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根，1932年11月生，太原市小店区南马村人，1945年8月参加革命，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共党员，离休干部，处级，现住小店。
2011年秋，笔者到王老家中进行了多次专访，王老向笔者谈了一些亲身的革命经历，并让笔者看他写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笔记。笔者根据王老的口述和笔记，对王老的革命经历进行了整理，下面是专访整理的材料：
一、童年时期
1932年11月，我生于太原县南马村一个贫苦而普通的农民家庭。我家的院子在村西街，坐北向南有三间土房。我有父母亲和一个哥哥，哥哥是个天生的哑巴。我家四口人就住在东面两间房子里。东面和南面是土墙，西南是茅厕，东南面是街门。
童年时期，家里只摆着很旧的、不知那代人传下来的一个老木箱。靠西墙有四口大缸，几口小缸，是存放米面用的。自我记事起，那些大小缸从来没有装满过粮食。因长年累月烧煤和木炭，墙壁被薰的很黑，炕上破蓆子上放的是破被子和枕头。这就是使我永远难忘的当年的家庭状况。
我家有六亩多地，多是薄田，村北有二亩，汾河西有二亩，春天种上高粱和大豆，夏季和秋天，如果没有被水淹，就可有些收成，就算是丰收年。若被水淹，就颗粒无收。村西护村堰外有二亩好地，这是全家的命根子，种些谷子、土豆、南瓜和玉米。秋收季节，粮食收获后，除了交“公粮”之后，剩下的才是一家人的口粮，只够半年度日。父亲有个手艺，会做棺材，但不能常年做，冬季农闲时给人家做棺材，挣上些钱，补贴家用，母亲给人家做鞋，还给人家当保姆、奶娘挣些小钱，就这样紧紧巴巴糊度日子。1937年以前，虽然生活不好，粗粮茶饭，有时断顿，但还算过得去，过大年时才能吃上饺子。
我4岁至8岁之前和邻居童友们常在一起玩，玩土、玩虫子，玩蜻蜓，玩得也高兴。有时跑的远了些，回家会被父母骂上一通。
有一天，街上乱哄哄，村里狗乱叫，乡亲们乱走动，有的高声叫：“日本鬼子来了！快跑呀！”我爹看到情况不好，一把抓住我的手，和我妈我哥一起向村西跑去。我母亲一边跑一边念叨着：“快走！快走！”乡亲们都向村西汾河湾跑去。远处传来了枪声，人们惊慌失措起来，气也不敢出。把头放的很低，害怕日本鬼子看见。一直到天黑，听到人们传来消息，日本鬼子走了，我们才摸黑回到家里。
自那以后，我家和其他村民一样，日夜不得安心。一天晚上，我从梦中惊醒，听见大街上乱纷纷的。我看到父母亲靠近窗口扒开窗纸向外观望，他们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第二天，我才听大人们议论，昨天晚上村里来了很多日本兵。我看见村公所大门口插着日本膏药旗。乡亲们很快传开了，说：“不得了啦，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又听见村公所敲起锣儿，敲锣人大喊：“家家户户交钱啰！”
第二天，我看见村公所所在的老爷庙门口有日本鬼子烧下的柴火堆，乱七八糟。还听到乡亲们议论：某家的女人没有跑，让鬼子糟踏了，还抢了某人家的东西，村里街上到处有烟火堆。
秋季的一天，雨下个不停，我母亲流着眼泪，家里漏雨很厉害，窗户上被雨淋的很湿，顺着玻璃流下来，我母亲用抹布一边擦着雨水，一边叨念着：“老天爷，不要下了，叫人怎么活呀！老天爷哪！”
日本鬼子打进来后，抓了许多老百姓去修路。附近各村都强派民夫，我父亲不愿给鬼子干活，被强拉过去又踹了几脚，就这样，父亲被抓去给日本鬼子干差事去了。
这一年日本鬼子在北格镇设了据点，汉奸、特务到处横行霸道，抢老百姓的粮食和财物。老百姓没吃的，多数人家吞糠咽菜，饿着肚子。警备队黑狗子引着日本鬼子到处捣乱，到处*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搞的鸡犬不宁。汾河边上也设了日本鬼子的据点，老百姓到清源县城要有路条和“良民证”，一不小心就挨耳光。
村里的汉奸拿上催命锣，一天到晚催好几次，要老百姓限三天交齐“社钱”，说是皇军派下来的。如果三天内不交，就地惩罚！过了几天，催命锣又响起,说是皇军又派下军粮，要各家各户限期送到村公所。否则，连人一齐交到乡政府处置。
全村的老百姓，绝大部份被逼的走投无路，缺吃少穿，有的卖儿卖女，卖房卖地，有的女人另行改嫁，另谋出路。有的老乡沿街讨饭。这时的村里，毒品横行，有的人吸了毒品，不能脱身。不少人偷窃行骗，村里乌烟瘴气。那些吸了海洛英又没有钱的人，被村公所抓起来，用猪毛绳子捆住吊在树底下，还有的“坐椅子”，就是把偷东西的人绑在椅子上，两腿分别捆绑在两个椅子腿上，动弹不得。脱了鞋，露出脚，用铁尺狠狠地打。直到打得两足鲜血直流，再让爬出去。过几天被打烂的足生上虫，臭味冲天，直到把人烂死。这是我从小看到的。
有一年下了好几天雨，汾河、潇河一起上涨，把南马村包围了。河水奔流，洪水泛滥，村子被洪水包围，全村人惊慌失措，都拿着铁锹防洪打堰。有的口子被洪水冲开，人们乱成一团。堵的堵，填的填真吓人。这是一场灾难，地里的庄稼被淹没了，有的人被洪水淹死。一年到头没收成，人们没吃的，野菜、树皮也很难找到。我和哑巴哥哥及乡亲们跑到财主家的地里割“苜蓿”（牲口喜吃的一种野草）欲充饥，被村公所巡田的抓到村公所，给人家说了许多好话才放回来。
家里没粮食，只好每天到处挖野菜，吞糠咽菜，吃不饱，肚里饿的慌，衣服破旧，穿不暖，夏天穿不起鞋，光着足板子。谁家办喜事时，父亲就向人家讨些剩下的菜汤馍馍。吃起来比过年还吃的香。就是有了霉味，亦舍不得扔掉，吃起来也香。
在这样的光景下，1939年9月，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没有奶吃，饿的直叫。父亲做了些玉米面糊糊，喂孩子，孩子吃不好。母亲怕把孩子饿死，便送给了别人，得到人家几十斤玉米面，算是卖弟弟的价值。
我父亲是我奶奶改嫁时带过来的。父亲的哥哥（我的大叔）留在家里。大叔本应占有两份家产，但财产被后房独占了，无处安身，便来到我家，住在西屋中。我家本来就没有吃的，又增加了一个吃饭的。我父亲经常因为我大爷吃我家的饭吵嘴。我大爷没有生计，生活不好维持，跑到外面要饭去了，身上的破衣服常被狗咬烂，腿和手被狗咬的鲜血直流。不久，因要不上饭被饿死。
1940年秋的一天，母亲带我们要到清源城三姨家串亲戚。清源城离我家有十来里路，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出了村向西南方向走去。路很难走，两旁不是高粱地就是玉米地，一不小心会被高粱杆绊倒，一眼望去都是庄稼。我和大哥跟着母亲走，走到汾河边，看到汾河里有条大木船，船的两岸都站着人，等着船摆渡。我们上了船，晃晃游游，船向对岸摇去，到对岸后，下了船向西南方向走去。
我走得很累，好不容易到了清源城北门。城墙高高的，阴森森的。城门大开着，左右站着日本兵和警备队的人，两手端着带明晃晃刺刀的枪。那日本鬼子贼眉鼠眼四处察看。我父亲精神顿时紧张起来，母亲扯着父亲的衣服，好像在说：“沉住些气，咱们能过去吧。”父亲装出好像没事的样子，但又显得有些发愁。等我们走进城门口时，日本鬼子瞪大眼睛，嘴里叽哩咕噜不知说了些什么，我们听不懂。警备队的人走过来说：“良民证！”我父亲顺手从胸前衣袋里拿出“良民证”，“良民证”是个黑字白皮的本本。警备队的人看完“良民证”才摆手让我们进城。
我们终于进了城，城里人很多。日本兵、警备队的人走过来走过去。有的日本兵手里牵着狼狗，日本女人穿着木板鞋，衣服很宽松，脸上涂着油粉，在人群中像鬼跳一样走着。我们从北城门进去，街道两旁流着清水，东关的东湖，清水蓝天，很美。有的日本人在钓鱼。湖里漂着小船，晃晃悠悠。向西望去，房屋上挂着膏药旗，日本人戴着扑风帽，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站着，看不到有中国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日本歌曲“洋人大笑”。
我们提心吊胆地到了我三姨家。从一个破门进入院中。三姨高兴地迎接我们。当天，我们就住在她家。第二天，我父母亲和大哥回了南马村，我一个人住下。
我住下后，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二、三岁的孩子，他领着我玩，有什么话他都告诉我。他说城北门日本人很多，对大人查的很紧，要“良民证”。没有“良民证”，就按“*人犯”抓了，小孩子不管。他告诉我，菜市上很热闹红火。他每天在那里捡烂炭，在灰渣坡上能捡到好东西，能捡到烟盒上、信封上的邮票，还能捡到破衣服、烂鞋卖钱。我听了他的话很高兴，每天和他一起玩，他也喜欢带着我到处跑。我这个大哥的家里也很穷，他的名字叫“根印”。
有一天，根印引着我到城里去看热闹。他对我说，今天日本人要*人啦！*的是（他用手比划了个八字）。我们正说着，从城北过来了一支队伍，前后是学生，戴着大盖帽，全身穿红边白色的学生服，整齐的走着，有吹洋号的，有打洋鼓的，后面的人穿着便衣，还有戴黑眼镜的，还有日本兵、警备队，中间汽车上绑着一个人，背后插着木牌，上写着一排黑字，黑字上打着红“X”。看到这些，我有些害怕。根印告我，不要怕。我们站在一边悄悄地看着眼前的队伍。汽车上被捆着的人，面不改色。我们一直跟到清源县一个叫“水帘洞”的地方。那里人很多，都是来看*人的。警备队的人不让老百姓往前走。日本人*了人后，人群散去。我回到三姨家，说了看*人的经过，我三姨说了我一通，她说：“你就不怕日本人把你抓去！”她显然是在担心我的安全。
有一天，我病倒了，几天起不了身。父亲和村里的人来到清源城里，要抬我回去。三姨对我父亲说：“吃了几副中药不见好。”于是父亲要抬我回村。当时我正发高烧，迷迷糊糊，不知道怎么离开了清源县城。我醒来时，父亲他们已抬着我刚过了汾河，正沿河边向东北方向走，四面看不到绿色，此时正是冬季。
回到村里后，养了一段时间，身体康复，便又上学了。我念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安心学习。实际上是家里没钱时，就上不起学了，有了钱后再去念，经常是前面讲的没记住，后面讲的跟不上。
村里的学校设在村东北角的寺庙里。寺庙叫佛爷庙。先生兴打学生板子，学生调皮或不会背课文，先生就拿板子打学生的手。
一天早上，下学回到家里，家里没有饭吃，只有水喝。因为家里没有米面揭不开锅了。
我做完家里的事，饿着肚子返回学校上学。第一节课是默写语文，因我没有练习，抄写了别人的作业，捣鬼骗不过老师。高先生把我叫到教台上，提起板子就打，打得我手掌全肿了，我受了气不敢说。本来早上没吃上饭，又被老师打了板子，身上直出虚汗，肚子饿得叽叽咕咕，全身发软，回到家里将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告诉了父母，父亲没有办法，从此我就失学了。
日本鬼子未进村前，我和父亲及大哥一同下地除草、锄地、间苗，做一些农活，还割些草，卖些钱，增加些收入买玉米面。自日本鬼子进来后，全家靠二亩地度日，除了交公粮外所剩无几，经常吃不上饭，用糠菜填肚皮，甚至连糠菜也吃不上，常常是野菜充饥，苜蓿、茴条、苦菜、柳叶等凡能吃的野菜都吃。由于吃野菜的人很多，有时连野菜也难找到。
