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随着晋朝势力在北方的全面退出，这支拓跋鲜卑兵团又依附于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加入中原混战，前秦灭亡后，这支拓跋鲜卑又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拓跋珪，拓跋珪自称魏王，北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而后拓跋珪南下灭了同为鲜卑族的后燕慕容氏，在平城（今大同）称帝。
整如月满则亏，雄才大略的拓跋珪在平城称帝136年后，他的子孙已经衰弱无比，大权被权臣高欢独揽，高欢立拓跋后嗣元善见做皇帝，建都邺城，史称东魏；东魏成立的第二年，另一位权臣宇文泰又立拓跋氏的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
再过了15年，高欢的儿子高洋被东魏皇帝元善见“禅位”做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又过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接受西魏皇帝拓跋廓的“禅让”，建立了北周。
由此可见，北朝的五个朝代，皆出于鲜卑拓跋氏。
通过以上南朝和北朝政治脉络的梳理，可以很明显的得出结论，南朝的四个朝代都通过“禅让”顺承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晋朝，而北朝的五个朝代，乃是以传统中央王朝周边四夷中的东胡入主中原，期间又有分裂，因此，南朝在政治上的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
二、从文化制度上看南朝和北朝的正统
文化制度的继承比较复杂，因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传承已久的文化要想延续，就一定要与时俱进，焕发新的活力，抱守残缺最终会走向消亡，即便出现原教旨主义的复辟，也只能是一时的小丑跳梁而已。文化制度又是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尤其中华的孔孟和老庄文化，更是有极大的包容性。
陈寅恪说：“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入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因此，谁能够让文化制度不断发展，不断散发出生命力，谁就是文化制度的继承者。
当然文化制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也是有条件的，不能偏离文化宗旨，那种完全不着调的改变和歪曲不是继承，而是侮辱。
北朝为汉文化制度的创新和延续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北魏孝文帝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孝文帝汉化改革给汉文化注入的活力，就没有后来隋唐的辉煌，因此北朝担负了大多数魏晋和隋唐之间的承上启下责任，文化上的正统应该属于北朝。
为了让读者有清晰的了解，轻骑哥可以做个简单的论述。
1、北朝对儒家“大一统”的追求胜过南朝
实现了“大一统”的君主才是正朔，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南朝君主中，有四位皇帝具有“大一统”的意识，即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梁武帝萧衍和陈朝宣帝陈琐，其他君主只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得过且过。
反之，北朝君主们急于获得“大一统”的正统地位，对南征热情就比较高涨了，正如陈寅恪说：“中原衣冠多随东晋渡江，汉人正统似在南方，如果不攻取南朝，就不能自居于汉人正统之地位。”因此自北魏拓跋珪开始就不断的南征；南朝刘裕在时，北魏还不得不处于守势，刘裕死后，明元帝拓跋嗣就迫不及待开始了南征；太武帝拓跋焘更是不断开疆拓土，不仅在北方进行统一作战，更积极进行对南朝的南征；孝文帝元宏对南朝梁齐发动了三次南征；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元恪又对南齐和南梁南征，北齐高洋也对陈朝发动南征，周武帝宇文邕也是位狂热的“大一统”者，他灭北齐后又准备平突厥，最终目的是南征灭陈，然后统一全国，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
2、北朝官僚制度比南朝官僚制度更先进
阎步克教授说：“与南朝相比，北朝的官僚政治在运作上更为富有效能，而且在制度上赢得了众多进步。”
南朝落后的官僚制度造成“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 《颜氏家训》卷四《涉务》中还说了两件事，一是所谓的士人阶层“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即连最简单的基本农活知识都不懂，又怎么能知晓天下大事？二是“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说明当时的南朝士大夫们身体非常羸弱。
北朝先进的官僚制度则使得妇女们都显得英姿勃发，《魏书》中有“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妇女尚如此尚武奋进，更何况男子，这样一来，北朝体制就比南朝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其实，当时南朝梁武帝也感觉到北朝官僚制度的先进，也效法了北魏孝文帝的官僚制度。
3、北朝对秦汉以来律法的继承强于南朝
南朝“尚清谈，崇文学。”，北朝“尚武功，崇吏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现象，由于南朝重清谈，不重名法，实际已经脱离了秦汉以来的律法系统，而这个系统被北朝完整的继承下来，形成一条很清晰的脉络，从秦汉到魏晋再到北魏北齐，最后进入了隋唐，“北朝自魏而齐而隋而唐，寻流溯源，自成一系，而南朝则与陈氏之亡而俱斩。”南朝所谓的清谈，若用在治国安邦上，只能误国误民，因此自然就被淘汰了。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