、邹海岗；有中央乐团的首席小号陈嘉敏；芭蕾舞团的首席圆号杨洁......我的小号水平明显得到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之乱也到了极致。1967 年 12 月，当革命走入末路时，“路线”也解散了。我报名去了北大荒农场插 队。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我们一行500名北京知青，坐上专列，告别了首都，告别了校园，告别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在车轮的轰鸣声中，一路向北呼啸而去......
1967年，克明16岁（中），刚刚到黑龙江兵团，与战友合影
在兵团，我成了一名锻工。从 16 岁到 24 岁，我在炉火旁，在铿锵的大锤声中度过了 8 年青春时光。身体渐渐壮硕起来，也长得高大起来。不管工作有多累，我身边一直有那把小号陪伴着。想家了、绝望了，我都会在黑暗的锻工车间里吹响它。号角声从破窗里飘出，带着我的灵魂，飞向天宇之间，飞向白茫茫的雪原上......
厄运，一直缠绕着我。贵族，这顶帽子一直跟随着我。我努力工作，我冲在最危险、最困难的第一线，想得到和常人一样的待遇，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渐渐地，我变得狂野起来，打架、斗殴，寻找着一切机会去报复。刀子、斧子、钢叉、扁担......我用一切可以得到的物件做武器，去挑战别人。我力大无穷，我步履灵活，我胆大心细，我的眼睛里总闪着仇恨的光。后来，命运之神让我回到了草原，我调到了呼伦贝尔嵯岗牧场插队，回到了自己的族群中。
当我伤痕累累地回归到草原时，我已经从一匹北京长大的小马，成长为一匹四蹄矫健、威风凛凛的野马了。
2008年，克明在鄂温克自治旗拍摄专题片时的工作照
回到呼伦贝尔草原，我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奔跑，自由地让精神在天地之间飞翔了。从一个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一片宁静得可怕的草原上行走，那份喜悦，那份族人给与的温暖与亲切，让我狂喜，让我忘记了伤痛，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浪漫的气质与浪漫的情怀，从此在心中扎下了根，我贪婪地注视着每一根 小草，每一朵白云，每一只羔羊，每一匹骏马。我再也不愿意从马背上下来，我骑着自己的那匹马，走近湖水、走过沙丘、走过森林，当我纵马跨过河水时，我回身望着四溅的水花，心情竟像鸟儿一样。
再后来，我被抽到牧管局文艺队，走遍了境内的十几个牧场，从岭西到岭东，从多雪的冬天到杜鹃竞放的晚春，我和我的法国号一起(此时的我已经由小号改为法国号)，又走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