有一天，村里又敲起了锣，“当！当！大家听着，皇军派下公粮和公款啦，限三天交到村公所，三天后不交就要送乡镇府啦！”我父亲在家里说：连糠都吃不上，还要什么公粮公款！三天过后，我家没交齐所谓的公粮公款。村公所的王村长把我父亲叫到驻扎于村东文庙中的伪村公所。村公所的家伙们说我家不交公粮公款罪在不轻。父亲为人耿直，敦厚老实，不多说话，也不拐弯抹角，直来直去，说出了交不起公粮的原因。我家家贫，成家迟，父亲在王氏家族中辈份高，按辈份王某应叫我父亲爷爷。王村长自日本鬼子进村后，当了村长成了日本鬼子的狗腿，翻脸不认人，依仗日本鬼子欺压百姓抖威风。他开口就逼我父亲交公粮。父亲心想，我家穷的吃不上饭，怎能交公粮公款，你是个孙字辈，好歹总给个面子吧。于是对王村长说：“我家缺米少面，连锅也揭不开了，实在没有钱粮可交。”王村长一听，大声对我父亲说：“你抗捐不交！不管你揭开揭不开锅，卖房子卖地也得交！”
我父亲一听就这话就有些火，对王村长说：“看你说的是些什么话！”王村长听了父亲的话，更是生火，他知道我家穷，又没靠山，于是叫来手下人，要用绳子将我爹捆起来送走。有人将父亲的事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赶紧找到村公所，进门对王村长说：“好你个村长，你把他爹捆起来送走，我一家全靠他，送走他你让我家怎过？俺家卖房子就是了，你不能把俺的人捆坏了。”
这时一旁坐着的赵*开了口。他说，“你家要卖房子，我要”。他说这话是在乘人之危。因为不交钱粮，就要将人捆上送走，父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卖房子。因此当场说好价钱，我家的房子、院子被赵*买去了。赵*买到我家的房子后，后来改建了街门，把院子东南角上的旧街门改在院子的西南角上。按当地传统说法，西南角上应是安厕所的位置，在这里开门，有忌讳，叫死门，走死门于居住者不利。改街门后不久，赵*和他老婆双双相继死去。人们都说他家走了死门，差一点全家死光，这是后话。
就在这年我母亲生下我的大妹妹。一家有了5口人，房子也卖了，交了公款，所剩无几。我家成了无房户，搬到了村西北一家穷人家的空房子里。家里没有吃的，经常向粮店赊面，没有钱还，把二亩地也交给了别人家。全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分，全靠我大哥经常给有钱人家打工维持。我才十几岁就给人家割草、除草、间苗、锄地，什么农活也做，全家人都给人家打工，起早搭黑没日没夜的干，夏日紧巴些好过，到了冬天没吃没穿，忍饥挨饿，受着煎熬。
1944年的一天，八路军突然来到了我村。第二天我刚起床，看到街上有好多八路军队伍，大街打扫的干干净净，人们喜笑颜开，我们家所在的大街上，八路军住的很多，上午十多点钟，八路军突然又向西谷村出发，那里有日本鬼驻扎，八路军走后，中午听见了炮声，老乡们都说，八路军在西谷村和日本鬼子打起来了。
说话间，八路军的伤员抬来了许多，有的伤员头上绕着“绷带，有的腿上、膀子上、脚上有伤。我和一些童友主动给伤员倒开水、扒鸡蛋皮，伤员们陆续向西山转移。自八路军来过后，村里常有八路军来活动。在此之前，伪军常来南马村，统治很严。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活动很小心。
有一天，我和童友王四娃、王全贵在村西烂土墙的洞里发现用草埋着的手榴弹，我们不敢动，也不敢吭气，又原样放好。之后才听说，村里的高臭娃是八路军组织的村农委主任，赵吉庆是村民兵负责人，他是从吕梁受训回来的不脱产民兵。尽管日本鬼子统治很严，但八路军还是常来活动。后来听说1941年太原县县政府民政科科长王子钦同志曾到南马工作，被敌人*害。村里两种势力斗争十分严酷，环境十分恶劣，不少英雄儿女为挽救民族危亡，将鲜血洒在了清太徐的土地上。
二、参加革命
有些人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变成了鬼子的走狗，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和人格。有一天，南马四个日伪军村干部在村西北路口，被我地下工作者镇压了。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据老人们说，1944年晋绥八分区将交城游击队三大队和清太徐四大队合并为清太徐十七支队，支队长是廖步云，参谋长是马乐情。十二月八分区地委根据刘伯承“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指示精神，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为反击日本侵略军做好准备。同时农村斗争形势越来越好，各村的伪村长有的被我镇压，有的逃跑，南马村伪村长王某逃跑了，换了个王三保，成了我军的两面村长，白天应付日本人，晚上为我地下工作者服务。共产党清太徐地方武装组织活动亦很积极。马乐情参谋长常到南马村来，他是在晋中地区和清太徐地区活动最多、活动时间最长的八路军团级*之一。
1945年8月，我虚岁14岁，周岁还不满13岁。我们村的郭侯娃，晚上来到了我家。他是一个农民，家很穷。他对我父母提出让我参加八路军。我父母怕我年纪小，担心八路军不要我。如果要，能出去最好，家里没吃没穿，参加了八路军起码有个吃饱饭的地方，不用再饿着，亦好有个奔头。我正在西小房坐着，母亲过来问我，你去不去当八路军？我表示愿意去。我想的是，我已接触过八路军的队伍，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救穷人的。参加八路军多好啊！
当晚，郭侯娃就把我领到了村南的一户村民家。我看见了八路军地下工作者肖林。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穿着便衣，头上包一块毛巾。郭侯娃亦是才参加八路军的。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后，肖林问了我家的一些情况，问我年纪以及家里有些什么人，家庭情况怎样等。他对我说，西山有许多十几岁的小八路军。上了山到了地方医院不打仗，很安全。长大后再下连队，那时就什么也好啦。他告诉我从现在起，你就是小八路军了，对外人什么也不要说，敌人知道了可了不得。他问我，清楚了吧？我说：“知道了”。
从此我成了一个小八路。第二天，我们五个人住到了王家堡村，白天不出门，吃饭时，有人送过来，保持秘密活动。这样，我们就在附近的村子里活动，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转过来转过去，跟着肖林扩充自己的队伍，宣传抗日。
有一天晚上，我们全体集合，要在夜间活动。肖林让我跟在他身后。出了村外黑洞洞的，我们约有十多个人，还有牲口。我们向西出发了。谁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只是由肖林安排。我们进了高家堡村不远，突然前面一片慌乱，好象碰上了敌人似的。肖林一把手将我压在路旁的土墙下，前面和后面的人也散在两旁弯下腰，过了片刻，前面有人说话：“没事啦！快走！”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高家堡村当了警备队的人回家来探亲，碰上我们被吓跑了。我们继续向前，过了北营村，到了平泉村。首长让民兵带领我们进白石沟，是怕踏上地雷。我们进了沟，跟的很紧，路越来越不好走。我们顺着沟往里走，两旁黑黑的山，像巨人向我们点头、招手。不知道走了多少时间，我走的足疼，腿酸，累的够呛，到了一个半山腰的村庄，队伍不走了。我们有四个小鬼，有人把我们引进一间房子里，房子里有土坑，我们走了不少山路，很累，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躺在坑上就都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一看，我们几个谁也不认识谁。我们互相作了介绍。比我小些的两个娃娃是王家堡村的。另一个比我大一点的是清源长头村的，叫孟三货。清早起来，我们到附近游玩，听见隔壁有声音，原来是几个男八路和几个女八路在扭秧歌。
我过去一看，其中一个女人是我们村的，因我在她家扛过工，晒过花生，干过农活，认识即她。我心想，当八路军是穷人家没办法才来的，她家很有钱，怎么也上山当八路军呢？后来才知道，她已成了八路军大队长李振山的媳妇，因此上山的。
身上背着手枪的八路军同志，约有十七八岁，红胖胖的圆脸，穿一身灰色军装，精神抖擞，面带笑容叫我们去吃饭，让我们向老乡借上碗，就在对面伙房吃饭。门口大石头上垒着一口大锅，做着一锅小米干饭。有许多穿军装的八路军同志在吃饭。金黄色的小米饭，还有土豆丝菜。迎面香香的味道向我们扑来，热气腾腾，我们吃得很香，吃了不少。吃完饭，我们又回到昨晚住的家里。这个家，多年没人住过，坑上没有席子，是光土坑。墙壁烟熏的很黑，满屋是土。
不大一会儿，那位背手枪的同志来叫我们，说参谋长让我们去。这时，我们才知道昨晚上与我们一起上山的肖林、郭侯娃都不知去什么地方了。想问清情况，但心里又想，刚当了兵，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了。
我们被引进一间房子里，坑上坐着大个子首长。他首先问孟三货，让你当理发员行不行。孟三货说，行。孟三货被通信员领走了。首长又问王家堡村的两小鬼说，你俩个小鬼父母不知道你们出来，还是让人在晚上带回王家堡村去。首长回头问我，你是王铁根吧？肖林同志说过，你家很穷，是无产阶级。那么，你去医院吧。我点点头，回答首长说，好。首长说，让通信员带你去找老杜，他有病，上午去住医院，让他们带上你。我跟着通信员去找老杜去了。向西走到一半山腰，那个背枪的通信员向对面山腰一个房子喝叫：“老杜同志？”老杜便答：“什么事？”通信员说：“你把这个小同志带到医院去。”
老杜说：“好，过来吧。”那老杜有三十大几岁，一会儿一咳嗽，喘的很厉害。他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说：“走吧！”他前面走，我在身后跟着，向西很深的山沟，顺着满是石头的山沟一步一步地走着，真是名不虚传的白石沟，光有石头，没有几棵树，越往里走山越高，又越难走，一不小心石头碰的脚指很疼。我生在平川，第一次上山，也是第一次走这样的山路，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亲和我的哑巴哥哥，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我又能回到父母亲身边呢，一边走一边不由地眼泪流了下来。
我偷偷地哭着，老杜在前面走着，一边走，一边喘气咳嗽，让人听了非常难受。到了山根底，有一个小村庄，向小山庄后的高山坡爬去。我紧跟在老杜后面向上爬。我不自觉地偷偷流眼泪哭。老杜回头看了我一眼，发觉了我在哭，喘着气对我说：“小同志，不要哭，山路不远了，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越向上爬，山越高，对面的山好象顶着天了，我们走在山坡上，山沟里，四面环山。我们顺着牛脊背似的山坡向上走，向下看去，山沟很深，不小心能把人滚到沟里。自己心想：走吧！在家也是挨饿，别无出路，走到头总会能到达目的地。
终于看见目的地。老杜指一指说：“对面就是。”我抬眼一看对面果然是个山村。但虽在对面也不是一下能过去。我们走在山坡上，又翻到山下，再从沟爬上来，爬到半山坡，目的地小山村麦地庄到了。原来医院就是休养所，所在地就是麦地庄。
