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从俘获的土匪口供中得知，盘踞在荔浦的匪帮经常从山上看见从桂林到南宁的解放军车队里有年轻的女军人，便一直伺机下山去“抢老婆”。
于是，几百名土匪拦截了这支车队，打了整整一个上午，警卫排的战士全部牺牲后，南下工作队的10余名女学生们不愿被俘受辱，用手枪顶在自己太阳穴上，开枪自尽，壮烈牺牲。
当时，四野驻广西的部队，50％以上兵力用于守备城市和交通线，其余分散农村剿匪。由于战线太长太散，导致兵力严重不足，被动应战。每次都是哪里被袭击了，等大部队赶过去时，土匪们早已在得手后退入山林……
土匪难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军的政策太过宽大。对土匪一俘即放，像百色地区土匪头子施胡子，捉放三次，每次都是放虎归山，继续为匪作恶。连恭城暴乱头子钟祖培，被俘后也未被镇压。
解放军对土匪的宽大政策，使得老百姓对土匪极为畏惧，就算土匪大白天进村，哪怕只是三个两个，村民们也不敢向解放军举报，就怕解放军把土匪捉了又放了，土匪回头就来找村民们报复。
四野南下工作队遇袭事件震动了中央，1950年8月初，主席在电报中，严厉批评广西是全国剿匪工作成绩最差的一个省，8月10日，主度又再次指出广西剿匪镇反存在“宽大无边”倾向，限期1951年5月1日前完成剿匪任务。
1951年5月1日的限期到期时，广西匪患仍是极为猖獗。4天后，1951年5月5日，主席第3次严厉批评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严令6个月内，广西军区必须肃清全境主要匪患。
主席亲自签发命令：叶剑英前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工作一段时期。
注：张、莫、陈、李，分别是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
接连受到主席的3次批评后，主要负责广西剿匪工作，时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的李天佑，在军地联合高级干部会议上，主张把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而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坚决镇压匪首。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必须给予迅速、坚决有力的镇压。
李天佑主张实行“重点进剿”的战略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不能平均分配剿匪兵力，要有重点地配备军队剿匪。军事进剿与驻剿应相互交错，紧密结合进行。
土匪集中，我们即集中兵力进剿。如果土匪被击溃或分散隐蔽，我们也立即适当地实行分散驻剿。
在如何处理“村村造枪，户户有枪”的问题上，李天佑认为，过去地主富农的枪曾是用来防匪的，可现这些人反倒成了匪首、骨干，进而煽动村民为匪。而村民手中的枪，被反动势力利用，增强了土匪的武装。
所以，无论枪在谁的手里，都会被匪所用。广西剿匪，首先就是禁枪，必须关停所有造枪作坊，收缴民枪。
再就是，立即严惩一批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让老百姓看到解放军剿匪的决心。李天佑在会上说：
“谁是匪？藏在哪？老百姓都知道呀，可谁敢说呀？你今天抓、明天放的，这是剿的什么匪呀？
老百姓背地里有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
咱们政策不对头，咱们脱离群众了。
土匪那么猖狂，我们一味地只讲宽大，该*的不*，这匪能剿得了吗？”
不久后，叶剑英奉主席的命令到了广西，陶铸也去了，及时调整了政策，实行宽严结合，对土匪头子、骨干、有血债的，公审处决。
每逢集市，布告一贴，赶集的来了，都看，影响大，非常有震慑力。这么一来，老百姓就敢举报了，谁是土匪，谁是村民，谁家有几支枪，藏在哪里，老百姓们都敢说了。
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土匪的末日就到了。
大桥乡有个村子，49军派了一个工作组和一个警卫连进到村庄，40来户人家，没有一个人当土匪的。村民们还举报了当地匪首韦源乡，带着部队爬山钻洞三天三夜生擒了这个作恶多端，双手沾满军民鲜血的首恶。
韦源乡余部气焰仍是十分嚣张，还想着来村子里报复，十几个土匪大摇大摆的，和过去一样进到村子里来，全村男女老少，长矛大刀，不一会就把这股土匪全给捆了，送给了解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