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牛形插座（图12）
1977年在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牛形插座（图12），高22厘米，长53厘米。这是一件屏风的底座，与之相配合的还有一件错金银犀牛形插座和一件错金银虎噬鹿形插座。这件插座的牛体浑圆，背驮一个鹿纹长方形銎，銎内尚存木楔。牛首微昂，双目圆睁，并以金丝勾画眼眶和眉骨。两耳侧立，头顶有一对内曲扁长的角，长直尾，四肢斜撑。周身饰以细金线勾边，宽银丝和宽金片为主的几何纹，纹饰简洁明快。中山国又称“鲜虞”，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白狄所建立的小国。中山国的青铜器表明，其礼仪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经与中原文化相同，反映了这个时期周边少数民族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明显加快。
中国幅员辽阔，牛不仅是中原农业文明的象征，也是草原游牧文明标志性的牲畜。北朝民歌《敕勒川》唱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牛和羊是草原游牧民族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草原民族对牛的喜爱，不仅体现于日用器皿，还大量使用于服饰中。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草原地区就流行一种动物纹牌饰。这种牌饰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服饰特征，它是一种腰带上的装饰物，往往与带扣配合使用。最初固定在腰带正中位置，逐渐向腰部两侧扩展，最后形成环绕腰带一圈的带銙。
1983年在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牛纹牌饰（图13）
凡是出土成对青铜动物纹牌饰的墓葬，均是有较高身份的贵族墓。凡是出土成对金牌饰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更高，可能是部落酋长或王。1983年在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牛纹牌饰（图13），长5.5厘米，宽3.7厘米。这件牌饰呈长方形，背面有两个对称的桥形钮，用于穿系腰带。边框装饰麦穗纹，中间透雕有伫立状牛形图案。牛首微侧，双目向右侧斜视，口中衔住一条蛇，蛇头垂下，口吐信子。这种动物搏斗的纹饰是草原地区非常流行的题材。草原民族勇武强悍，热爱自由，在长期的游牧和狩猎活动中，将各种动物的习性和大自然的生存法则转化为生活的艺术。猛兽的凶悍与食草动物的顽强抗争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征服与反抗的艺术张力。牛是性情温顺的动物，在自然法则中也要奋起反抗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草原民族。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八牛贮贝器（图14）
当中原地区的青铜艺术走向衰落的时候，云南滇文化的青铜器成为辉煌青铜时代最后的余韵。牛在滇文化中的地位极高，既是财富和权利的象征，又是最重要的祭祀品。牛作为艺术装饰的题材，广泛运用于滇文化各种类型的青铜器。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八牛贮贝器（图14），高51厘米，长39厘米。器盖上站立的牛体态健魄，犄角奇长，充满了野性的力量美。这种牛的肩部肌肉隆起似瘤，又称瘤牛，是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1972年在云南李家山24号墓中出土的牛虎案（图15）也是独一无二的珍品。铜案是摆放祭祀牺牲的器物，高43厘米，长76厘米。其造型新颖、独特，主体是一头大牛的形状，牛背为椭圆形内凹的案面，牛的四蹄为案足。牛的尾部趴着一虎，前爪紧抓住牛的臀部，虎口咬住牛尾。大牛的腹下横置一头小牛，护犊之情溢于言表。大牛的肌肉丰满，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摇摇欲坠之感。但是尾部的老虎身体拱起作撕咬状，增加了后坠力，使得这件器物在视觉上达到了平衡感，而且小牛的设计也增强了器物的稳定性。因此，这是一件将现实场景与艺术设计完美融合的作品。
1972年在云南李家山24号墓中出土的牛虎案（图15）
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不再具有礼制的内涵，大多数成为日常生活用器。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出土的错银牛灯（图16），高46.2厘米，长36.4厘米。全器分为灯座、灯盏和烟道三部分。灯座为一头牛的造型，低首俯视，体型肥硕，神态憨厚又不失威武稳重。灯盏外观似一个圆亭，基部为灯盘，外侧有一个扁平的短把手，可以转动灯盘来调节光照的角度。镂空的菱形灯罩也可以转动启闭，能够随意控制灯光的方位和亮度。烟道为一个弧形圆管，从牛首顶部伸出接于灯盖顶端，产生的烟气通过烟道进入牛腹。在牛腹中储水可以溶解烟气，这样便可避免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除了灯罩外，通体装饰有错银的云纹，还有龙、凤、虎、鹿腾跃于云纹中，灯盖后侧外还装饰有一只振翅翱翔的苍鹰。显然这件器物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够使用的，而是贵族享用的高端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