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石若萧
近日上映的《007：无暇赴死》是第六代007主演丹尼尔·克雷格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电影中，007昂首挺胸迎接了导弹的炮火。这既代表着戏内角色生命的终结，也昭示着戏外007这一IP即将要迎来新的变化。
丹尼尔·克雷格的离开没能激起太多讨论。观众们早在去年确定黑人女性接班007时就已经把该吵的架吵完了，如今只不过是坦然接受事实而已。从市场角度出发，影片在全球的表现都称不上多好。在国内，其上映前三天单日票房均未过亿，票务平台总预测票房不到5亿；而在海外，据IMDb统计，该片首周末进账5523万美元，不仅不及业内预期，在丹尼尔·克雷格系列中也只是倒数第二的水平。
《007：无暇赴死》
从1962年第一部007上映，这一IP迄今已经存续了将近60年。60年时间不算短，国际关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社会文化思潮都经历了好几个轮回。而在不断变化的浪涛中，007这艘小船依然在艰难地把握航向，以免自己漂向未知的地方。
乱七八糟的剧情
剧情方面其实没有太多好聊的地方。几十年来，007系列的叙事模式都是大同小异：主角或碰到阴谋，或被人暗算，接到上级指令或求助后开始上路，途中与各式各样的邦女郎纠缠一番，然后有惊无险地战胜反派，最终错失或抱得美人归。
几十年前这么操作，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彼时还处于冷战时期，全球大小冲突不断，提供了绝好的社会背景，即使反派并非某个具体的国家，但不用挑明观众也能理解其指代的意涵——以第一部《007：诺博士》为例，反派设定是中德混血，信仰混合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俨然是美国两个最大恐惧对象的拟人化身。
《007之诺博士》
后来的系列反派也大差不差，大毒枭、能源危机、核技术走私、有意挑拨两个核武大国开战的疯子……总之每一部都能叩击到观众内心的某个恐惧点上。
但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电影逐渐脱离了原著加持，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也变得和平稳定。007想要继续下去，就不得不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反派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分别是什么？
“9·11事件”发生后，“恐怖分子”就成了个万能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来自中东穷国的恐怖分子们毕竟没那么神通广大，制造区域性混乱可以，太高精尖的事做不来，于是主创们只好把这个概念又给变了变。
以系列片中的著名反派组织“幽灵党”为例，根据网络定义，其共有21位核心骨干，成员包括盖世太保、克格勃间谍、秘密警察、意大利黑手党、特工等……目标是致力于从世界霸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中牟取暴利，往往采用反情报、洗脑、谋*、用大规模*伤性武器敲诈勒索等手段。但是，幽灵党也会采用渗透的方式进而逐渐主导全球，因而和全球很多恐怖组织（如量子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高官有合作。
简而言之，就是以“恐怖分子”的粗糙概念为外壳，再拿一大堆历史中臭名昭著的形象填充之，完了再设计出一堆耸人听闻的动机来。但仅仅这样显然还是不够，因为世界毕竟还是没那么混乱，观众潜意识中不接受。
于是近年来的几部作品，都在反派的动机中混进了不少私仇成分，好让剧情显得更加可信。《大破天幕*机》中的哈维尔·巴登饰演的席尔瓦是M16的弃子，决心对体制进行报复；《幽灵党》中的布洛菲尔德和邦德是兄弟关系；《无暇赴死》中的萨芬则和邦德带点儿情敌关系……但这些心理疾病式的理由却反而使得人物观感更为混乱。
《007：大破天幕*机》
反派立不住，也影响到了007本人的塑造上——他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为何而战？众所周知，邦德没有个性，没有爱好，没有家人和朋友，没有过去和未来，这种为了国家利益甘愿摈弃一切个人追求的性格人设，在冷战时期还可以用“意识形态战士”来说通，但如今又是靠什么来支撑起邦德孤狼一般的状态和气质呢？
说来说去，怎么也说不通。于是近几年的影片又混合进了不少严肃探讨，比如从心理学角度发掘邦德的隐秘内心，拷问大英帝国前途何在等。但编剧作出的所有这一切努力，观感上俨然是一个学生在一道不会做的数学题下面堆砌大片公式，却依然掩盖不了“这题我不会”的事实。
《攻壳机动队》导演押井守曾针对系列第23部影片《007：大破天幕*机》写过一篇颇为尖刻的评论：剧情可说是乱七八糟。之所以这种糟糕透顶的剧本能够拍成电影，是因为观众对007这系列作品已经有基础认知。如果没有任何基础就这样搞，只会被当成白痴。
纠结中改变着
电影的核心在于故事，当故事本身弱得不能再弱，就只能把别的次要因素尽可能做得漂亮些了。
比如说，风景、豪车、科技，当然还有肌肉和美女。用第五代007主演皮尔斯·布鲁斯南自己的话来总结，系列片吸引人的点无非就是“美艳的邦德女郎，是新奇的道具，是性，是英雄、浪漫和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