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投入到了殡葬行业中，人们对殡葬业的认知与态度也在慢慢发生改变。但对殡葬业的误解、漠视、忌讳等，依然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偏见。有人觉得，殡葬业充满了暴利，常常可以见到类似的舆论指责；也有人觉得，殡葬从业者的艰辛远超常人，是一项值得我们尊重的职业。
近日，美国殡葬师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的新书《好好告别》（Smoke Gets In Your Eyes）中文版面世。在这本书中，凯特琳直率而幽默地讲述了自己在火葬场工作6年的经历与思考。从第一次尴尬地为死者剃须、小心翼翼地和同事一起上门敛尸、日渐熟练地操作起庞大的火化炉、将人体碎骨研磨成粉末、入殓、给尸体防腐，到想尽办法完成遗属心愿、给水肿的老人穿上精心准备的华服……她讲述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与细节、对殡葬行业的观察与研究，以及对死亡和生命的深刻体悟。
在火葬场工作多年的经历使凯特琳意识到，我们处在一种以死亡为禁忌的现代文化中，我们的社会“结构性地否认死亡”，“回避死亡”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民族选择的态度。她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生的态度，只有客观、乐观地看待死亡，才能在有生之年活得更积极、更有意义。
因此，她想分享一种更科学的生死观，让殡葬事业不再那么神秘、令人惧怕；她想开一间家庭殡仪馆，由家人亲自给遗体清洁、穿衣，担负起照料逝者的任务，在友好真实的环境中悼念自己所爱之人，就像人类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做的那样；她希望改革殡葬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自然殡葬、露天殡葬、绿色土葬。
凯特琳在《好好告别》中写道：“尸体不需要你的惦记，事实上它什么都不需要，能躺在土里默默烂掉就很欣慰了。需要尸体的是你。只有看到尸体，你才知道这个人死了，退出了生命的游戏；只有看到尸体，你才能看清自己，知道自己也有那一天。有所见才能有所悟，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以下是对《好好告别》一书中部分章节内容的整合，主要谈及了凯特琳对现代尸体防腐技术的质疑与思考。
《好好告别》，作者：（美）凯特琳·道蒂，译者：崔倩倩，版本：大鱼读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6月。
作者丨凯特琳·道蒂
整合丨杨司奇
必须埋葬尸体，并非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文化的产物
很久很久以前，巴西西部的原始丛林里生活着瓦里人。他们与世隔绝，从未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政府和一群福音派传教士不请自来，两拨人都企图和瓦里部落建立关系。这群外来者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疾病，瓦里人的免疫系统完全招架不住。
不到几年的时间，每5个瓦里人中就有3个染病死去。部落里的幸存者变得极其依赖巴西政府，因为后者提供专治西式疾病的西式药剂。为了得到医疗、食物和政府救济，瓦里人不得不放弃一个重要的生活习俗——食人。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蒙田在标题极其直白的《论食人》一文中写道：“人人都把与自己不同的做法称为野蛮。”我们确实觉得食人是野蛮的行为，而且我们的确没有这种习俗，只有反社会狂人和野蛮人才会吃人肉，比如猎头人和汉尼拔·莱科特。
我们之所以坚信食人是精神错乱和冷酷无情之人的勾当，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意义之网”。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被自己身处的特定文化灌输了特定的价值观，例如处理丧事的方式、构成恰当和体面的标准等。
在食人的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们自以为思想开放，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已经被固有的文化传统禁锢住了。这就像你打算穿过一片树林，树和树之间却结满了蜘蛛网，你隐约能够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但没走多远就被蜘蛛网缠住，脸上、嘴里粘得到处都是。因为这些“意义之网”，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瓦里人的习俗。
瓦里人其实是将食人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如果部落里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就绝不会没人管。死者的家人一边摇晃着尸体，一边用平稳、高亢的嗓音吟唱。喊叫声和哀号声向族里的其他人宣告有丧事发生，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加入到吟唱的行列，死者在邻村的亲戚们听闻后也立刻赶来。
死者的家人先要做食人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遍整个村子，挨家挨户拆下一根木头房梁，屋顶随即变得摇摇欲坠。人类学家贝丝·考克林认为，摇摇欲坠的屋顶意在提醒人们，死亡撼动了整个村落的安宁。他们把从各家取下的横梁绑在一起，用羽毛予以装饰，一副焚烧架便制作完成。最后，死者的家人抬出尸体放在架子上焚烧。村里的女人们还准备了玉米面包，做佐餐之用。
