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可见要想驾驭战争，地理形势是必须了解的要素之一。
晋国与吴国的边界北段大致为：西出巫山，连接荆山、大洪山、大别山，而后出巢湖，接淮南丘陵，东至大海，至西而东大概有两千里左右。这两千余公里的边界线以大别山为界，可划分为两个区域，一是扬州地区，二是荆州地区。
一、两国扬州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
两国于扬州地区的边界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的主要特点是地势相对平坦、水网密布，北部属于淮河水系，南部属于长江水系。由于交通条件所限，古人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后勤保障远比现代艰难得多，出行不过陆路、水路两条，陆路若无马匹拉运则只能靠步行，因为受制于山川地形，行军作战多有不便。相比之下水路的优势就明显多了，不但运载量大，又可借助水流风力，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因此古人出征作战会首选水路交通，这使得联通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水陆通道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在三国时期，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水路交通主要有两条。一是走长江入海处不远的中渎水，穿过山阳池、精湖、射阳湖，直抵淮阴。中渎水并非自然形成，其前身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比如说，魏文帝曾在225年统率水军10万水军南征，大军沿涡水进入淮河，由淮南重镇淮阴（广陵郡治所，今江苏淮阴市）南下，经中渎水抵达广陵（今江苏扬州），终因冬季来临江面结冰而退兵。
不过中渎水是在三国时期因为疏于维护而常年水流不畅，因此航道经常受阻，两国间的征战走此路的不多。
另一条水路是由濡须水进巢湖，然后经巢湖支流施水抵达合肥，再经肥水抵达淮水。合肥位于施水与肥水之间，根据郦道元《水经注》的说法，合肥得名在于“夏月暴水涨溢，则二水复能合于合肥县界，故合肥以此得名。”
可见，肥水与施水在夏季水流汇合，应当能够通航，即便河道不通也可通过短程的陆路运输转运。由于中渎水淤堵，东吴要想走淮南方向逐鹿中原的话，合肥也就成为吴军不可逾越的障碍。
为打通这一通道，吴国曾多次进攻合肥，如孙权在位期间就于208年、214年、233年、234年四攻合肥，而东吴最大规模的北伐是253年诸葛恪率兵20万攻合肥，这一战吴国几乎是倾国之力争。曹魏早早就意识到合肥的重要性，派有重兵镇守，也多次由合肥出兵南下进攻东吴。
合肥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水流量很大，进入下游地区水面已有十几里宽，南北交通只能通过船只运输。受制于河流水速、涡流，以及浅滩、礁石等因素，船只并不能在水中随意行驶，所以在水深道宽之处形成渡口。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有两大渡口，一个是采石渡（又称横江渡），一个是瓜洲渡（又称广陵渡），其中采石渡便位于江北历阳（今安徽和县）与江南于湖（今安徽当涂）之间，距离合肥不够百里，晋军若能由此渡江，可直取建业。
毫无疑问，合肥是南北双方在淮南地区争夺的一个关键点，所以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言道：“（合肥）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除了肥水-施水、中渎水两条南北相同的水路之外，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另一条南北陆路交通。在江淮之间绵延着一段数百里的丘陵，即淮南丘陵，是大别山脉向江淮东部的延伸部分，为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亦是晋吴两国的分界线。丘陵北麓有淮南重镇盱眙，南麓则是吴国的堂邑，淮南丘陵并不险峻，南北之间往来交通并无大碍。由堂邑往南行40里，渡过长江便抵吴国首都建康，所以西晋279年发动统一战争时期亦遣军出涂中（堂邑濒临涂水，这一区域古称“涂中”）。
二、两国荆州方向的军事地理形势
荆州是古“九州”之一，其最初是指荆山以南、衡山以北的一大片区域，但历朝所设荆州管辖区域并不相同，这里我们以东汉时期荆州所辖范围为标准，大致为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
诸葛亮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诸葛亮传》）
正因为如此，魏、蜀、吴三国为争夺荆州展开了数十年的军事政治斗争。
东汉时期荆州设有七郡，西晋占有最北端的南阳郡，治所襄阳，其余六郡皆为吴国占领。在曹魏灭蜀汉之后，双方在荆州的边界大致沿着武夷山、巴山、荆山、大洪山、大别山的方向，在这些山脉之间有不少河流冲击的谷地连接东西、沟通南北，而这些河流谷地也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其中有：汉水方向，涢水方向，三关方向，三峡方向。
汉水是长江的中游地区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汉中地区，向东流入南阳盆地，与淯水交汇之后折而向南，穿过荆山与大洪山之间的谷地，最终往东流入长江。汉水进入南阳盆地后水域便宽，利于行船，所以无论是北方政权南征，还是南方政权北伐，沿汉水行军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不过汉水沿岸有不少军事重镇，双方要想进军，这些城市是必须要占领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曹魏控制下的襄阳。