老杜打问了所长工作的地方。将我引进了一间房子里。一进门，家不大，满屋都是小八路，和我差不多大小。所长在地下站着，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所长在给小同志们上课。那些小八路，穿着军装，个个红光满面，都调过头来看我。所长接过老杜给的介绍信，点头说：“好！好！你把小同志留下，让他们带你住院去吧。”老杜对我说了声，小同志再见吧，就走了。坑上坐的一位小同志叫我的名字，让我上坑。我感到很吃惊，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村里的韩富海！我真高兴，原来韩富海也当了八路军了。
所长讲完课后，与唐班长商量，要将我编在班里。小同志们都围过来问长问短，非常热情。中午开饭时，韩富海一一介绍了同志们的名字，我一时记不住，只顾高兴，其他都顾不上了。韩富海、张根儿、王保福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到食堂吃饭。他们给我盛了一碗和子饭，我吃起来很香，虽然是用粗面做成的再简单不过的农家饭，但毕竟是饱饭啊！食堂有个大个子，二十多岁，清源人，笑嘻嘻地看着我，他看我吃饭的那股香劲很有意思。
我们的班长叫唐连根，他告诉王保福和张根儿，让我和他俩住在一起。王保福和张根儿非常高兴。王保福告诉我，他是清源王答赵家堡村的。他的后妈对他不好，家里又穷，生活没法过，所以出来参加了八路军。他比我小一岁。张根儿告诉我，他是清源平泉村人，他的父亲，因家里穷也参加了八路军。家里不好过，于是他也参加了八路军。他说，咱们都是贫苦农民，都是穷人出身。只要参加了八路军才能有出息。
到了晚上，王保福和张根儿两个小同志，怕我受凉，把我夹在他俩中间，我们三个人盖一床棉被。班长的腿有些残疾，不大得劲，所以下不了连队，不能参加打仗，留在后方工作。我们同床同被，一觉睡到天明。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起床了。王保福和张根儿叫上我一起到病房护理伤病员。他俩一口一个新同志叫我，说话非常亲近。他们先让我一同工作，学习技术，掌握了技术以后再让我单独工作。通信员给我领来了新军装。我换上了新军装，和其他小同志一样，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战士了。
穿起军装，自己显得格外精神。同志们和领导对我十分亲热。好像到了温暖的大家庭。王保福和张根儿笑着说，“咱们的人越来越多，力量也越来越大了。”还说咱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一起工作，为伤病员服务。
麦地庄这个小村子，位于清源县西北面白石沟西部的顶端。在狐爷山向西延伸，比较高的半山腰上，战略地位很重要。晋绥八分区十七支队休养所亦是个小医院，就驻扎在这里。所长是个晋南人。医院有三四个医生，所长本人是个医生。另外有王答村的牛增福医生。他原先自己开诊所，由于他有爱国热心，和老婆弃掉诊所参加了八路军。另外有南方的一名姓薛的和另一名姓刘的两个医助。连病人工作台人员共有四五十人。
医院没什么医疗设备，只有百十来种常用药。诊断设备有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等。外科用品有红汞、碘酒、纱布条等。那时八路军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十七支队驻扎在白石沟东西圪台头，有总部和3、6、9、1、2、4六个连，分为一、二、三三个营，常在平川打游击，支队长是廖步云，参谋长是马乐情。
和小战友们一同工作一段时间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不少技术，时间不长，我一个人能单独工作了。每天清早天一亮就起床，首先把病房和院子打扫干净。说是病房，其实都是老百姓住过的旧房子。医院离山很近，每天捡回些柴草烧开水，给重伤病员洗完脸，处理好他们的大小便，听到伙房打铃，把重病号“特殊饭”打回来，让他们吃了。再用大木桶把一般病人的饭打回来给病人吃了，洗完碗后等医生来查病房。
医生查过病房后，我给伤员换药、服药。上午主要是治疗，有的病人治愈好可办理出院。有新进来的病人，再安排住下。中午饭、黑夜饭分别打回来吃了，这就是一天的工作。工作很紧张，也很有意思。伤病员大部分是清太徐三县的。对待我们小鬼们特别好。除重病人外，轻伤员有说有笑，经常讲他们打击日本鬼子，消灭敌人的战斗故事。哪次战斗打的如何，得了些什么武器，打死几个敌人，谁负了伤，谁牺牲了，这些故事，在这儿都能听到。我经常听住院的伤员同志讲战斗故事，听他们如何亲自消灭过敌人。
那些老同志们告我说，你们小鬼们的工作也很重要，要没有你们小同志的耐心护理，我们负了伤得了病，到那里休养，我们病好了重返前线打鬼子，亦有你们的一份功劳。那些伤员对我们特别好，经常鼓励我们，还送我们铅笔、纸张、笔记本让我们好好学习。
自从上山穿上了军装，工作很愉快。能天天吃饱饭，不像在家里经常挨饿，同志们都很高兴。我们的生活也不错，小米干饭、和子饭可以饱吃。和子饭里有白面条，土豆菜。因为伺候伤病员，病人食堂让我们工作人员亦改善生活，所以有时还能吃上面条。我们小鬼们都吃的红光满面，工作起来精神也好。别看我才十三四岁，每天伺候病人、打水、打饭、烧火、做饭、端屎、送尿、给患者洗衣服、上山砍柴，什么活都能干。
有一天，突然从平川转来很多伤员，其中有两个重伤员。班长告诉我，晚上不能休息，要我特别护理。到了黑夜，我去接班，两名重伤员住在麦地庄村西尽头的一向无人住的房子里。交班的同志说，班长让晚上把门关紧，防止狼闻到血腥味进来伤害伤病员。那时，一到晚上豺狼成群，闻到血腥味会找上门来。我们晚上值夜班时，经常碰到，因为我们手里提着煤油灯，狼见了灯光才不敢到我们跟前来。
我进了房，两个伤员在炕上睡着，我一看，一个胸部负伤，一个腿部骨折。胸部负伤的伤员疼的直叫。绷带下鲜血渗出，他面色发白，可能是因为出血过多。嘴上裂着皮，哼哼呀呀地叫个不停。另一个伤员大腿骨折，腿上绷带也有血，还有些肿胀。据说他是高家堡村的，姓马，他和我说话，精神还好。他说疼的厉害，硬是挺着。他说医生不让多喝水，喝水多血流的更多。我告诉他我是南马村的。我让他俩每隔十来分钟喝些开水。火上烧着一把铁壶，整个晚上不停地烧着开水。
病房很小，墙根下放着一个箱，我没事时就在箱子上躺一下。高家堡村的马同志，一会儿要喝水，一会要小便，但又尿不出来。他睡不着，我也睡不了觉，就和他闲谈。他告诉我，他们解放了好几个村子，消灭了好多敌人。说着又想小便，我忙给他递尿盆，又是尿不出来。我说，尿不出来是因为喝水少，有火，才尿不出来。他说，是的。我又给他喝了几口水。他有了睡意，安静了一会儿。那个胸部负伤的同志，叫了半天也睡着了。这样一晚上折腾，不知不觉天亮了，我交了班。班长让我回去睡一会儿，回家和衣打了个盹，吃了早饭就又上班了。
自从我当了看护之后，工作天天如此。白班、夜班，轮流换班。我们休养所有两个护理班，我在一班。韩定海在二班，每班十来个人，大部分是十三四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到十六岁的都调到连里当卫生员。我们年纪小，想去当卫生员，上级批不准。伤病员多时忙一阵子，伤病员少时，就抽出时间学习。所长做注射示范动作，我看到注射针刺人，连看都不敢看，我有些害怕，怕疼。后来经的次数多了，胆子也就大了，不怕了。
我们学习提高的很快，初级医学知识提高了，学会了静脉注射技术、肌肉注射技术，又学会了给伤员伤口换药。内科方面学会了如何诊断感冒发烧，如何治疗感冒、头疼，如何使用阿斯匹林，如何治咳嗽气喘。我们还编了一些顺口溜：“卫生员的三件宝，红汞，碘酒，依比膏。”还有什么“外科开水洗，内科喝开水。”“感冒要发汗，消化不良泻肚子”。如果得了“痔疮”，用硫磺和石膏粉，熬成硫磺膏外擦，用花椒水外洗等。当时的医疗条件确实很差。就是这样的条件，治好了不少病人。最好的药就是磺胺，什么抗生素，*菌药根本没有，听都没有听说过。由于没有好药，许多伤员得了重感冒、破伤风等病，该治好的治不好，不该牺牲的同志牺牲了。有的伤员病重，只好由老乡用担架抬上，转往后方医院就治。
到了年底，我们的部队在平川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日本鬼子终于投降了。从平川送来了好些猪肉白面，都是老乡们慰问伤病员的。给伤病员改善生活，我们工作人员们亦沾了一些光。能吃到一些肉和白面，工作人员都很高兴，加紧编排节目，庆祝抗日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休养所人员和驻地老乡们沸腾起来了。老乡们贴对联，挂红灯，庆贺新春。部队同志们也一样欢欣。有的乡亲们请部队写春联，还有的参加我们的演出节目，真是喜气洋洋，忙了又忙。
操场上每天下午敲锣打鼓扭秧歌，真是热闹。军民同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大年初一上午，军民联欢，互相拜年，问好。军民秧歌队，化妆的红红绿绿特别红火，锣鼓声中，唱出了一支歌――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呀！呀！嗨!嗨!呀呼嗨！呀呼嗨……。
全场军民欢呼着，又拍手又鼓掌。那军民秧歌队扭着转起了大圈子。小孩们也高兴地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跟在秧歌队后头扭着。逗着大伙儿哈哈大笑，笑个没完。军民联欢会一天闹的很晚。晚上灯火辉煌。军民都包起了饺子，不断传出歌声。
过了1945年春节，我们休养所的伤病员都陆续转移到晋绥八分区医院。休养所的工作人员也调走了不少，就留下一些医生和看护员。
有一天，领导让整理好东西，由牛增福、徐树昌护士长带队，引我们七、八个护理人员向离晋祠不远的牛家口村出发。翻山越岭，走了不少路，下了山到了牛家口村，再从牛家口村快步向汾河渡口走去。突然发现汾河渡口有几个便衣，带着枪，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我们埋伏在渠里，以防万一。等了一会儿，那些便衣走了，我们才快速渡过汾河，向南马村走去。
我们进了南马村，村西北角第一家是我的同学范仁义家。我们就住在他家。全家人见我们到来很是热情，叫来村干部安顿住下。我领上徐看护长到了我家，见了我父母。父母见了我们很高兴，说同学们经常来家里。现在日本鬼子投降了，形势很好，要我们住下明日再走。说看到我们特别高兴。牛医生和徐看护长商量后决定住下明日再走。
我为了安全，晚上和同志们住在一起。我父母对我说，和同志们住一起，行动方便，小心些好。
第二天一起床，未吃饭就走。只与住家户打了个招呼，未向父母道别。为的是不麻烦村里的老乡。
从南马村出来后，我们一路向南，到了西谷村。休养所的不少同志已经早到了。我们团卫生队就住在西谷村村东的几户人家里。团部就住十字街。我们部队由十七支队改编为晋绥八分区第十五团。下面的编制有团部直属队、特务连、机枪连、侦察连，下属三个营，每个营3个连，共9个连。司号员全团有十五六个。他们清晨集合在一起训练吹号，一起吹起来声音很大，十几里远也能听到，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窃取了革命果实，抢占了清源县城。清源县城的敌人听见我们的号声也不敢出来。