瓦里人不觉得食人有任何不妥。他们对动物和肉的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动物既不从属于人类，也不比人类低级。每一天，人类和动物都在进行猎人和猎物角色的转换。美洲虎、猴子和貘很可能把自己当作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当作野兽。瓦里人尊重他们吃下的一切生灵。
此外，只有和死者血脉不是很近的人，才能食用处理后的人肉，比如姻亲、远房表亲、部落成员等，统称为死者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报复心强的嗜血狂魔，也不是变态——这些是人们常说的食人动机。事实上，由于亚马孙雨林温暖潮湿的气候，尸体在屋外放置几天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烂。强迫自己吃掉一具腐烂尸体，只是意味着他们对死者及其家人最深切的哀悼。
食人与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获取死者的能量无关。食人是为了毁灭肉体。把尸体整个埋在土里，瓦里人光是想想就觉得害怕。只有被吃掉，尸体才算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对死者家人和部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死者生前的痕迹也要被处理掉，不然整个部落就算不上完整。处理完遗体之后，死者的所有财产都要销毁，包括他生前种的庄稼和建造的房屋，必须统统烧掉。死者的家属可谓失去了一切，这时他们的亲戚和部落里的族人就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们确实得到了应有的照料，死者的丧事加固了族人间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巴西政府强令瓦里人放弃食人，改用土葬。让自己故去的族人躺在地里腐烂，无疑与瓦里人的信仰和习俗相左。只要肉体还在，生者就会一直被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想忘掉都难。
如果我们生在瓦里人的部落，被我们贬为“野蛮行径”的食人是悠久的传统，我们会认真地举行这个仪式。要是在北美洲，我们会先进行防腐，即长时间地保存尸体，然后把尸体放进棺材埋入地下。对于瓦里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无礼，而且陌生。都说西式葬礼意味着真理和尊严，但这种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我们自身文化的产物。
巴西女画家Tarsila do Amaral的画作《食人》（Abaporu）
一定要对尸体进行防腐吗？
北美殡葬行业声称，现代防腐技术传承自几千年前古埃及的防腐艺术，可谓师从最资深的尸体保存专家，以至于现在的丧葬承办人都是一副继承了古代文明的架势。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漏洞太多。防腐师可以宣称自己的手艺源于古埃及人，但是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才开始运用防腐技术，图坦卡蒙（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的时代和19世纪初的美国之间分明差了一条银河。
古埃及人用的技法和你家当地殡仪馆使用的技术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大约 2500 年前，埃及贵族的尸体都会经过精心细致的处理，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而你家附近的殡仪馆，从头到尾只用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一具尸体。换句话说，如果防腐师傅肯在你身上花上三四个钟头，你这辈子算是值了。
几年来，大型殡葬企业不停收购地方“老字号”殡仪馆，一方面打着“老字号”招牌拉拢人心，一方面哄抬服务价格，垄断防腐设备。这样一来，尸体处理几乎成了流水线操作，防腐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忙着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好一具完整的尸体。
古埃及人认为，为尸体防腐是一种宗教行为，每一个步骤都意义非凡——不管是用长长的铁钩伸进鼻腔把大脑捣碎，把内脏放进带有兽首形瓶塞的卡诺匹斯罐（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用来保存内脏以供来世使用的器具），还是将尸体置于碱盐中40多天，直到水分全部被吸干。
北美洲的防腐师没有大脑搅拌钩和内脏存储罐等装备，他们只会在尸体身上打洞，排干血液和其他液体，然后注入烈性防腐剂。最关键的是，现代防腐技术的诞生和信仰毫无关联，完全是市场和消费主义作用下的产物。
用化学制剂给尸体防腐的方法诞生在内战爆发之后，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人还从未享受过克里夫（书中人物，逝者）的待遇。那时的人们都自己动手，在家处理亲人的尸体。
死者通常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在床上一命呜呼。与死者关系最近的家属负责清理和包裹尸体，然后把尸体安放于客厅，连续几个晚上在旁守灵——“守灵”一词源于古英语，意思是“守望”，不是人们通常说的“守护灵魂”，好像尸体会突然复活似的。
为了防止尸体在家中腐烂，人们想出了不少新奇的点子，例如用醋浸泡裹尸布、在尸体下方铺满冰块等，都是19世纪发明出来的。守灵期间有食物和酒水供应，带着一种送别死者离开的意味。
守灵那几天，死者亲属还要制作一副木质棺材，有时得委托当地木匠完成。棺材为六边形，底端比上端狭窄，表明是专门用来装死人的。和以前不同，现在流行两端一样宽的矩形设计，连称呼都从“棺材”变成了“灵柩”。守灵于几天之后结束，家属把尸体放入棺材，扛到附近的墓地埋掉。