襄阳位于汉水、淯水交汇处，顺汉水而下可抵长江干流；溯江而上可至汉中；由西北方向经武关又能通关中腹地；溯淯水而上可抵南阳，出盆地则可涿鹿中原。
如此通衢之地，足见襄阳的重要性，顾祖禹因此形容襄阳为：“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读史方舆纪要》）
无论是蜀汉还是东吴，他们在占领荆州期间都向曹魏控制下的襄阳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然而襄阳城外的汉水河道宽阔而又水势湍急，西南又有岘山之险，魏国能凭山之峻，据江之险，基本上能把两国势力阻于襄阳以南。
然而东吴曾经有一段时间占据过襄阳，但不久又被曹魏夺回。根据《晋书·宣帝纪》载：
“魏文帝（曹丕）即位，封（司马懿）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即司马懿）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
也就是说曹魏认为襄阳无谷不足以御敌，因而退守宛城。（此处存疑，宛城位于襄阳上游，襄阳若粮草不足，直接以宛城粮草从淯水顺流而下补给甚是方便，为何放弃如此重镇？应该是襄阳此前遭到关羽的攻击，关羽败亡之后又遭到吴国的围困，城中乏粮，曹仁不能守，遂弃城。）
《三国志·曹仁传》有载：
“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於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
可见东吴还来不及把襄阳经营成北伐的前进基地，不久曹仁与徐晃卷土重来，击败孙权守军重新占据了襄阳。
由于襄阳得而复失，东吴在荆州的势力一直被压制于襄阳以南，其势并不能入南阳盆地，更不用说北伐中原了。
由东吴荆州方向攻打襄阳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走荆山与大洪山之间的汉水河谷，二是走大洪山与桐柏山、大别山之间的涢水河谷。因为涢水不到襄阳，所以此路水运不通，吴国应该是以水师朔汉水而上夺取襄阳的。
出襄阳是南北双方在荆州交战的最佳行军路线，但它并非唯一的路线。
在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有不少山谷孔道可以沟通淮南与江汉，其中主要通道有三个，历代都设有关卡驻军，遂称三关，他们分别是武阳关、平靖关、黄岘关。东吴经此三关，可由陆路袭扰曹魏淮河上游，这一路但道路难行，补给困难，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吴国无论是走涢水河谷北伐，还是走三关北伐，安陆（江夏郡治所，今湖北云梦县南）都是必经之处，因此安陆也就成为荆州战场南北双方争夺的令一个要点。
以上提到的合肥、襄阳、安陆一直是曹魏、东吴两国必争之地。由于曹魏守备得当，东吴的势力基本上未能逾越合肥、襄阳、安陆三城，这也使得东吴在军事上十分被动，不得不重兵把守边界重镇，以防曹魏袭击。比如说孙权接受大将吕蒙的建议在濡须水重兵戍守东关（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濡须山上），北控巢湖，南扼长江。在荆州方向则重兵把守江陵（今湖北荆州）与邾城（今湖北黄冈北），以防备曹魏入侵荆州。
所以《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称：
“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欲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治所江陵）；下流欲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即东关）；中流欲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守邾城。”
通过经营这三处防务，曹魏始终把吴国的势力阻挡在中原之外。
蜀国灭亡之后，吴国的地缘环境大为恶化，晋吴两国的边界也大为延长，除了北方接壤外，吴国原先与蜀汉的边界也成了晋吴边界，其边界线大致从巫山往南、沿着武夷山直到云贵高原东端，绵延两千多里。由于这一段边界位于山高路险的深山峻岭，并不适合用兵，但也有两处例外，一是长江三峡，二是红河（古称仆水）河谷。三峡虽险，但水路东西相通，是连接巴蜀与江汉的重要交通要道；红河河谷则连接了晋国的宁州（今云南省一带）与吴国的交州（今越南北部），亦是两国的一个用兵方向。
猇亭之战结束，蜀军退守白帝城，三峡险要尽为吴国所有。为了防备蜀汉争夺荆州，吴国重点经营建平（今重庆巫山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市）两城，两城依山而设，出西陵则平原千里，再无高山险阻，所以建平和西陵是吴国荆州地区防备长江上游威胁的关键所在。陆抗称：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不然，深可忧也。”（《晋书·陆抗传》）
相对来说红河河谷一直不是晋吴两国争夺的要点，因为这里位置边远，上游位于蜀国南中之地，下游为吴国交州，都是两国统治的薄弱地带，多夷人居住。蜀国据有南中是在诸葛亮225年平南中之后，吴国实际控制交州也是227年平定士徽之乱以后。这时两国关系好转，加强了联合抗魏的战略，所以在此处并无交兵。但蜀国灭亡之后，红河河谷也成为晋国兵力的一个投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