清早，全团在西谷村村北庙东一个场子里出操，重机枪很威风地摆成一列。周围有哨兵放哨。全团步调一致很整齐地排好队。我们卫生队排在全团后方。十几个小同志很吸引连队战士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们这么小的娃娃能跑动？能给部队干事？我们的团长、政委都看着全团同志们，笑着，我们的队伍力量壮大了。附近的敌人一个也不敢过来。部队唱起了歌声，我记住的歌词是：
三月里，桃花红，
枪声炮声响轰轰，
蒋介石调兵进攻陕甘宁，
一心想要闹独裁反共反人民。
这是1946年3月份。大家唱的最多的歌儿就是这支歌。远处枪声不断。阎锡山发动了太原城、其他大城镇和乡村的兵力进攻解放区。由于阎锡山的反动势力较大，我们十五团向交城县、文水县南一带转移。我和韩富海由司务长石文华带领，向清徐县白石沟山上转移。路过长头村时，中午吃了些面，司务长煮了些鸡蛋。吃过饭后，等到天黑在夜幕的掩护下，过了汽车道，因为白天不敢过，怕遭遇敌人。天黑前快速过了汾河，穿过太原到汾阳的汽车路直奔白石沟。在白石沟碾底村又成立了休养所。我和韩富海到了休养所。张根儿和王保福他们已经早到了。其他人还有两个炊事员、徐树昌医生、刘医生等。人员不多，我们又开始收治伤病员。
我们的一些连队还在清太徐一带和国民党匪军作战。阎锡山听蒋介石的话，扯破脸皮破坏国共合作协定，到处与我军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抢占地盘。强迫老百姓组织“国民兵”与我军作对。组织还乡团*害老百姓。
前方打的很紧。我们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子弟兵，不怕死，立场坚定，和阎匪军展开殊死斗争。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我军也有伤亡。从休养所调到连队的卫生员姚洁同志为了抢救伤病员也牺牲了。听到消息，我们全体同志十分悲痛。伤病员不断送来，所里工作人员少，接收的伤员多，工作很忙，医疗条件很差。就是那些消炎药水、碘酒、纱布和盐水等等。
我记的有个战士外号叫“干巴武”，他是清源杨房村人。他是第三次负伤后来住院。肩部有枪伤，伤势较重。处置伤口和换药时疼的很厉害。当时没有麻药，他坐在板凳上，头顶着柜子，牙咬的紧紧的，头上流着汗珠，让牛医生换药清洗伤口。他那坚强勇敢的精神让我们十分感动。
形势越来越紧，胡宗南又进攻延安了。阎锡山也配合胡宗南进攻我解放区。当年日本鬼子都不敢进攻白石沟我根据地，阎锡山的部队向白石沟进攻了。我们休养所接到上级指示，把病人向后方转移，我们向西南方向狐爷山出发。到了石沙村，休养所人员大大增加，我们和十八支队休养所合并了。十八支队来了不少比我们大几岁的看护员。岁数大的有十七、八岁，最小的是我们，只有十五、六岁。伤病员又接收了不少。生活十分艰苦，没吃的，小米也缺，只能以山里出产的莜麦面、杂豆面为主食。有的同志吃了后肚疼，拉肚子。有的同志有中毒反应，但没有办法，这些粮食还是老乡们送来的。
有一天，我病倒了，病的不轻。什么时候进的病房连我也不清楚。我们村放羊人二柱子去看我，我都不知道。二柱是俺村的一个放羊倌，每年夏季俺村各家养的羊由他集中上山放养。我病倒时，他正在山里放羊。是他听到我生了病后来看我的。
我生病后由王福保护理我，我的病好转后，王保福和张根儿、韩富海开我的玩笑说：“连拉屎也不知道。”我与他们开玩笑说：“那是鸡蛋黄”。一场大病后，九死一生中捡回了一条命。这是我参军后的第一次历难。这是夏天五六月份发生的事。
不久，我很快恢复了健康，和同志们一道工作。我们所工作人员很多，伤病员送来的也不少。病员有的住在老房子里。有疥疮的战士都住在庙院里，共有四五十人。一天三顿饭都用大木桶担上送过去。每天是和子饭和杂豆面面条，没有好饭，不想吃亦得吃，不吃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担上花椒水，给战士们清洗疥疮，抹硫黄软膏。庙里大房子中间烧上柴火，一边清洗，一边炼膏子，清洗后再摸上硫磺膏，这是我们治疗疥疮的最佳治疗方法。效果还不错，成批的病人用这种土办法治好出了院。当时部队生活艰苦，卫生条件差，所以患疥疮的很多。后来阎匪军又向我们扑来，我们在石沙村待不住了。我们连夜向交城山申堂坪转移。
1946年夏末秋初，我们休养所转移到交城山申堂坪后，时间不长，又转移到了东沟村。我们全团都转移到了交城县和文水县之间打游击。清太徐地面，又活跃起另一支我方队伍，马乐情等成立了新十七支队，在清太徐地区和敌人周旋。
我们在交城山东沟村收了不少伤病员，重伤员转到八分区医院接受治疗。轻伤员由我们就地治疗。1945年春节后，到1946年秋，我们工作很累，生活艰苦，什么也顾不上，只能一门心事搞工作。医院休养所转移了好几次，人员调动频繁。但我们这几个小鬼一直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工作也有了不少经验。对部队也有了深厚的感情，领导也很关心我们，我们的进步很快。只要有伤病员，我们都积极主动治疗，伤病员经常表扬我们。
不几天，我们休养所大部分人员随部队到了交城县南。文水县北到平遥县西一线，是我们部队活动的广大地盘。每天跑不少路，有时部队在村外打仗，我们和团部在村内随时接收伤员，对轻伤员及时处理，对重伤员及时转移送后方。我们团卫生队就跟着部队每天跑，今天在这儿，明日又跑到那儿，不管白天或黑夜和敌人周旅。每天不定跑多少路，也不管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风里来雨里去，一会儿在山上，一会儿又跑到平川，少则30里40里，多则70里80里，有时一口气能跑90里成百里。不定什么时间吃饭，一天不定吃几顿饭，也不定吃什么饭，有时红面，有时小米干饭，有时吃上一顿白面，碰上什么吃什么，大部分是老乡给配饭。热饭就热吃，冷饭就冷吃，不管热天冷天。
我们每人发一套单军装，粗布衣服，铜扣子，都是从后方运来的。有时行军中下起了瓢泼大雨，雷电闪光，大雨湿透全身没衣服换洗，全靠自己的体温烤干。晚上不一定睡在什么地方。有一天，天很黑，我们半夜行军，前面传来原地休息命令。我们卫生队就在靠墙的路旁休息。大家都挤在一个地方，都觉的这个地方很暖和，其他单位的同志们冷的直叫，我们卫生队的人都说很热乎。第二天天亮后一看，原来我们休息的地方是个马粪坑，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臭味散不去，同志们都不在乎。
我们年纪小的同志们跟上部队跑，真有些吃不消。部队里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娃娃兵。经常是部队在前面走了好远，我们紧紧追赶。跟不上部队就会失掉联系，卫生队如果掉队，后果难以预料，对我们十四、五的娃娃兵来说真是生死考验。
有一天，我们的部队驻在平遥香乐村，我们住在村南。据说敌人主力到太原去了，城内留的部队不多，敌人才发了夏装，团领导决定趁虚而入打敌人一下。晚上部队去袭击平遥城内的敌人。我们部队很快进了城，把敌人干净彻底消灭了。天亮后，部队就返回香乐村。
太原的敌人得知平遥城受袭，快速赶回平遥，向我团扑来报复。我团正在吃饭，有的同志才拿起碗，敌人就来了，顿时村南枪声四起。我们卫生队还没有吃饭，队长还在给昨天负伤的伤员做手术。眼看敌人就要到了，团长走过来说：一连在村南掩护，不要让敌人把卫生队打着！敌人越来越近，大炮的炮弹在村西不断地爆炸，敌人以为我军会向西转移。
我们卫生队立即整理好，跟着部队向村北撤走。我们跑的很快，在部队的掩护下，我们护着伤病员跟上了大部队。一口气跑了九十里，到了交城开栅的东面，天气已晚，肚子饿的够呛，老乡们给我们做了红面剔八姑饭，大家吃的很香。
第二天，我们跟着部队进了交城山，在西社村住下。部队进行了休整和训练。住了几天，我和王保福、张根儿又被调出十五团。原因是我们年纪太小，怕跟不上部队，给部队造成负担。最后把我们调到在野子河村住的晋绥第三*医院三所。
这个村离敌占区较远，比较安全。医院是比较正规的医院，除了所长和副所长，其余大部分同志也都是清太徐的，有十八支队调过来的一些护理员，比我们大2、3岁，文化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暂时没工作，每天上午学习念报纸。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转来一些伤病员，我们又开始工作了。有时把伤病员转移到深山圪垛儿第一所或第二所。夏天工作不算累，副所长带领我们在南山根洗澡、游泳，很愉快。
到了十月份，我们所又调往方山县的一个村，和第一所合并接管了“国际和平医院”，进行了整编。这儿的伤员大部分是老病人，也有少数新来的病人，病房很多，几个四合院都住满了病人，生活条件比较好，也比较正规，每日按时上下班，白班、夜班每七日轮换一次。医院有手术室，我村的郭通、里解村的焦连元（本名叫张东林）他俩在手术室。他们比我们大几岁。工作了一个时期，医院进行了整编，以三所为主，大部分工作人员休息，一部分人工作。
这时“三查三整”开始了。三查即查思想、查工作、查成分。三整即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纪律。每天进行“三查三整”运动，听来有点紧张。不过我们这些贫雇农出生的人一般不怕，而且贫雇农出身的同学们都是“骨干”。而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如果平时表现不好，这次运动都是受整对象。
我们八路军整顿自己的队伍，整顿思想、纪律、整顿作风，提高队伍的纯洁性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搞“三查三整”也是在清理队伍，部队领导当时就是这么讲的。可是操作起来不太容易。
我们所长齐延明是个老红军，原在我们团卫生休养所，后调到晋绥八分区*医院一所。在石沙村，经人介绍找了个对象是农村妇女，没文化，齐所长还未和女方结婚，就在一起学习文化，齐所长教女方写字，写你爱我，我爱你一类的诗句，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有人提出齐所长作风不好。会议一开始，有人就批判齐所长。主持人在会议中提出要讲理，不准动手打人，而另外一个主持人却说为什么不打。这一鼓动，那个有意见的人，站起来就冲向齐所长，其他人乱了，不由地也参与动手，整个会议乱套了，会议开不下去了，有的打架，有的拉架，会议开不下去，只好宣布休会。
有一天，领导叫我和王保福、张跟儿三个人去。我们以为有什么事，原来是要让我们离队复员。王保福一听就发了脾气，说：“阎锡山还在搞“自白转生”，我们那里还没有解放，让我们回去送死？”这一问，把那个领导问的哑口无言。最后说让我们回八分区医院。第二天，我们十多个小同志，年龄最小的都十五、六岁，拿了介绍信，背起背包向交城山“圣里村”出发了。走了两天，我们离开了方山县，到了晋绥八分区新成立的医院一所。
我们又回到交城山山沟里，到了八分区医院一所。所长是李振山。他原是十七支队十四大队队长，因身体不好，分配到这儿当所长。政治指导员是任林山，是平遥人。工作人员有四十多个人，伤病员六、七十人。卫生处也驻扎在这儿。从贺龙中学又调来十多名护理员，都是年龄十七、八岁的男女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
