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于敏。
只是，当时一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于敏，要转向氢弹预先研究，并非他的兴趣所在。
“父亲一生崇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喜欢安安静静地搞基础理论研究，最喜欢从事的工作是大学刚毕业时的量子场论研究，后来根据国家需要改行做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也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而氢弹研究是应用研究，接受这个邀请，就意味着又一次改行，要放弃在原子核理论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隐姓埋名地投身于核武器事业。”于敏之子于辛说。
·2022年6月9日，于辛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但对于这个影响一生的抉择，于敏当即就答应了。
“爱国主义压过兴趣。”于敏回忆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全力以赴把氢弹搞出来。”
从此，于敏的名字就在原子核理论界，乃至整个物理学界“蒸发”了。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回忆道。
“百日会战”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转年，*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
于敏就是在这个时候率队加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的，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杜祥琬于1965年3月到理论部报到，那年27岁，是理论部里的小字辈。
他说：“当时，我们不分领导职务大小，一律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叫老邓、老周、老于，我是小杜。大家常常在一起开‘鸣放会’，不管老小，谁有想法，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画，去说。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2022年6月7日，杜祥琬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高手，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一条条途径、一个个方案被提出来，经过仔细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个个被否定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是于敏等人当时常有的感觉。
为突破氢弹原理，于敏可谓废寝忘食。有一次，妻子孙玉芹让于敏去食堂买饭，他随手拿了一个破底的塑料袋。包子和米饭装进袋子里，没走几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最终，理论部形成了几种可能成形的方案，需要在计算机上进行大量的数值模拟计算。
1965年国庆节前夕，于敏按上级要求带领几十位工作人员前往上海，利用国庆假期使用J501型计算机抓紧验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