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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影视动漫 > 作者:YD1662023-06-20 00:49:12

《大医》分为《破晓篇》和《日出篇》两部。

在这本书中,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这是“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的一段开卷语,其精神内核与后世学医必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遥相呼应。

这段话作为主旨,在《大医》中被医生们多次吟诵,他们的国籍、年龄、性别、专科不同,面临的情境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同样地秉承着“苍生大医”的精神,运用专业医学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

马伯庸也坦言,创作《大医》其实是想借医疗视角,去回顾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大医》所探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去往何方”。

主角之一的方三响,代表着底层贫苦大众,他曾在年少时目睹日俄交战导致自己家乡几乎全村覆灭,长大后又见到德国、日本在青岛地界上横行,对此他不禁发出愤怒的质问:“为什么明明是我们的土地,却是不相*人在争抢?为什么遭受苦难的,却是我们?”

书中,被质问的德国牧师给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如果足够多的人产生了这个疑问,答案自然会浮现出来”。

后来,马伯庸让方三响在延安找到了答案。回过头来,我们每个人都早已生活在答案中。

Q&A

新周刊 :《大医》的三位主角,东北遗孤方三响、上海富家女姚英子和有过留洋经历的广东仔孙希,这样一个横跨不同地域、阶层的“铁三角”的设定,是如何构思的?

马伯庸 :设置这三个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刚好代表了当时中国医生的三种主要来源。

清末民初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现代医学生训练体系,那么早期的医生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招收一些寒门子弟做约定生,提供免费培训,但毕业之后要为医院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医生与护士的后备力量;另外一种是吸纳有海外经历的年轻人,他们在语言上有优势,而且对于西方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此外,还有一些已经有了觉醒意识、先进意识的富家子弟,他们不用为生计发愁,有选择职业的余地,其中就有一些人会选择去走这条路。

所以,以小见大,透过三个主角,我们能够看到构成早期医生的不同来源。

新周刊 :《大医》的《破晓篇》从1904年开始,《日出篇》到1950年结束,要讲述将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人事代谢并不容易,你在创作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挑战?

马伯庸 :写时间跨度这么长的小说,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1904年到1950年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难点在于要把握住每一个时代的关键节点,因为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把每一年都写出来,那么就要有所裁剪、有所选择,为什么要写这一年的事?为什么把其他的事件忽略掉?

这些从小说的结构上、戏剧性上和人物的成长弧线上都要有一些考虑,但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重要事件和节点,实在很多。所以在我看来最大的难题就在于该如何“做减法”,有些东西实在舍不得删,但又不得不删。

《大医》全书有80万字,很多人觉得怎么会这么长?但这已经是我精简再精简后的版本,如果真要放开写的话,可能100万字甚至120万字都打不住,那就太长了。

新周刊 :有哪些案例是资料已经查得非常详尽,但是最终没有收录在成书里面的?

马伯庸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抗战开始之后,有一个叫林可胜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但他其实是中国红十字会史上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把当时中国所有的医疗力量全部做了一次统合,分别编成了100多支医疗救援队。这些救援队为全国各个战区做了编号,做对口支援。这里面,不同的医疗队都有各自的故事,其中有两支还专门去了延安,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像这个故事,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这是第一次把当时几十年来积累的医疗力量集合在一起,做全国体量的救援和支持。但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广、内容太多,所以在书里我只是稍微提了一下,没能展开叙事。

新周刊 :你作品中会有一些小角色,戏份可能不多,但塑造得十分鲜活,比如《古董局中局》里的“图书馆”、《大医》里面的曹主任。这类角色的诞生是依靠生活中的观察,还是完全原创的?

马伯庸 :没有一个角色是能够完全原创的,它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观察。但这种观察,又并不只是说观察身边的人,其实还可以观察历史人物。

我读史书的时候会从人性的角度去读,把历史人物当一个正常的、有血有肉的人去读。比如读鸿门宴,我们现在看到项羽,就觉得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形象,“他竟然把刘邦给放了?”

但如果我们代入到他所接收到的信息,你会发现,他并不知道刘邦后面会得天下。鸿门宴的时候,项羽大概26岁,而刘邦已经五十多了。如果换成是我们26岁走上巅峰,已经是全国最厉害的人了,面前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出身也不高,畏畏缩缩地趴在那,其实你并不会有很强烈的*掉他的*,“你根本配不上我出刀”。

从项羽这个角度来说,放掉刘邦当然是失误,但是他这个决定背后,又有可以理解的缘由。按这种方法读历史,读得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历史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史书只是把他们的一个侧面记载下来而已。

新周刊 :每个写作的人内心都有自己师承,写历史小说的人,可能同时有文学和史学上的师承。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作者和学者有哪些?