七、八月份，护士长找我谈话，让我到药房工作，我很高兴。药房司药是个女同志，还有孩子，她性格和技术很好，据说是分区某司令员的老婆，她不到30岁，叫薛秀英。家里的保姆是清源县东木庄的。薛秀英隔几天就不在了，大概是到她丈夫那儿去了。她不在时，卫生处有个司药来帮忙，薛司药教我制蒸馏水、擦瓶子、打扫卫生。那个卫生处来帮忙的男司药教给我药名，如何取药，什么苏打片、阿斯匹林、止咳片，还有配剂陈皮、西丁拉菜等，我很快就学会了。薛秀英发现我会取药后，怕我拿错药，问我是什么时候学会的。我一五一十告诉了她。她让我好好学习，学会了才行，看样子她有些不放心。
1947年春节时，全村排演晋剧“打渔*家”和“反徐洲”。让我们全部参加排演，导演是一个住院病人，据说他是一个剧团的导演。
所长李振山和政治指导员任林山亦来参加排演。贺龙中学调来的一些有文化的学生也参加。年前排演节目成了中心工作，每天下午晚上排演，有时整天排演。所长让我参加，这样，有时间就抽出去排演节目，耽误些时间，薛秀英有些不高兴，我也没办法。薛秀英跑到所长那里提意见，她不知道是所长让我参加的，所以他们产生了矛盾。
这时部队正在开展“三查三整”，有个刘指导员把我和王保福、张根儿叫去说：你们是贫雇农出身，上级让开展“三查三整”，你们成立一个贫雇农小组，叫贫农团，很快把“三查三整”搞起来，主要是查那些出身不好，平时思想有问题的人。结果，晚上就通知了全体人员到一个庙里开会。
这个庙里是医院手术队驻的地方。晚上“三查三整”的会议开始，有人提出一个护士长是地主出身，平时作风表现不好，要让她先在会上交待思想问题。这个护士长也不敢不交待，把她父亲在村里雇多少长工，有多少地，如何剥削人民等等交待了一会，大伙儿七嘴八舌提了些问题。会议开的很文明，没有发生偏差。十多分钟便散会了。第二天汇报了指导员，说你们会开的很好。之后又开了几次，没有发生打人的事件。
正月十五前演出文艺节目晋剧“打渔*家”、“反徐洲”，非常热闹，村里的老乡们、伤员人挤得满满的，人山人海，别的村里的人也来了不少。我们还到了贺龙中学演出，受到贺龙中学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过了年，我们转移到了“中庄村”，随后向交城山上走了几十里的小山沟。离“柏鸽村”不远，那“柏鸽村”坐落在交城山向西拐的北山根，几棵柏树上筑巢很多，那白鸽飞翔在天空和树上，老远就能看见喀喀的叫声。据老乡们说白鸽居住在这儿好多年了，树上是老巢。人们经过这里，都想多看几眼，留意的人很多。
我们搬到中庄村，伤病员还是很多，工作还是很忙。由于排演节目，薛秀英老找我的麻烦，不久我又回到看护班。有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去告诉我，为了培养贫雇农，培养人才，让我明日出发和二所、三所的两个同志到各军区卫生部举办的医训队学习。我听了很是高兴。出发时，三个男同志，三个女同志，一个是二所的张华，我和我们所的武富及另外三个女同志一起出发，走上了学习业务技术的道路。我们每个人背着背包、被子、衣物，每天走四五十里，便有个兵站，专门给过路军人留宿吃饭。我们一路走一路谈笑风声，穿过森林，爬了一座又一座山，有时从羊肠小道沿着河沟向前走。常常碰上野鸡从我们头顶飞过。那山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清清的沟水，清澈见底，小鱼儿游来游去，还有那不知名的山花，开的非常鲜艳，黄色的、蓝色的、粉红色的，有像梅花似的，也有像菊花似的。那小沟两旁绿草丛丛，藓苔绿草涌上细丝像毛毡。我们走的累了，把背包解开，坐在青石板上休息，身上热了，出了汗，坐下休息喝口清泉水，凉凉的，又甜又美，折一枝木棍，好像是老寿星的文明棍。春节过后，春意浓郁，和平环境真可珍惜。
1948年春，当我们由组织保送到吕梁军区学习的时候，解放太原的战役打响了。太原周围正打得激烈，而我们却走向后方和平环境去学习。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些为解放太原而牺牲的同志。我们走了三四天终于到达温县西南小山沟内的吕梁军区卫生部。这里是我们的目的地。换了介绍信，我们到了吕梁军区医训所所在地报了到。医训队驻扎在东山根底的村子里。村子不大，有四五户人家。医训队有三个班，我被分配到一班，班长是离石县的一位同志，大个子，满口离石话，对我们非常热情，像大哥哥一样，我很喜欢他，他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对待我。我学习了将近一年。他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们年纪小的。我们的校长姓张。1951年抗美援朝时，我去志愿军卫生部开会，又见到了他。他是药政处处长。我们开会后合了影，他把相片寄给了我。
我们到了医训队学习，课程有内科学、外科学、传染病学、病理学、药物学，拉丁文、语文、政治、卫生预防学等。因为我们这些学员大部分文化低，所以另加语文、算术课。课本都是用蜡纸刻印的油印本。每天上课，学习专心致志，什么外心也不操。
五六月份打临汾市，我们学员随军到了洪洞县的一个边山村。我们在树底下学习，很快，临汾解放了。我们又转移到离石县的小高家沟村学习。直到年底毕业，分配工作前，我们演节目，自编自演，祝贺毕业和过年，很热闹。
过了年，全校师生路经汾阳市东一个老师的村里。我们的训练队番号称吕梁西北卫生第七分校。我们每个人胸前佩戴一个毕业证章。我们将去太原，分配工作之后参加解放太原的战役。
我们坐火车到达太原、榆次后，到了东山。整个部队均驻在东山。我们被分配到七纵队（后改为第七军）卫生部医院。我先在手术室实习后，一所药房需要人，我又从事起药剂业务工作。药房只有我一个人。1949年4月初，我们医院又向前靠近太原的东山最高点的一个村庄。站在山坡上就能看见太原城的全貌，能看见太原上空的烟雾。我们每日做解放太原收留伤病员的工作。药房主要是制蒸馏水，做些大型输液制剂，葡萄糖和盐水。但这儿驻的军队吃水非常困难，医院的护士们亦帮助担水，我们下到沟底取从泉水里流出来的水，担水的人太多，水都糊了。把糊水挑回来，再放在大缸里澄清，再蒸汽水。白天晚上做准备工作。又准备绷带、棉花的消毒工作。我的工作*很愉快，大家一心一意为解放太原而奋斗，很齐心。
4月24日早上，解放太原的战役打响了。太原四周我军的炮火突然向太原城城墙轰轰地打去，万炮齐发，太原城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烟雾由西北向东南飘去。炮声震天。我们站在东山头上向太原城方向望去，真像过大年那样的热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兴奋，都希望把太原城很快解放。我们议论着、跳着，迎接解放太原胜利的到来。解放太原战役进展很快，大约十一点钟，便听不见我军的炮声了，我们大家猜测我军打进去了，太原城很快要解放了，我们都做了接收伤病员的准备。
1949年4月24日，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太原解放了。
三、十八岁时期
我从十二周岁参军，工作在西山白石沟和交城山的山沟里。这里是养育我的地方，也是我成长的地方，这里有我的足迹。一转眼六年过去了。我长大成人十八岁了，风华正茂的我身材精干，肌肉发达，全身有力，文化程度提高了，医药知识水平提高了，对马列主义及共产党的理解能力提高了，各方面的素质都提高了，我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我一个被党和解放军在苦难中救出来又培养长大的战士，为人民服务才刚刚开始。
有一天，天刚亮，上级命令我们向太原方向出发，我们真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太原解放了。让我们到太原能不高兴吗？我们下山后，一溜风走的很快，当我们走到大南门时，又命令我们向西前进。我看到，太原城墙被我军炮火炸开好多口子。有一些战士还在城墙上活动，被打死的阎匪军士兵的尸体还横躺着，城里好像还有枪声。事后才知道，城内还有零星战斗，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没有进城。我们医院三个所在院长、政委带领下，过了洋灰桥向南推进。中午到达晋源古城营村，住下不走了。
我们住下后，上级命令我们休息，太原县城内北街乐楼给我们唱了榆次的戏。我们全体同志都坐在戏台前，周围的人民群众很多，这场戏是太原县政府为慰问我们演出的。
我们住了几天，又向榆次城出发，在榆次城住下，住在北门外。第二三天夏季服装发下来了。洋布军装、胸章也发下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大字，标志着我军将是解放全国的人民军队。衣服的样式，大家不太喜欢，是苏联士兵穿的那种套式服装，干部服装吊两个口袋。大家穿惯了八路军也就是红军的那种服式。但是上级发的，不好说什么。大家穿上后倒显得很整齐。我们在榆次住了两三天又出发了，从榆次坐火车，时间不长便到了平遥。下了车直奔香乐村。这儿我们熟悉，1946年打平遥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们还是住在村南头，这一回不比那一次，放心睡大觉，是解放了的香乐村了。我们住在香乐村，没有大事做，各所抽调一些同志演节目，节目名字是“血仇”。通过演节目教育部队全体同志，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还有许多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他们还受压迫受剥削。蒋介石一天不消灭，就没有好日子过。用现实的教育，让每一个同志心里都明白。
我们的副所长范云成（太原人，进军天水市后回家探亲，未归队）召开了军人点名大会，大讲特讲我军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意义。他讲：“大军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道理，提出了“打到西安城，打败蒋介石”，鼓舞性很强。好多同志当场表态，听上级的话，*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永远跟着党走。
进军大西北开始了，第一天走了几十里路。全军走在一条公路上，前后看不到头尾。部队浩浩荡荡，步兵、炮兵还有机关后勤人员，第一次看到我军这么多部队一起出发，这么威武。
第二天向汾阳方向前进，一路走，一路都有人民群众欢送的队伍。老乡们手里提着开水、鸡蛋，向过路的军人手里放。手里还拿着小旗、标语，红红绿绿，很热烈。进了汾阳城向南推进，忽然下起了雨，我们的衣服也湿透了，但行军速度快，战士们身上都出了汗，人人冒着热气，一点都不觉的冷。骑兵从我们身边走过，很快不见了踪影。
我们每天跑步行军，紧跟着大部队，一边愉快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一边走着，大家一边互相鼓励，没有一个掉队的。
经过长途的艰苦行军，走到了黄河边上，在一个村子里住下。晚上各级领导直到班长都有任务，怕有人开小差，轮流值班。医生、护士长、护士班长都值班。第二天天一亮就出发，将从玉门口渡黄河。全体排队点名，一个医生两个护士长不见了。部队领导担心有人开小差，结果干部带头开了小差。所长说，不跑的是好同志，咱们一块儿留下来解放全中国。
