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群像戏，每个人面对外力时的每一项选择，都能反映出其背后连带着的整套世界观，这是《驴得水》的高级之处。虽然影像上调度简单，被诟病舞台剧感太重而电影感太弱。但因剧本极为优秀，依然被众多影迷誉为2016年度华语最佳。
而在《半个喜剧》中，这种前后转折太过缺乏。郑多多之所以坏，是因为他天生就是诈骗犯人格；莫默之所以好，是因为她天生就单纯善良正直。影片从开始到结尾，坏人没有反思，好人保持高尚，至于配角高璐、夏娃和孙同妈，更是乏善可陈。
整部电影中，发生思想转变的只有孙同一人，可以说其是唯一主角。其余所有人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孙同的成长做铺垫。换言之，为了达成此目标，他们都成了工具人。
为了突出一个人的思想变化，用一群工具人来营造极端环境，无论如何算不得高明剧作。何况戏剧人物之间相互影响，周围人的单一，也简化了孙同的人格，将其内心矛盾都削减到了“户口”这一个点上。
结尾处，孙同终于爆发，面对高璐的质询，说出了所有真相，搅黄了郑多多的婚礼，让观众出了一口恶气。但这并非孙同本人的内心升华，而只是从郑多多的一个极端倒向了莫默的另一个极端。
纯粹的坏人，抑或纯粹的好人，在真实世界中都鲜见。感情映射人物内心，是最为复杂的事物。“渣男”常怀恻隐之心，“老实人”也有狡黠一面，受伤的女人也会泛起报复的小心思，才是更普遍的现实。频繁搞二元对立，虽然观众都能看出影片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但总不免有种被说教的刻意感。
2018年的黑马影片《无名之辈》中，大头明知红霞的职业，却还是用一句“老子不管她以前是做啥子的，老子只管她以后是做啥子的”带过——这种“难得糊涂”的心态，才是小人物在感情生活中真实的挣扎和取舍。
在接受《第一导演》采访时，导演周申坦言，自己有点“愤青”。在他的理解中，“愤青”是个褒义词，证明此人勇敢纯真，有是非观。而没有是非观的人则不能称之为愤青。“如果他认为社会上大部分东西是灰色的，那他肯定不是愤青。”
“有的人就想更好的物质生活，那么他甘愿不要尊严，不要人格。那你就要清楚这是你自己选的……不要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你自己愿意做狗，没人逼你。”
伟大喜剧的底色皆是悲剧。倘若缺少理解灰色的眼睛，那么便只有愤怒和批判，难免缺失悲悯。
为什么喜剧难做？
喜剧初诞生时，地位比悲剧低。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把喜剧列为最低级剧种。在丹纳看来，文学是道德的反映，表现“有益特征”的作品价值，高于表现“有害特征”的作品价值。
所谓“有害特征”，是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性格：愚蠢、自私、懦弱、庸俗等。这些元素即使不能不出现，也应尽可能少为宜。在这种逻辑下，所谓“中级剧种”即是表现那一类“坚强而不健全，精神不平衡”的人物。“高级剧种”自然就是表现“真正完美的英雄”。
对英雄的推崇，本质上是满足平民对贵族的幻想。丹纳生活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刚打碎君主制，但旧文化的影响仍在。如今两百多年过去，情况彻底翻转了过来，《小丑》都拿了金狮奖。甚至主旋律商业片中都普遍流行给主角设置一些阴影，以丰富人物层次感。譬如《烈火英雄》中黄晓明饰演的江队长就因为历史错误，最后不得不通过牺牲来实现自我救赎。
喜剧地位得到提高，因为人们终于愿意承认所谓“有害特征”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而非仅仅只有拿来开涮的用处。但反过来，观众对喜剧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不光要搞笑，还希望其能反映时代、直击内心。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评分不佳，正因为对“有害特征”剖析不够。何况女主身上是老香港的狮子山精神，内核还是英雄，时代感错乱了。
实际操作过程中，喜剧亦被编剧们公认为最难写的剧种。其中又以情景喜剧尤甚。因为其对白密度极大，寻常电视剧剧本，一集不过万字出头，而情景喜剧每分钟字数动辄是前者两三倍。此外，结构的布置、笑点的拿捏、对白的文学性、社会的批判性，要求都比故事片更高一层楼。
然而外行带资往影视圈切，都爱从喜剧入门。无他，便宜且受众广。如《老友记》《生活大爆炸》《老爸老妈浪漫史》，所需不过两台摄像机，四五演员，几个房间。红则大赚，糊了也亏不掉几个钱。一通算盘打下来，却往往把最关键的环节——剧本——给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