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临帖毛笔这个很要紧，每一个时代的毛笔制作工艺不同，其书写的技巧和书法艺术显示的风格也不相同。如果能够摸清某一时代书家所用的工具——毛笔的工艺特点，那么，我们在临写其法帖时，一开始就接近了与书家，学其书法、临期字帖就对了路。如果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其书写动作，那么，在临帖技术上就占了先机，学书何愁不成呢！
今天向朋友们推荐了翁志飞先生的文章《书笔论》，希望朋友们慢慢研究，一定会有收获和领悟。 另外，朋友们还可参考一下本头号的历史文章：临帖，你要还原书写动作！
书笔论
中国书法史不仅包含文字发展史和风格演变史，而且也包含书写工具——毛笔的演变和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古人多有论及。如宋董逌《广川书跋》有：“余求前人论书，必先择笔，至于动作，皆得如意，然后论工之善，非是未尝书也。韦昶善书而妙于笔，故子敬称为奇绝。然书必托于笔以显，则筋骨肉理皆笔之所寄也。”因为中国艺术讲“技进乎道”，技在书法上主要指笔法，技之所施就是毛笔。
古人对技巧的锤练，若没有相应的毛笔制作工艺的提高作为支撑，是不会有所突破的。所以，随着字体的演变和书风的发展，势必要对毛笔进行不断地改进，以适应上述需要。同时，不同的材质及制作工艺所制成的笔给书家带来的心理体验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书论上也有明显地反映。以前，谈论书法更多的是就文字谈字体演变，就书风谈书风，兼及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学术思潮、文人交游等等，很少从其它方面介入。自沙孟海先生《古代书法执笔初探》的发表，从生活习惯谈晋人执笔兼及书风，发前人所未发，振聋发聩。对学术界影响很大。
本文的写作，一部分也是受其启发，主要是将毛笔制作工艺的演变与字体、书风的演变结合起来谈，以期以最基本的东西来从新梳理书法发展的脉络。当然，书法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响和制约它的还有很多因素。就工具来说，还有纸、墨、砚等等。在本文中也会偶有提及。但就其对书法影响的程度来说，毛笔显得更为突出。所以，本文主要讨论毛笔选料、制作工艺的改进与文字演变及书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秦及以前的笔与书风
中国人用毛笔的历史，似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岩画，以及陶器上的纹样，因为这些岩画、纹样，很明显是用一种毛制工具蘸上矿物颜料描绘上去的。但它与文字无关，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这里只能从较成熟而又成系统的文字谈起，那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和金文的点画都是两头尖，中间粗，呈梭形，都要经过刀刻，只是由于龟甲和兽骨较硬，所以，写的时候尽量用方直的点画，刻后拓出的点画多显细劲。而金文是刻在陶范和蜡模上的，质地较软，能较忠实地保留笔意，拓出的点画多圆劲浑厚。其共同特点，就是用笔简单，规律性强，以使转为主。所以对笔的要求不会很高，可能接近于湖南、河南出土的战国毛笔。（图1）以竹为杆，髹以漆汁，用麻丝把兔箭毛包裹在竹杆的外围，形成笔头。元吾丘衍所云：“今之篆书，即古之平常字，历代更变，遂见其异耳。不知上古初有笔，不过竹上束毛，便于写画，故篆字肥瘦均一，转折无棱角也。”[1]正是指此，其要求只有“转折无棱角”。这种笔虽然也有一定弹性，但不能重按作隶书，而只能作大篆，重按易使点画扁平开叉。这样一来，对执笔的姿势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就是“写篆把笔，只须单钩，却伸中指在下夹衬，方圆平直，无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师传，只如常把笔，所以字多欹斜，画不能直，且字势不活也。”[2]这里的“如常把笔”就是双钩五指执笔法，是元时写楷、行、草之法。以此写篆书，自然要欹斜而不灵活了。随着文字的演变发展，如隶化的趋势，对笔的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古墓发掘的一支毛笔，笔杆的一头劈成数开，夹上兔毛，并用细丝线缠住，外涂漆加固。到战国晚期，如1978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所出毛笔，将竹管的端部凿成腔，以藏纳笔头。这种笔弹性好，不易开叉。当然，这时字体的演变也由篆书向古隶过渡。在民间，隶书的使用已很普遍。所以，所谓蒙恬造笔之说，[3]其实就是毛笔制作工艺一次重大改良，它发生在字体演变最为激烈的时候，可以说这次制笔工艺的变革对书法来说极为重要，是将书法导向艺术极为关键的一步。其贡献：一，在对笔管的选取上；二，在选用鹿毛、兔毛、羊毛做笔头，特别是“鹿毛为柱、羊毛为被”的被柱法。这种笔笔肚结实，书写时提按自如，大大丰富了毛笔的表现力。