过黄河时，部队特别多，都在等待轮流坐船。木船一次能渡五六个人。水流很急，渡口不宽，约有100多米，下游河面很宽约有一二里。摆渡的老乡有好几人，嗨！嗨！地唱着号子。过了黄河便是陕西省，一马平川。陕西省还没有解放，前头部队是战斗部队，已经过去很多。这次出征打的不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而是胡宗南的正规部队、马鸿逵和马步芳的土匪部队。二马的队伍是骑兵，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行动快，机动性好。有的同志议论着，我们没打过骑兵，对付骑兵还没经验。有的同志说：怕什么！多费些心，咱们的部队好几个军呢！咱们准备接收伤病员就是了。
部队像洪水般涌动。我跟在两马驮着的药箱后面，快步行进。各单位的领导和首长带着车在前面，有机关的，有全副武装的，有步行的，有骑马的，时值夏天，天气很热，人人汗流满面，连走边用毛巾擦汗，大部队急速向前推进，前后尘土飞扬，好一派大军前进的壮观景象！
我们到了韩城。城不大，街道整齐，两旁柳树成荫。我们住下城中。街道两旁贴着欢迎解放军的标语。老乡们见了我们笑容可掬，很有礼貌。我们过了黄河，生活大有改善，每顿饭都是白面，小米面给有病的同志吃。据说陕西白面多，八百里平川种的都是麦子。同志们听了很高兴，说这里比山西条件好多了。
在韩城住了两天后，大军向汉中前进。前线传来消息，汉中的敌人跑得很快，我们的部队未到，敌人便逃掉了，想打一仗都打不上。为了追击敌人，我们跑步行军，到了一个村庄，我们在一个戏台前集中。机关、部队第一次看到收音机。收音机传来消息说，蒋介石下了台，李宗仁上了台，说要在全国实现和平。战士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假和平，蒋介石是想喘口气。有的说这是蒋介石搞阴谋诡计，耍花招。有的说美国出面为蒋介石搞调停，是怕蒋介石政权垮台了，美国会失去在华利益。有的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所以使蒋介石成了个运输大队长。
四、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把李宗仁抬出来，是想搞假和平，真喘口气。*看出了他的诡计，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部队继续向西安前军，并且加快了进军步伐。一路走，一路跑，跑一阵，走一阵。一有时间就地抓紧时间休息，因为太累，一躺下就睡着了。出发命令一下，起来再跑，清早跑到天黑，跑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
进军途中，人人吃饭特快，有时只有面，没有菜，有时能吃点菜，有时只有盐没有菜。肚子饿了，饥不择食，吃饱为上，谁也不管有菜没菜。饭到口边，就得快吃，吃的迟了，行军命令一下，马上出发，就得挨饿，不管吃饭行军，行动特别利索。
部队继续前进，有一天，驻进一个村子。村子不大，周围是柏柳树。我们住在老乡的房子里，半夜时分睡意正浓，突然紧急集合，我们又跑步前进，一路小跑，跑了半夜，前面又是一个村子，传来命令原地休息。进村一看，原来还是那个村子，我们的两个医生还在睡大觉。原来我们出发时他俩并不知道，掉了队没有走，又等上部队了。
走了不知多少里路，据说离西安市不远了。西安已被我先头部队占领。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晚上，马鸿逵的骑兵来袭击，我守军搞了个空城计，敌人扑了个空，便跑了。马匪骑兵又到西安车站袭击我军。受到我军机枪扫射，死伤了不少，吃了亏掉头跑了，一直跑到咸阳。
我军马不停蹄地向马匪追击。我军是胜利之师，敌人则如兵败如山倒，一路溃退向西逃命。敌人一直后撤，我军乘胜追击。马鸿逵和马步芳被我军赶出咸阳。我军驻进了咸阳城。二马不甘心失败又来反扑，又被我军打得狼狈而逃。这次战斗敌人伤亡惨重，死的死，散的散，向关山方向逃跑了。我军乘势追击，又在关山将敌阻击，二马又被打得大败，向甘肃方向跑去，残兵败将再不敢来战。
这时，半路上*出个程咬金，蒋介石怕把陕西白白送给我军，令胡宗南的青年军从渭河方向插过来。胡军一边渡渭水河，一连从渭水河放了水，企图阻我军于渭水河以北。不料他们的部队正在渡河，不但无损我军一根毫毛，反把自己的部队淹死很多。我军在渭水河两侧攻击，敌人死伤的死伤，渭水河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
一天晚上我们跟着大军插入离渭水河很近的一个村庄，这里战斗已经结束。上级命令我们就地休息，我们在坟地草多的空地驻下。六七月份柿子还很绿，老乡们收割完麦子时间不长，第二天清晨，被我军打伤的胡宗南部队的士兵，从四面八方走出来，有的互相搀扶，有的腿上、头上扎着绷带。我军驻地，有的部队开始清理战场，收缴这些残兵败将的武器。我们吃完饭后“参观”战场。胡宗南的兵被水淹死的、被打死的、负伤的遍地都是。夏天气温很高，尸体发出难闻的臭味，有的已生了虫，腐烂的剩下尸骨。
胡匪的部队溃败后，再不敢进入陕西省，陕西全境解放了。
我们的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大败敌军。随后长途行军，披荆斩棘，顺利到达甘肃天水。驻在天水市“忠义巷”，伙房设在旧银行院内，准备住一个时期再进军西北。后来上级来了命令，让我军就地驻扎在天水市，不走了。我们顺利完成了进军大西北的任务。
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上街游行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欢天喜地，街头红旗招展，到处贴标语，大庆特庆，庆贺活动搞了一天结束。
我们医院一所住了一个时期，便转移到市郊的一个村庄。部队进入休整期，开展总结工作，评选模范和先进集体。
春节又到了，1950年的春节，是解放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全国军民共同庆贺。全国除少数省还没解放，绝大多数省份都解放了。我们的工作任务随之有了变动，除了接收伤病员治疗外，就是学习。我们所又调回市内原市医院驻地，担负起治疗任务。医院走上了正规，药品器材也比较充足了。工作人员也多了，紧张地工作了一个时期。我们所又转移到“马跑泉”。
新的教育开始了，三所搞了个“忆苦思甜”教育会。我们都去参观学习。战士们诉旧社会穷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苦，受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的苦。摆穷人当牛做马，受苦受难的事实。揭露地主、资产阶级剥削穷人,地主、恶霸欺诈和压迫穷人的罪行。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求解放。如何解放了全中国，使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今后如何建设和保卫胜利果实。学习了一个多月，主题是告诉同志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胜利不忘本。
这时，部队按照命令准备参加修“天兰”铁路（天水到兰州的铁路）。我的同学刘振忠医生，是个老同志，对我很好。经卫生部医院院长同意，让我到他所在的军部直属骑兵营卫生所工作。我高兴的调到他那里，还是干起我的本行。
与我一起调到骑兵营卫生所的共有四五个人。该骑兵营是由原国民党天水骑兵的一部分人员再加上我军部分干部战士而改编的。营地驻址在小天水盐关镇。教导员是我原来的上级任林儿同志，我很了解他，他见到我很高兴。1946年我们在一所时，他是指导员，我在药房，这次又碰到一起。
骑兵营的任务除了训练就是剿匪。我们每人配备一匹马。原来认为骑兵营好，能骑上马。不去不知道，原来骑兵营特别艰苦，每天要准备草料喂马，要拉草料、清扫马的粪便，还要经常给马洗涮。每天伺候马匹的工作十分繁重。到了夏天还要到山上放马，让马吃青草。经常一两个人赶上十几匹马上山。其中卫生所有四五匹，还有理发员、通信员、其他干部的马都在一起，让班长以下的人员伺候马匹。那地方，山深人少狼多，我最怕的是毒蛇，当地有一种七寸蛇。一不小心被咬一口，就会丧命。
最使人防不胜防的是漆树中毒，当地老百姓习惯了，为害不大。外地人一闻到漆树气味，全身起麻疹疙瘩。有一天我没有注意，闻到了漆树的气味，全身肿痛，脸部、四肢、会阴都起了大块的疹子。吃西药一点效果也没有，越洗越厉害。我们驻地的对门是个私人中药铺，有一位经常到我药房闲坐的青年人，给我拿来五个小海鲜，说是个小偏方，让我用开水煮沸后，在饭后吃。我照他说的办了，第二天肿的更厉害。那个年轻人说，不要怕，很快就会好的。结果第三天疹子全部消失了。
后来骑兵营改编为骑兵侦察大队。我和我们教导员任林儿调回七军军部。1951年正月，我回到卫生部等待回医院。当时抗美援朝正热火朝天。药材科科长问我去不去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我当时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同时任林儿也是参加了志愿军，他是组建志愿军后勤第七分部的政治部秘书室领导。
军部举行欢送志愿军入朝大会，给我们发了牙膏、毛巾等用品，晚上开了电影招待会。我第一次看了无声字幕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中国万岁”。
我和三所的医生任彦范、护士长申良太我们三个人组成卫生所。我任调剂员。第三天坐火车到达西安市集中。
五、参加志愿军
我们到达西安市，后勤副部长是谢振华、政治委员是吴桂山（三）。他们原是陕西省军区领导。一些学校和街道组织起来慰问我们。西北军区卫生部派一个同志对我卫生系统的入朝人员进行慰问。我们三个卫生人员在饭馆吃了一席饭，接受了慰问。由吴桂山政委签名让我们到西安军区药库领取了一些外科用的“三角巾”和一些药品。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好后，晚上乘火车向东北出发。
几天后，我们到达沈阳市“马三家”车站。我坐的是“门子车”半个车皮给了我放药品器材，另半个车皮乘坐一个警卫班，保护我的药品器材。我们到达时天气很冷，零下10多度，遍地是冰雪。我们胸前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当地老乡们在火车道旁搭起台子唱二人转。我下车随便看了看，又回到车上感觉很冷，吃了饭，等待出发。车上增加了一名翻译，教我们学习朝鲜语。
我们又出发了，火车到了通化市，停在十字街的正对面。正是吃饭时间，到十字街去打饭。我拿了饭盒跑去一看，十字街路边有几个桶放着高粱米干饭和白菜肉片，打饭的人不多，随便打，不定量。我装了一饭盒米饭，带了些菜回到车上。有人来兑换票子，人民币换东北币。一元人民币换10元东北币。吃完饭晚上火车要从辑安边口入朝，我们的火车又出发了。
