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批年轻科研人员赴上海华东计算所对氢弹物理原理全过程进行分析计算。图为科研人员在使用的J501计算机。
“核武器爆炸后，每个时间、空间点上，都有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计算机就把这些物理量计算出来后打印在A4纸大小的连续纸带上。”杜祥琬说。
当时，打印出的字迹很不清楚，用手一摸打印纸，手上就会留下金属烧蚀后的灰烬。于敏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纸带上，往往一趴就是几个小时，手上、衣袖上都是黑乎乎的一片，但个个依然热情高涨。
经过3个多月的分析、比较，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杜祥琬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日会战”。
·1996年，于敏在北京办公室查阅计算机数据。
“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很多人看到过一组数字：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空军飞行员驾驶轰—6甲型轰炸机，在预定着弹点成功投弹。
这颗全当量氢弹在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爆炸，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烟云上升到1万米高的平流层，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壮观的蘑菇云。
·1967年6月17日，空军飞行员驾驶轰—6甲型轰炸机在新疆罗布泊成功投放氢弹。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得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回忆道。
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是，在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的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他们互相保密。即使是一个单位的，被分在不同岗位，也互不知情。直到在核试验时见面了才知道：“原来你也是干这个的呀！”
在于辛印象中，父亲从不谈起他的工作，只说是做科研。于辛说：“那时候，经常有他的同事来家里探讨工作，这时候妈妈就带我和姐姐出去玩。”
直到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辛才真正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才知道父亲的成就有多大。
除了氢弹，于敏还是中国中子弹理论设计的技术把关者和负责人。中子弹也是一种核弹。
于敏又被人们称为“中国中子弹之父”，但他生前并不愿意人们叫他“某某之父”，曾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于敏老师生动的写照。由于长期过度的脑力劳动，他身体很虚弱，有时实在不舒服，无法来办公室讨论，就约我们去他家里讨论，而且一讨论就是三四个小时。孙阿姨说：‘你们一来，老于就好多了。’”北京九所研究员、于敏带的博士生蓝可说。
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国家尖端国防科技的发展上，甚至无暇出版学术专著。
《环球人物》记者苦苦搜寻于敏写的书，结果只发现60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定价1.1元的《原子核理论讲义》。20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