到了19世纪中叶，纽约、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等工业化大城市已经发达到将殡葬作为一项产业。与农场和小镇不同，大城市分工明确，殡葬承办人成为一门职业，虽然工作不外乎贩卖葬礼用品和装饰，比如制作棺材，出租灵车和葬礼马车，兜售丧服和珠宝等。他们同时也从事其他生意赚点儿外快。所以你会发现200年前的广告特别搞笑：“约翰·詹森——葬礼承办人，其他业务包括拔牙、点灯、造房、打铁、做家具。”
之后，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内战——爆发了。1862年9月1日发生的安提塔姆战役，被“誉”为内战中（也是美国历史上）日伤亡最大的战役，共有2.3万人死在战场。他们鼓胀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旁边躺着死状同样凄惨的马和驴子。4天后，宾夕法尼亚第137 团到达现场，团长不得不要求上级同意他的士兵先喝酒再埋尸体，因为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这个任务才可能完成。
南北双方开战的4年间，许多家庭很难把儿子或丈夫的遗体从前线领回来，因此尸体一般由火车运回故土。然而，南方夏日的高温导致尸体严重腐烂，腐尸散发的气味远不止难闻那么简单。联邦军的军医记录道：“维克斯堡战役中，交战双方不得不短暂休战，因为没人受得了烈日下那股扑鼻的尸臭。”
可想而知，用火车将如此令人作呕的尸体运到几百英里开外，再爱国的列车长也不会受这份罪的。铁路公司开始拒绝运输死尸，除非是密封在铁棺材里的尸体——但是铁棺材造价昂贵，大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
电影《天上再见》剧照。电影涉及到一战后有人利用尸体大发国难财的历史。
有些人立即嗅到了商机。如果死者家人同意支付费用，他们就用一种名为“防腐”的新技术保存尸体，并可在战场上当即操作。哪里爆发了战役，他们就跟到哪儿，可谓美国最早一批发灾难财的人。面对激烈的竞争，据说他们经常放火烧掉同行的帐篷，还在当地报纸上登广告：“经我们防腐处理的尸体，永远不会变黑！”为了让客户信服防腐师会处理一具无名死尸，然后将防腐后的成品摆在外面示众，以此证明自己技术超群。
战场防腐师的设备异常简陋，一块木板架在两个木桶上就是操作台。防腐师往新鲜尸体的颈动脉中注入化学药水，成分包括“砷化物、氯化锌、二氯化汞、铝盐、铅糖，以及盐、碱、酸混合物”。托马斯·霍尔姆斯医生声称，内战期间，他一个人用上述配方为4000具士兵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每具收费100美元。殡葬业至今有人把他奉为“防腐之神”。承担不起昂贵化学配方的家庭，只好选择更实惠的方法，也就是取出尸体内脏后，用木屑填充空空如也的体腔。污损尸体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都是一项重罪，但是一想到能与所爱之人重逢，宗教理想可以先放一放。
内战时期给尸体防腐是有原因的。家属需要死去亲人的尸体完成仪式，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即便现在的尸体不需要远程运输，防腐也很有必要。就像布鲁斯说的：“防腐对你来说有用吗？没有，但如果你要他辗转于殡馆、教堂等好些地方，折腾得跟《伯尼家的周末》似的，你最好给他做做防腐。”这么说的话，克里夫其实用不着，因为明天他就要葬在萨克拉门托军人公墓了。
防腐说起来简单，但收益可不简单。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每具尸体都要进行防腐处理，但防腐是北美殡葬业的首要业务程序，而殡葬业在北美已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正是因为防腐处理，整个行业150多年来才一直兴旺不衰。如果没有发明防腐，殡葬人说不定还在一边卖棺材，一边给人拔牙呢。
那么，我们为何会如此推崇防腐，以至于把阿基诺伯伯装点得不伦不类，像个道具似的躺在棺材里？我们为何理所应当地认为防腐属于标准程序，而没有询问有关部门是否需要给克里夫做防腐处理？19 世纪末，殡葬人认识到他们的专业性需要由尸体呈现。尸体有可能而且也确实成了一种产品。
在殡葬业发展的早期，人们之所以觉得傻瓜都能当殡葬人，是因为这一行没有什么国家统一资格认证或标准。所谓的“专家”从一个镇子来到另一个镇子，教授为期3天的防腐课，课程通常以“专家”推销自己代言的防腐剂告终。
但短短几十年间，防腐师改头换面，彻底摆脱掉小商贩的嘴脸。防腐剂生产商将防腐师塑造成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才——既关注公共卫生，还懂得审美，经过他们处理的尸体漂亮得可供人欣赏。他们大肆宣传这种形象，仿佛科学和艺术终于在这个领域完美地合二为一。类似的广告铺天盖地，刊登在诸如《裹尸布》《西方殡葬师》《光明》等业内刊物上。
掌握了防腐技术的新派殡葬师开始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的技能可以保护公众远离疾病的侵害，他们的美学可以给死者家属留下“最美的回忆”。是的，他们靠死人发财，但医生不是也一样吗？难道防腐师就该白白干活儿吗？当然，在没有防腐师的情况下，几百年前的人也能在家把尸体处理得妥妥的——这个暂且不谈。防腐技术像个神奇秘方，要是没有它，再专业的人也称不上专业。
每一种文化都有处理遗体的独特手段，不仅令外行人吃惊不已，也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之网”有所挑战——瓦里人烧烤自己的族人，我们用针管捅别人的内脏，但是瓦里人的所作所为与布鲁斯（书中人物，作者的同事）对克里夫的做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瓦里人的信仰要求肉身必须彻底消失，而我们北美人给死者防腐，但并不信奉防腐本身。防腐不是一种仪式，不能给我们带来内心平和，但能让我们挣9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