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凤纹牺觥（图4）
写实风格是长江流域青铜艺术最突出的特征，闻名遐迩的双羊尊、四羊方尊、象尊、猪尊等皆发现于这个区域。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凤纹牺觥（图4），高12.7厘米，长19.5厘米，为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觥是盛酒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时期仍有少量使用。这件牺觥整体作一头牛的造型，牛首和牛背为器盖。牛的颈部作流口，可用于倾倒酒液，有的觥还配置有挹酒用的斗。肥硕的腹部，粗壮的四足，将牛健壮、魁伟的英姿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腹下部的乳突，以及偶蹄的特征，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所以这是一件写实风格较强的古代艺术品。牛背上立有一只小虎作盖钮，小虎纤细、瘦弱的体型，与牛壮硕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夸张的艺术设计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呈现出一种活泼、可爱的趣味。牛首的吻部微微翘起，双目直视斜上方，表情肃穆。牛背后端装饰有大耳兽面纹，牛的颈部两侧装饰有龙纹，下部为虎耳兽面纹，以及在臀部还装饰外卷角兽面纹。腹部的主题纹饰为长冠凤纹，占据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间，凤鸟纹表现为大圆目，尖勾喙，头顶有一条向内卷曲的华丽长冠，长尾上卷，凤爪贴于牺觥的前足上，并以精细的云雷纹为地纹。显然，凤鸟纹与龙纹、兽面纹一样，都不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动物，而是一种神鸟纹。
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牺觥（图5）
这件牺觥造型精美、纹饰华丽，与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牺觥（图5）基本相同。两者仅在纹饰细节上有微小的差异，应该是在一个地区铸造的。由此推测，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牺觥可能也是湖南地区出土后，辗转流入上海。这两件牛形觥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对牛的喜爱和重视，并将写实风格的造型艺术和抽象风格的装饰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夺目的青铜文明。
2001年在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牺尊（图6）
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并非是单向。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南方地区，促成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展。同时，南方地区的艺术风格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原地区。2001年在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牺尊（图6），高22.2厘米，长40厘米，同样是整体作牛的造型。牛首前伸，牛角后仰，口部微微张开，低叫的声音跃然于脑海，非常地传神。牛的背部微凹，开有长方形缺口，设置有器盖。牛的体态健壮，腹部肥硕，四足粗短，臀部稍稍抬起，牛尾下垂，古代工匠将牛行进站立的姿态通过写实的艺术手法完全呈现出来。并且，这件器物通体装饰有各种样式的动物纹，不留余地。牛的下颌部有鱼纹和鸟纹，上颌部有小虎纹。颈部两侧装饰倒置的龙纹，颈部上端饰兽面纹，背部的盖面饰对称的卷龙纹。臀部饰相背的小龙纹，四足上端饰龙首纹。最重要的是腹部装饰的虎纹，基本占据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间，虎首低垂，虎口大张，好似在吞噬这头肥牛，以细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全部纹饰虽然以线条勾勒而成，但是主次分明，层级感较强。在牛颈部下端和器盖内壁铸有相同的两字铭文“亚长”，表示墓主人的族氏。这种写实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显然是来自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与殷墟抽象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截然不同。牛形尊与牛形觥虽然造型比较接近，却是两种不同的盛酒器。觥是牛首作盖，尊是牛首与身体相连，只能从背部的缺口处挹酒。
1967年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牺尊（图7）
商代的酒礼器特别发达，种类繁多，样式新颖独特。周人灭商后，统治者总结商人亡国的教训。在《尚书·酒诰》中明确提出商人是因为饮酒无度导致亡国，严令禁止周人酗酒。所以西周时期的酒器开始走向衰落，种类和数量大大减少。1967年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牺尊（图7），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是目前所知西周中期唯一的一件牛形尊。牛的体态修长，腹部浑圆，四足匀称有力。牛口吐舌，舌作细流，这种设计既顽皮可爱，还有实用性的考虑。背部的长方形缺口设器盖，臀部设有环与盖环相连。盖钮为站立的一虎，虎体小巧，大头立耳，体躯后缩作扑攫之态。牛的腹部装饰有抽象的卷龙纹和云纹，纹饰构图疏朗、豪放，与商晚期繁缛、精细的纹饰风格迥然不同。这件牛形尊的表现手法生动夸张，牛的形象憨态可掬，强壮的身躯与灵巧的小虎对比鲜明，体现了贵族生活的精致和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