美国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侵犯我国领土，轰炸我鸭绿江边界，炸死炸伤我国同胞。中国人民的好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我们就是这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跨过鸭绿江，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入朝的火车向前奔驰。同时警惕着美国飞机的袭击。我们已经踏上了朝鲜的国土。天刚亮，我们的火车到达朝鲜“球场”火车站。领导命令我们赶快下火车隐蔽。这里没有一个好房屋，到处是乱七八糟的断墙倒壁，也没有一个当地人。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分散在各个地方。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破墙前坐下休息。药品器材由警卫班运到安全的地方。领导对我们说，药品器材的安全不用我们操心。
为了躲避轰炸，要等到晚上才能再向驻地转移。天大亮了。突然从南边传来报警枪声，随着从南边山顶飞来四五架美国飞机，飞的很低，简直能看见飞行员。我们把头低下，一动不动。那飞机绕了几圈，东边打了几梭子子弹，没有发现我们，便向南返回了。据说，每次美国飞机过来都要轰炸一阵子，这一次过来没有轰炸。晚上，来了汽车接上我们，向深山沟里走去。
我们到达的目的地是朝鲜平安北道龙登里煤矿。一个小山沟里东南西三面是山，南山最高。我们进了朝鲜老乡家里，一进门左侧是炕，家里很暖和，当我们解开背包时，老乡把右侧门打开，那位年龄约有50多岁的老妈妈用手比划着让我们三个进她家睡觉，并说我们这面冷。我们只好按她的要求搬过去。后来回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人，和我们攀谈起来。他写的一笔好汉字，用汉语写出了“中朝人民是一家”。他问了我们一些情况。说我们辛苦了。
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边，他和他的老婆及一个女儿一家三口人睡在靠后的另一边。他告诉我们不要客气，衣服不干净了，让他家的老伴和女儿洗。这样很友谊地在他家住了几天。我们又搬到下一个小村子，是煤矿工人家属住的地方，一个半山腰的村子。我们的人员增加了，来了管理员、司务长、翻译、三个朝鲜族护士及其他人员。在这里我们的卫生所成立了，并且收进了伤病人员。
我建起了药房，增加了人员和药品，负责给下面三个运输分站分发药品。之后，我们又改为志愿军后勤第六分部。从祖国大门辑安起，有26大兵站，球场为25大兵站，介川为27大兵站，由分部领导，还有运输汽车团，保障了前线战斗物质的供应，武器、弹药、吃穿用品等一切物资，铁路、汽车供应畅通，成为志愿军后勤供应打不烂的“后勤供应运输线”。全军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后勤供应运输分部，日夜向前方运送物资。
“钢铁运输线”这个称号真是来之不易。我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和美国飞机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经过了生与死的考验。1951年六七月份以前，美国飞机日夜轰炸我后勤供应运输线，铁路及公路两旁的炸弹扔下不计其数，重磅炸弹炸下的三、四米深的大坑比比皆是。汽车每向前走十米八米就是一个坑。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用木材石头填平的弹坑也不计其数。有时定时炸弹横躺在公路上，志愿军工兵起爆和拆除了的定时炸弹亦不在少数。前面将路炸坏，我们后面填平，前面扔下定时炸弹，我军后面拆除。这就是我钢铁运输线广大志愿军战士的力量。这些情景是我从“球场”出发到“老成川”沿公路、铁路所见到的。到了六、七月份，志愿军空军出动了，美国飞机就不疯狂了。由狂轰乱炸变成重点轰炸，再由重点轰炸变成不敢轻易轰炸。我军的运输汽车队伍大白天也敢抢行，后勤供应条件有了大改善。
六、一场水灾
1951年四五月份，我们正处于大困难时期。那时美国飞机对我运输线封锁甚严。国内运来的猪肉、高粱米、沙石滞留下来，运不出去，猪肉都臭了。没有办法，领导决定，能吃就吃，不要烂掉。我们卫生所分配来一些臭猪肉，还有硬饼干和炒面，连高粱米也没有分到。每天吃臭猪肉和炒面。吃得大家都拉起肚子。这时，天不作美，接连几天，下了倾盆大雨，整个河沟里洪水猛涨，交通中断，各单位失掉了联系。我们收下的伤病员在河沟对面，连饭也送不过去。
雨终于停了，河沟里的水下降了。大石头露出了水面，我们发现石头下露出两条腿。士兵们把石头搬开一看，原来是干部处的处长，被水淹死漂下来让石头压在下面。又发现伤病员也被漂走两个，一直漂到下游，死的很惨，据说六分部领导几乎全被淹死。谢振华来到我们驻地小河沟的对面，过不来，用石头绑上纸条扔过来，上面写着粮食运不上来，要节省着吃。省吃俭用，过了一段时间，后来运输线上的形势才好转了。我们又转移到下游一个变电所的驻地。我们卫生所人员也扩大了。吉林市医院支援前线，补充来一些同志。
我们所来了一个领导，卫生处长，他叫张小彬。他从前线二分部调到六分部。他一来就让我们药库搬家。这时，我把药房让其他同志负责，我专门负责药库工作，向各单位分发药品。张处长见我们住着平房，目标很大，他说你们的胆子太大了，不怕飞机炸，赶紧向山上搬，不然太危险。我们七八个人，连人带药箱全部搬到东山半山腰几户朝鲜老乡家里。药箱用帆布盖好。
真不巧，就在我们搬家后的一天晚上，卫生所要向国内运送病人，上车的时候，被美国Ｂ２９飞机发现灯光，当即投下许多炸弹。我们正在家里说话，猛听炸弹轰轰炸响，出门看时山下火光冲天，不好，飞机轰炸下面的卫生所！晚上九点左右，等飞机走后，下面跑上好些同志们，说敌机飞走后，才知道我们无一人伤亡。主要原因是炸弹扔在四周，同时扔下很多定时炸弹，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一个一个自动爆炸。一直炸了一个星期才炸完。连六分部机关附近也扔下不少炸弹。工兵们还排了不少定时炸弹。我到分部办事时，半路上工兵们还在拆定时炸弹。
有一天，领导让我到一个叫“顺川”的地方去领药品，我身背步枪，要从“球场”上火车，但不知道哪一辆货车到“顺川”。到火车站后打听到有一列火车要到“顺川”，我上了火车，坐火车到目的地。一路上都有防空枪鸣枪示意飞机来了。那火车根本不理睬。我看到有一路运输队的汽车一辆紧跟一辆前进。一会儿车灯闪出亮光，像天上的繁星，一闪一闪。当防空枪响起时，汽车的灯光全部熄灭，成了一片漆黑。
到了“顺川”向狭长的山沟行进，路上被敌机炸弹炸下的弹坑每隔几十米一个。汽车有时绕弯子行进，有时还要通过木板搭的桥。有时能看到朝鲜人和中国人共同修桥修路，汽车在等候通过，堵着一溜汽车走不动。我乘火车在天亮前到达“顺川”。下了火车向山坡上有人住的地方走去，问清楚领药的地方，就找了个地方休息了，待天亮再去办理。
第二天我找到运输分站的办公地点，在山根的窑洞里。在招待所吃了些高粱米干饭，到了办公地点亮了介绍信，领了十三箱药品，每一箱有十多斤，我一箱一箱地搬到火车站，累的满头大汗，问清楚有回“球场”的火车，把药品箱搬上火车，才松了一口气。在火车站碰见朝鲜人民军押送五名美国战俘。一个四川口音的志愿军战士问俘虏兵，说三个是美国籍，一个是加拿大籍，另一个是其他国籍。朝鲜人民军对那些战俘很凶。手端冲锋枪对他们不客气，骂骂咧咧地向北方赶去。这时我想到一件事，我军在顺川发现一本美军日记，日记中写着美国兵捉住朝鲜人民军，把人捆在树上，解开胸膛，用刀破开肚子，挖心吃，真是惨无人道。这时我才意识到，朝鲜人民军为什么对美国兵恨之入骨。朝鲜人民军对那些野蛮的美国鬼子严厉、愤恨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人口口声声称美国是“文明世界”、“自由世界”，他们侵略朝鲜犯下的罪恶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我们六分部和四分部合并后，我被留在分部药库，其他同志分别调到其他单位。这时，美国飞机经常袭击我们驻地，山上又修公路，我分部呆不住，于是转移到另一个叫“上草里”的地方，也是山沟里，我们被编入分部直属药库。
我们在“上草里”住下不几天，美国飞机像苍蝇似的又盯上我们，不断低飞袭击我们，一天到晚扔炸弹。和我们相邻的汽车队的汽车被平射炮打的起了火，汽车队就在我们药库的西侧，隔着一座小山。
领导发给了我们一枝苏式自动步枪，并指示在小山上挖射击壕，敌机来了就打狗日的。
有一天，敌机真的来了，我拿着自动步枪在射击壕内向敌机的尾部打去。敌机好像发现屁股后面有火光（苏式步枪子弹打出去有火光），左右偏了几下向南逃去。我们挖战壕相当费劲，大半人深，地是硬石头，我们的工夫没有白费，这一回还真用上了。
九月，我和张华（我是药品保管组组长，他是副组长）从“顺川”，向南走到“老城川”志愿军卫生部药库驻地开办的药训班学习。我们住在药品库的山洞里。这个洞是朝鲜的银矿，有好几个阔口。我们住的洞很深，据说有几里长。我们睡觉的床铺离洞口有50米，但空气不太好，有点潮。晚上睡觉很放心，即使投下原子弹也没事。药干训练队课程不少，有药理、化学、制剂，还带文化课。领导说抗美援朝是长期的，所以要提高我们的业务技术和文化水平。学习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原单位。
1953年夏，我被调到志愿军总药库帮助工作。因药库工作任务重，抽调一些人员帮助他们工作。每天由汽车运输药品。调入调出药品器材流量很大，药箱子搬出搬进，我们和搬运工作人员一样工作。沈阳药品商业学校毕业一大批学生，调到这个药库不少。那些20多岁的女同志工作很热情，不怕苦，和男同志一样搬药箱，六七十斤重的药箱都能搬动。有一天，将药箱搬到洞口不远处，让敌机发现了。一梭子子弹扫射下来，把新调来的一位同志打死了，这是麻痹大意引起的。这是个惨痛的教训。此后白天不准卸货，晚上才能搬运。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停下来了。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略朝鲜，和朝鲜人民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整整打了三年。最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他承认，在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对象的情况下，在失败的协定上签字。
贺龙带着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形势很快转变了，激烈的战场出现了和平的景象。我完成了任务又回到了原单位。不久我调到志愿军第三十三兵站医院。
七、停战以后
1954年春，我调入第三十三兵站医院。这个医院南方人很多，技术水平、医疗器材装备很好。医院分三个所（队），伤病员也不少。我工作了一个时期，医院要调到南方去。可能是领导认为我是北方人，就把我又调到第十五兵站卫生所。这个医院调到宁波市。我们分别调回国内。因为工作量不大，卫生所认为我是大材小用。不久我又调回汽车站第十运输团卫生所，这里工作量也不大，我工作很清闲。
