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的一天早上，我莫名地路过建业里——这个我儿时曾经生活了8年的地方。感觉像是受到了召唤，我鬼使神差般地在里面转了一圈。过了两天，就看到建业里改建的顶奢酒店要开业的消息。
淡水路某弄堂，与我居住过的淡水路26弄非常相似。 袁峰 摄于2017年
六次搬家
1966年，我家从淡水路的石库门搬到建国西路的石库门，当时我已五岁。我家原来在淡水路住的是亭子间，只有6平方，为了安置我睡觉，还在这个6平方的亭子间里搭了个阁楼。那时，我母亲在建业里对面的伟安药房工作，为了上下班方便，经人介绍，我家把淡水路的房子与建业里一户人家的房子进行了交换。
我还记得，淡水路石库门的天井比较大，天井对着石库门的地方有一口雕花大缸，缸里养着一座假山，假山布满青苔和小树，还点缀有亭子小桥。假山下面是水，水里养着金鱼。我小时候很调皮，没大人在眼前的时候，就会伸手到水里抓鱼。
我家亭子间的门对着厢房的门，连接两扇门的是条走廊，在走廊墙上，挂着一个黑胶木的拨盘电话。我两三岁时，一次自己拖了个凳子到电话下面，站到凳子上要给上班的外婆打电话。那时，我连打电话要拨号都不知道，只是对着电话自说自话，引得邻居阿婆阿姨笑弯了腰。
建业里的新居是个双亭子间，比淡水路的亭子间大了一倍，母亲上班也近了，我们全家都很欣喜。搬去以后，平日我住在大沽路的外婆家，周末回建业里父母家。到了上学年龄，我先是在金陵西路第二小学上的学，大约在三年级，转学去了建业里对面的岳阳路小学（现在的建襄小学）。
从住在淡水路到现在，五十多年间，因各种因素，我家先后搬过六次家。除了我父母现在居住的房子以外，建业里是仅存的一处，其余四处都已拆除，在上面盖了新的建筑。如此，建业里就成为我生活过，唯一可以经常怀念的，能够与记忆一一相对应的地方。
平阳三街坊。 冯婧 图
再遇小弟
8月头，持续高温的那几天，我去了平阳三街坊——建业里的动迁小区之一，想找曾经建业里的老邻居。我在小区里走了几个来回，问询居民，很多人连建业里在哪儿都不知道。
已经时隔四十多年，本来就没有抱太大希望，正准备离开时，一位阿姨迎面走来。我心想，再试最后一次吧。阿姨说，她是从建业里动迁过来的，还与我是同住一条小弄堂里，但她不认识我的老邻居。
看到我有点失望，阿姨叫住了一位推着自行车经过的爷叔。她对他说，伊拉要寻老邻居，勿晓得侬认得伐。感觉，阿姨把球传给了更有可能射门的那个人，我期待地看着那位爷叔。爷叔问我，侬要寻啥人。我感到，一大早已经复述了几十遍的“寻人启事”不管用，我该用更直接的方式。
我问爷叔，侬是勿是70年代之前就住在建业里了。爷叔讲，是额。我窃喜，我讲，我就是以前西弄里养鸽子的那家人家，侬晓得伐。爷叔哦了一个长声，伊讲，我晓得额。爷叔用手一指对面几栋房子讲，侬要寻额老邻居就住对面房子里，还有帮侬阿爸养鸽子的那个人，伊住在两楼。
“哦，我晓得，伊是小弟。”
但他的大名，我已经叫不出来了。小弟帮我父亲养鸽子时才是初中生。
1966年，我们家搬到了建业里，在那里住了八年。过了近半个世纪，我再次遇见建业里的老邻居。我已叫不上小弟的名字，更不知道小弟的下落。在建业里，我们是邻居，而在鸽棚里，我们曾是至亲。
再次遇到小弟时，我看到年近七旬的他背着自己瘫痪的妻子上楼，他说，前段时间刚回了吉林四平，把房子卖了，才卖了11万五。小弟家住在二楼，老婆有大毛病时，还要背去闵行中心医院。平时，他还要到顺昌路帮老婆买一次性尿布。
1969年，19岁的小弟离开上海，后来在吉林成了家，儿子初中毕业后，小弟根据政策一人先回到上海。2000年前后，小弟的母亲瘫痪，他就回建业里照看母亲，小弟母亲瘫痪了12年，在搬进平阳三街坊的一年后，母亲过世。不久，小弟的老婆也瘫痪了。
小弟说，觉得自己就快背不动了，过一天是一天吧。
建业里东弄，岳阳路一侧弄口。 袁峰 摄于2017年
放飞鸽子
一提到鸽子，当年建业里的适龄男青年都知道我家。在1960年代，大家的业余生活是贫乏的，养一群鸽子，每天在建业里上空放飞，是当年建业里男青年非常羡慕的生活方式。
我最早知道鸽子，还是1964年我在托儿所的时候，那时我3岁。托儿所在福州路河南路转弯角，上海医疗器械批发部的大楼上，托儿所是上海医药公司与国家医药站合建的，安置的是医药系统职工的子女。托儿所建在七楼一个长条形的房间里，房间的一侧是钢窗，朝向河南路，光线充沛。另一侧是落地钢窗，在落地钢窗外面是一个巨大的平台，从平台的女儿墙看出去，就是福州路公安局办公楼的屋顶，公安局在那个屋顶上建了长长一大排鸽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