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艺人
我马三立，一九一四年农历八月初六出生在北京。祖辈世居甘肃省永昌县，是回族。曾祖父在运河粮船上当船夫。一八六零年，也就是清朝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当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闹得很凶，所以民间又有“长毛赶咸丰”之说。兵荒马乱，运河上的粮船烧的烧，沉的沉，我的曾祖父赖以干活谋生的路也就断了。我的祖父马诚方没有可继承的家业，漂泊江湖，靠着一部《水浒》，托庇三十六位梁山好汉的福气，说评书居然糊住了口，而且娶妻生子，进了北京城，安了家，落了户。
在拾样杂耍中，评书是很古老的一门技艺，唐、宋时代就有了评话，据《武休旧事》所记，南宋临安有名的“说话”艺人就有九十六名之多。明代《桃花扇》传奇里的柳敬亭，也是评书艺人。我的祖父说书是在清同、光朝代，据说，评书艺人也就是从这个朝代开始有了门户师传的家谱，排字起名，辈辈相传。我的祖父排“诚”字，起名马诚方；“诚”宇以下还有“杰”、“伯”、“坪”、“岚”、“豫”，经数辈才传到“存”字辈。现在天津知名的评书老艺人姜存瑞，就是“存”字辈的。因此，“诚”字这个辈份是很高的了。我们马家的子孙作艺，就是从祖父马诚方说评书而开始的。可惜我生也晚，对祖父说书的情况，没有得到任何印象，只知道他善说《水浒》，把宋江、晁盖等梁山好汉都说“活”了，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拾样杂耍艺门中享有一定声望，并且广交游，结识了一些艺友。我的父亲没有继承祖父说书的衣钵，而拜在春长隆、恩绪的名下，学了相声。春长隆和恩绪在相声门中，辈份可能也不低。
相声起于哪朝哪代？有人考证，春秋战国时代的宫廷小丑俳优，就是相声界的老祖宗；也有人说，汉朝善于讲笑话的东方朔是相声界的祖师；还有人说，相声是清咸丰年间，落魄北京的文人朱少文（绰号“穷不怕”）创始的。朱少文在模仿人声及鸡鸣犬吠的口技的基础上掺入故事，发展成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使之成为一个曲种。我对于相声的老祖宗究竟是谁，没有考证过。不过，说相声的如同唱戏的供唐明皇的塑像那样，也供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他的相貌跟唐明皇有明显的区别：唐明皇没有胡须，他却有五绺胡须，据说他就是东方朔其人。我见过这尊塑像，也给他作过揖，叩过头。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说相声的似乎也有把他和唐明皇供在一起的情况。至于穷不怕朱少文，作艺生活的年代，离我们不太遥远，所以关于他说相声的传说很多。据说，最初他是打个小花脸，数板说笑话或小段故事，发展成为单口，他传留下来的段子，有《饽饽名》、《百鸟名》、《百兽名》等等。后来，他又根据评书、戏曲的故事情节，编成段子，用说、学、逗、唱的技巧，创出相声这一行，并且带了徒弟，传了代。
我父亲虽也算是朱门弟子，但他的师父春长隆、恩绪不是朱门中人。恩绪是阿彦涛的徒弟。春长隆和恩绪是两个旗人，阿彦涛也是旗人。恩绪与春长隆是半路出家说相声。正由于是旗人而又半路出家，所以他们说的相声，多少有些与众不同。
清朝，对于编入八旗的世袭充当士兵的人称作旗人，而汉人对一般满族则统称旗人。春长隆和恩绪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我没有考证过。只是听父兄和相声界前辈说：春长隆、恩绪二位都度过燕乐升平的日子，不仅见多识广，而且精通吹拉弹唱，善于插科打诨，肚子里还有点舞文弄墨的才气。而两人都是家道中落以后，才鬻艺京津，靠说相声、评书糊口。