二、汉代的笔与书风
汉代是字体演变最剧烈，各种书体纷呈的时期。特别是隶书和草书的大量运用，对毛笔的制作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表现为：
（一）纯兔毫的制笔工艺在西汉时期更趋成熟完备
适宜于侧锋取势，“篆直、分侧，直笔圆、侧笔方，用法有异而执笔初无异也。其所以异者，不过遣笔用锋之差变耳。盖用笔直下，则锋尝在中，欲侧笔则微倒其锋，而书体自然方矣。古人学书皆用直笔，王次仲等造八分，始侧法也。”[4]侧锋的出现对于书法极为关键，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笔势。正是这种中侧锋的运用所产生的笔势的连绵变化，将书法直接导向艺术。1993年2月底，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的尹灣汉墓，出土了数百枚竹简，其中有文坛诗赋珍品《神乌传》，及双管毛笔，使我们较为直观地了解到西汉中晚期的书风及制笔工艺。两者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因为要写出象《神乌传》这样成熟的章草书风，必须要有性能良好的工具为前提。石雪万《连云港地区出土的汉代“文房四宝”》有：“汉时兔毫笔不但选料精，而且做工也非常精致。选大料做小笔这是连云港市出土的汉代毛笔的一大特点。”“汉时制笔选长毫做笔头，但是露锋却不多，有时竟有一半储入杆内，如网疃汉墓毛笔，其中有一枝毫长四·一厘米，竟有二厘米储入管内。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毛笔的储水量增加很多，蘸墨后可以一气书写几行，甚至一短篇文简可以一气呵成。它使简的书写通篇连贯，气韵生动，也给当时的快速记写带来极大的方便。若从汉时的书风来看，简牍草书的长撇，大波磔、快速行笔和时而婉蜒的细丝相间，有时更有一笔到底的长撇竖，都给毛笔的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它要求毛笔达到锋利墨润，转折自如，蘸墨次数少，能连篇书写的性能。因此汉代工匠们竞选长毫做短锋笔，以适应当时汉书的特点。”（图2）（图3）章草的出现，自然是为了书写的快捷。书写的快捷需要性能良好的笔毛，而毛笔性能的改进，使连续书写成为可能。这种连续书写是书法艺术抒情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因为这种笔圆润饱满、弹性好、手上的细微动作都能体现在笔端。
（二）选毫的范围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拓展，不仅有兔毫，还有羊毫、鹿毫、狸毫、狼毫等等。
（三）制笔之法，有以兔毫为笔柱，羊毫为笔衣。这样的笔软硬适中，具有早期“兼毫”笔的特征，不似战国时那么尖锐了。
选毫范围的扩大及兼毫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适应书写的要求，比如汉人重厚葬，以隶书碑或墓室题记，字体都较大，这就需要制作较大，锋较长的笔。这样既利于蓄墨，写起来又轻松自如。（图4）（图5）另一方面，纯兔毫一旦写大一点的字，容易露圭角，而兼毫既饱满又软硬适中，正可避免这种问题，如汉蔡邕《九势》云：“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所以，兼毫笔的出现使书家的书写行为更自由、更便捷、更具有抒情特征。
汉末，对制笔工艺起重大改进的就是张芝。对张芝笔的形制，因缺乏史料记载，难以论述。只知道魏韦诞对其笔极为推崇，与自己所制墨并称：“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流纨绮素不妄下笔；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5]因为张芝善章草“一笔书”，这就与汉隶笔法重提按少使转又有了很大不同，而是重使转，提按在使转的运动中完成。可以说，制笔技术的改进使书家心手之间的感应更为灵敏。这种由毛笔的书写感应于心手而达到的快感，正是书法成为艺术的重要原因。至此，书家可以通过书法自抒胸臆。所以，“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6]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