1954年春夏之交，领导准我探亲，这时我二十四岁了。十三岁离开家乡已多年了。家乡的变化如何？从来信看到，分得了土地，又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我心绪很乱，很想一步回到家乡。火车本来跑的不快，加上心里着急，总觉得走得太慢。走了将近三天，终于到家了。我母亲坐在炕上，好像有病似的，我父亲显得老了，我的哑巴大哥看到我回来，也很高兴。说实在的，我家的生活并不十分好，吃穿并不富裕，母亲还是老病。我父亲说，*的病经常犯。经我详细了解之后，才知道家里分下的粮食不够吃，我父亲为此犯愁。自己心想，自己在朝鲜抗美援朝，家里连饭也吃不饱，自己虽然发了薪水，每月60多元，每月省吃俭用，常常100元200元的不断给家里寄，还是生活困难。这时上级说正排级以上的干部可以找对象，自己成家的问题也该解决了。我和父母商量，父亲说就在村里找个吧，情况了解，说话也懂，生活习惯也一致。经乡亲们介绍，就把自己的终生大事定了下来。回到部队还要向组织部门审查批准。
回到了单位，这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每日开会，有一个南方士兵，据他说参加过土匪。因为他的问题，天天开会，天天“交待”，天天说不清。这样我们的反右倾的会开来开去不得止。
干部处处长找我谈话，让我到志愿军速成中学学习文化。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七月份我找到了朝鲜“碧洞”，到朝鲜东北方向鸭绿江边志愿军速成中学学习文化。“碧洞”这个地方，离我们单位并不远，但因为有一条河沟过不去，汽车整整跑了一天。据说这儿原是关押美国战俘的地方，风景很好，鸭绿江水从一个弯曲的小岛伸进来。后面住着人家，船儿游出游进，有几个门市卖东西，倒也繁华。
志愿军速成中学从朝鲜“碧洞”搬迁到哈尔滨芳香区郊外的一个日本人曾做过细菌试验场的地方。整排是红砖房，南面有一座高房为伙房。西南拐角处是一座大礼堂。全校师生及校机关人员有2000多人。学生占9个排。每排三个班。在我们未到之前进行了大量的灭鼠工作。东北拐角有一排房子已经拆除，很可能是原来的“试验场”，我们几个同学议论着这里发生过的事。我在三院（三排）一班，全班有12个人。
每天正规学习，起床、早操、吃饭、上课、星期天放假。我们到哈尔滨玩太阳岛，玩兆林公园。我们从来没有渡过这样的学生生活。1957年六七月份，哈市被洪水包围。全校停课，我们到城北参加防洪，每天抬土挖土，整整十几天不能休息。
到了年底我们学成毕业。这次学习文化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在文化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十一月份，我回家完婚。回校举行了毕业典礼之后，我们各自又回到朝鲜。领导见我回到单位，对我说，你回国吧，老志愿军都要回国。于是按照领导的安排，办理好回国手续。我拿着介绍信调到丹东市志愿军总药库工作。
1959年春，我们单位撤消。我们回到沈阳军区卫生部工作。到九月份，领导让我带家属回家。我带上家属又调到大连市沈阳军区大连第一疗养院工作，没想到从此以后在大连一直工作了十多年。
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在疗养院工作了十年来，这是我工作调动最少的时期。这十年来，上了军衔，由正排级少尉提到上尉，级别由正排级提到副连级。职务还是司药。当时想，工作辛苦，独当一面，除了吃饭，一上班不管中药、西药，处方再多，也要记下来。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但又想别人也是工作，级别、职务、为什么比我上的快？自己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吧？我在和我周围的人比，和我的那个负责人比。他1948年开始工作，没到过朝鲜，当我调来时他不过是个司药。他整天不怎么工作，级别提到副营，提到大尉。见了领导点头哈腰，工作作风轻浮的很。据院长告诉我，他反映我这事那事，都是胡说八道。自己心中不免有了想法。
中苏关系紧张后，*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说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人们想的就是听*的话。1964年，全国掀起了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农村又搞“四清运动”。我们疗养院也抽了大批人参加了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辛寨子公社的“四清运动”。我被抽出来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成了工作队队员。工作队规定，“四清”工作队实行“四不吃”纪律（不吃白面、大米、肉、蛋）。工作队每天开会，调查生产队长的“四不清”问题。同时又要和农民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吃苦在前，工作很累，一直搞了一冬天。
1965年一场运动开始了。我们“四清”工作队全部撤回到本单位。我也回到本单位。全国上下红卫兵到处宣传，贴标语，斗争“牛鬼蛇神”。
每个人非常紧张，都积极关心国家大事，防修反修。要把*亲自发动的一场大运动进行到底！常喊的口号是：*万岁！伟大领袖*万寿无疆！还有“三忠于、四无限”、读*的书、听*的话、做*的好战士！人人都想参加“红卫兵”，人人都需要造反精神。
有一天，我们疗养院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世上已千年，这里为何冷冷清清。”这些鼓动口号对每个疗养的人来说，真是火上加油，当天下午驻大连市的海军学校的几百人，和沈阳军校的学生上百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到了疗养院俱乐部，掀起了一场大运动。我们医院的全体干部、战士均紧张地投入到这个洪流中。将当权派林茂院长和副院长，先后叫到台上，口号一波又一波，标语到处贴满了，锣鼓宣天折腾了一气，成立了“红色造反队”我也积极参加。我比所有同志都年岁大，军令高，不敢轻举妄动。跟在了“红色造反队”的后面。
第二天，又有一个“造反队”成立了，叫“二四战斗队”。大家都说这是一个“保皇派”的组织。这样两派对立的形势形成了。一派“造反”，一派“保皇”。这样，今天这个“队”写出这样观点的大字报，明天那个“队”又写出那样观点的大字报。就因为各队派多少人，成立联合总指挥部的问题打嘴仗，拖拖拉拉，逐渐没有了造反精神了。
九、参加地方工作
1970年，是一个大转折点，跟随部队整整25年，我在部队里生活，在部队里成长，我是不愿离开部队的。但领导决定，我坚决服从。有些人不愿意走开，结果今天办学习班，明天办学习班，检查思想，最后还得离开，何苦呢！
我坚决服从命令，从部队回地方工作，上级、下级同志们都认为我关键时候见真金，表示佩服。所以我离队的那几天，又请吃饭，又表扬，临走时夹道欢送，我倒成了“英雄”，我愉快地回到了地方工作。
我复原到中心医院，院领导和党组织对我十分器重，首先分配的任务是将全院有“问题”的人的档案交给我和一位毕业大夫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给予解放。其实这是闹派性的表现，本来组织上早以定型的档案，无需审查。
新党委成立了，我分配到药剂科负责全面工作。这时又推举我为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又让我负责全院的民兵工作、治安保卫工作。地方工作就是和部队不同。部队让一个干部负责这么多工作，必须表现的相当好才行。地方上是尽量把工作让你干，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医疗任务很重，500多支病床的医院，光药剂科药剂人员就有20多人，三天两天要进1万元至2万元的药品器材。工作量这么大，工作累不累可想而知。一个只干过100支床工作量的只有中专水平的我，药剂科主任的全部工作压在我身上，外单位还来参观学习，我照样干。我在中心医院工作七年没有落后过。
地方工作环境不像军队，军队的干部要求政治思想表现好，业务水平出色，还要搞好团结，当然出身也很重要。地方工作虽然讲政治思想表现，但过多的强调业务技术，看什么学校毕业，其他不重要。地方工作虽然也看是否团结同志，但更重要的是人缘关系。地方上你工作再好，如果没有顶头上司提拔，换句话说就不讨好几个上司，想把工作搞好，很费劲。
我在中心医院工作七年，一些领导看重我能胜任工作，但并不看重我不会溜须拍马。别人将工作担子给你，是推出来给你干，他们靠的是接近上司，而不是靠实干，实干者反而吃不开。这样，我工作很累离家又远照顾不上。我继续干下去，没有好果子，于是想回南郊区。一来离家近，二来工作任务轻。再干上几年，就退休了。生活各方面都比市里好。
十、调回南郊医院
中心医院*（市卫生局副局长）郭丙强对我讲：“你现在工作不错，一是军人出身，二是还没有走上正规，等到走上正规，你就吃不开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从部队调下来，你工作热情，正规了以后要的是文化和技术，人家是大学水平。到时人家就看不起你了，你能领导了他们？”郭*的这番话，有一定的道理。另外，我也不想长在中心医院工作。我向郭*说，我要回南郊。他说：“从长远考虑，我同意你调动。”我问阎院长时，阎院长不同意我调走。
有一天，南郊医院的王伟来到了郭雨强家，我碰上了。郭*便说，你要回南郊，这是南郊医院王伟*，和他说吧。我便对王伟提出回南郊一事，王伟满口答应，便说：我们缺人哪。这样，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办完调回南郊的手续。我调回南郊，中心医院的一些同志还以为我出差了。
1977年4月，我回到南郊。我的想法实现了。我的家属、子女很快落实了政策，孩子们陆续出来了，全家团圆，相继完婚的完婚，找工作的找工作，全家的生活有了着落，全家人互相照顾，省了我的好多心。
在南郊正好工作了十年，于1987年离休。十年间我做了大量的工作，1983年到1985年，我负责的部门连续被太原市评为先进集体。1985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连续召开了现场会议，外省和全市的医疗单位来参观学习。铁路中心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对我说：“你走到那儿，我们就到那儿参观学习。”还说：“你干劲大，敢干，看来我们思想保守”。
任何一个人的工作干得好，离不开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对我来说，问心无愧，只要对得起自己就行。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年龄也是有限的，一生能够虚心学习，努力工作，不管干什么工作，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就会对得起自己，也应对得起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