马伯庸 :有很多。文学上,我从小爱看茨威格、弗·福赛斯的作品,还有中国的徐兴业、姚雪垠先生,日本的井上靖,他们对于大历史的描摹、对于大历史观的刻画,让我心生仰慕之心。

历史方面就更多了,当年看顾诚先生的《南明史》,看得我简直是痛不欲生;还有田中芳树写的《银河英雄传说》,他反复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感,这种后世历史学家对于过往年代的描写,其实也奠定了我对于大时代描写的底色。包括小时候听的评书、看的电视剧,也都会对我的兴趣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再包括现在我看的历史学论文,里面许多专业学者的学术成果也会被我化用到小说中去。拿《大医》来说,我从开始创作就一直和苏州大学的池子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他是研究红十字会史的专家,我从他那汲取了很多素材,写完之后,我也请他帮我做了一次严格的审查,尽量保证书中涉及的历史细节是精准的。

新周刊 :我们一直以来有个观察,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很多人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其实是有所偏颇的,人们更喜欢国力强盛的朝代及那时的统治者,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了近现代,因为它涉及到许多屈辱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是有一点逃避的心态在,不想去了解、触及这块伤痛。而《大医》的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结果很受欢迎,口碑与销量都非常好。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年代的故事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只是一直缺乏好的作品。

马伯庸 :我个人对于朝代或者历史时期的喜好,不取决于它是否强盛,而在于它是否能展现出足够的复杂性。比如说我很喜欢明代,并非因为它是大一统王朝,而是因为明代恰好是古典王朝的巅峰,同时已经开始有一些西方因素进来了,即明代其实已经一定程度上加入到全球化的节奏里面去了。

另外,明代的市井文化开始兴起,所衍生出的这种市民小说、通俗小说,包括一些戏剧和后世很熟悉的城市居民风格的文化现象,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所以说,明代本身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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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市井文化兴起,涌现出一个个小人物。/《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

至于说清末民初,它确实是一个很屈辱的时期,中国那个时候处于弱势,一直被欺负、被蹂躏,但恰好是这个时期能够激发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该怎么办?探讨这两个问题本身的意义,其实比小说本身的戏剧性更重要。

新周刊 :前段时间《显微镜下的大明》播出,你第一次担任了编剧,将历史非虚构作品影视化,你觉得难在哪里?之前《长安十二时辰》那么火,你觉得是哪里做对了?

马伯庸 :非虚构作品转换成影视作品,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戏剧性。因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去发展的,可能走着走着它突然就断掉了,没有下文了,这在戏剧上是不够完整的。

此外,非虚构作品里面有很多叙述性的文字,它可能会叙述一个人的一生,当转换成视觉和听觉表达,它就需要去添加大量的细节和桥段。这个转换过程其实非常艰难,因为你既要保证它有戏剧性,同时又要维持作品本身的历史丰满度和质感,这个平衡是很难把握的。

《长安十二时辰》的影视改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在于曹盾导演在美学上整个构建起了一个新时代的盛唐美学的体系,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视觉感上非常憧憬。

新周刊 :近几年来,疫情、战争、名人去世,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似乎发生了很大改变,以至于很多人会说“活着就是在见证历史”,你有同感吗?

马伯庸 :其实我们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见证历史,只不过现在资讯过于发达了,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事情。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在写《大医》时大量读《申报》,读到9·18事变之后的一两天,当时整个报纸上只有非常小的一块文字报道,说东北发生了一次冲突——还不叫“事变”,叫“冲突”。

那条报道,大意是中日双方现在很克制地开始谈判了,国联也已经介入进行调查,用了一个词叫“和平可期”,然后其他的版面上大家该跳舞的跳舞、该看电影的看电影,还是那些家长里短的内容,没有人意识到历史车轮在转动,中国正在缓缓地迈向一个近现代以来的至暗时刻。

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点,当你有足够的参与感去看待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也未必能够看得准,即使这个事情已经报道了,大家也意识不到这是大事,反而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在当时会认为是大事。比如你觉得近几年的英国脱欧、日本首相遇刺是大事件,其实它很快又被另外的热搜给覆盖掉了,甚至可能都不如一个北美小浣熊偷垃圾的短视频在网上传播得快。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大量无用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信息,会把真正关键性的东西湮没掉。

新周刊 :替读者们问一个问题,停更四年多的《扶苏奔鲁》还会继续写吗?

马伯庸 :会写的,其实一直以来它的框架还放在那,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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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陆一鸣

编辑 | 萧 奉

排版 | 杨 悦

校对 | 向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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