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结婚的教室里，杜梅在黑板上写满了“爱”。
但久旱逢甘霖，往往也充满了暴虐。
结婚当天，两个人就开始作妖。
先从上床不洗脚开始，你刺我一句，我戳你一回。
慢慢地，升级成“你怎么又来了”“后悔跟我结婚了吧”。
摔东西，烧房子。
杜梅甚至把方言五花大绑，用刀架着脖子，逼问“你到底爱不爱我？”
方言倒好，一头撞向玻璃，血顺着脑门往下淌，死也不回答。
这一幕，直接把我看恐婚了。
两口子倒是愈战愈勇，闹到离婚也不见消停。
继续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他们，双双找新欢来气对方。
杜梅的“新欢”吐槽：“距离产生美，有了我和韩丽婷（方言的相亲对象），你们俩就有了距离，就美了。”
怎么会搞成这样？
心理学家罗兰·米勒在《亲密关系》中提到了一个概念，“伴侣的理想化”，又叫“积极错觉”。
意思是，很多人会用过于理想化的态度去看待爱人，觉得他哪哪都好。
结果长期接触后，滤镜没了，因为接受不了巨大落差，就会用“作”的方式，试图唤起另一半的关注，回到热恋的感情浓度。
但往往适得其反。
因此，作者建议大家：
要不断调整对伴侣的期待，以符合实际情况。
电视剧里，方言和杜梅，也在长达7集的“作天作地”里，逐渐校正了过于理想化的爱情观。
他们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回顾过去，承认“我们过去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电视剧最后，方言工作丢了，还得了重症肌无力。
等待他们的，是天光一丝丝暗下去的未来。
可杜梅的答案，依然是“有爱就可以”。
他们一张一张撕开黑板上的报纸，蒙尘的“爱”再度显形。
这扑面而来的爱。
你，敢不敢接？
《北京人在纽约》里，
物质与爱情的拉扯
现代人的答案，我不知道。
但90年代开头，人们觉得义无反顾。
那时，爱是唯一的英雄主义，足以对抗生活的种种动荡与庸常。
可是，当时代浪潮继续奔涌，哗啦啦地拍到每个人头上时。
曾经闪闪发光的“爱”字，注定碎成一地泡沫。
《北京人在纽约》，就是现实赤裸裸的写照。
试想一下，假如你在90年代，拖家带口地奔向纽约，想着一展音乐才华。
却沦落进破烂的地下室，还欠下900美元巨债。
更惨的是，学了12年的音乐，最后却只能进中餐厅里刷盘子；
连妻子都为了补贴家用，加班加到晕厥。
你们的爱情小屋，还能坚持多久？
而这，就是《北京人在纽约》男主王起明的梦碎。
悲剧还在继续。
有道是，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还会把窗也牢牢封死。
妻子郭燕好不容易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本以为苦尽甘来在即。
没想到，王起明却跟《过把瘾》的方言一样失业了。
这让他越发自卑，不断自怨自艾“我是全纽约最没用的废物”“现在配不上郭燕”。
而事业蒸蒸日上的郭燕，也看不惯王起明音乐梦抛之脑后、还一肚子负能量的样子。
夫妻俩十几年的感情，逐渐出现裂痕。
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老板大卫对郭燕的追求。
大卫住别墅，开跑车，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堪称美国梦的具象化。
他带郭燕兜风，到市中心的大厦里见客户，为她推开了那个“人上人”世界的大门。
而回到家里，眼看着房里的穷酸相，再看看老公醉醺醺的样子。
这一刻，郭燕彻底破防了。
现不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