对于恩绪，我知道得略为多一点，因为他就是我的外祖父。在北方的相声界里，都知道有位老前辈名叫恩培，殊不知恩培也就是恩绪。恩绪更名恩培，是因为清德宗载湉登基当了皇帝以后，帝号光绪，“绪”字便身价万千，只能御用了。为避圣讳，恩绪就改名恩培。恩培说相声以后，艺名“大恩子”。恩培对穷不怕朱少文很崇拜，可能由于他自身是旗人的关系，并没有拜入朱门，而师承了阿彦涛。阿彦涛在同、光年间，也是一位比较有影响的相声艺人。看来，同、光年间，由于旗人已经走下坡路了，吃皇粮享特权的黄全时代已经开始崩溃，所以，落魄江湖而鬻艺的就比较多了。据说：阿彦涛、春长隆、恩培等旗人说相声，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从所说的内容到表观手法都趋向文雅，创出了许多属于文字游戏的段子，如《打灯谜》、《对对子》、《朱夫子》、《批三国》、《八扇屏》、《窝头论》等。讲求幽默尔雅，取笑而不庸俗，在相声中属于“文哏”类别。
我的祖父马诚方与阿彦涛、春长隆、恩培都是同时代的艺人，而且又是好朋友，所以当我父亲九岁的时候，祖父就让他拜了春长隆为老师，学相声，满师之后随恩培作艺。恩培收的徒弟都以“德”字排名，我的父亲取名马德禄。在这一辈艺徒中，成名的有名噪京津的“万人迷”李德钖，有技艺造诣较深的玉德隆、焦德海、张德全、周德山、刘德治、李德祥等；他们这八个师兄弟，在清末蜚声京津，有“相声八德”的称谓。这“八德”，无疑的都是恩培的得意传人，其中我的父亲马德禄就是他的宠徒之一。
据说，我的父亲十二岁的时候，随师父卖艺于北京天桥、鼓楼一带的市场上，艺名“小恩子”。他已经满师了，难度大的单口、一般的双口以及三人群活都能拿得起来。他能逗，能捧，“贯口活”、“子母活”、“倒口活”、“柳活”都能使。可是跟着师父撂地、下场子，他只能“挑笼子”。说相声“挑笼子”的，与唱戏的角儿的“跟包”有些相象，但又不完全一样。“跟包”背着角儿的行头靴包，拿着包头用具的提盒子、饮场的壶碗等等，是专门侍候角儿的，后台扮戏，台上饮场，都是“跟包”的活。“挑笼子”的虽然也提一个提盒，里面放上说相声的道具折扇、手绢，唱太平歌词的竹板，还有拍案的醒木，也有喝水的壶碗等等，但是无须侍候扮装及饮场。“挑笼子”的既要干演出的一切杂活，如打扫场地、摆凳子、打水、敛钱等，还要为师父“使活”，或捧或逗，或在师父说累了的时候“垫场”，说个笑话，来个单口，或者唱段太平歌词。小恩子把这一切都做得很好，同时又以活儿磁实，为人老实厚道，博得了师父的信赖与喜爱，于是就由徒弟而变成了快婿，恩培将亲生闺女萃卿许配了他。恩培成了我父亲的岳父，也就成了我的外祖父。这就是我的父亲马德禄说相声并以相声技艺传家的渊源。
我和我的哥哥马桂元都跟父亲学相声，可以说是家传。不过，哥哥马桂元是自愿从业的，而我却是被迫“下海”，不得己而为之。且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反正我们兄弟俩都成了马家第二代的相声艺人。
我与哥哥马桂元说相声，都不是父母的初衷。这里须要插叙一下我的母亲的情况：我的母亲恩萃卿，习唱京韵大鼓，为生活所迫随父撂地卖唱。旗人家的闺女，落魄到卖唱，自己觉得实在寒碜，所以非常忌讳说自己是旗人。而我们也象她忌讳说自己是旗人那样，忌讳说母亲是唱大鼓的。正由于这种忌讳，“马三立的妈是干什么的？”从我的嘴里没有说过，母亲的职业是“保密”的。在旧社会里，说相声、唱大鼓比唱戏更被轻贱，所以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母虽然都是颇有点名气的艺人，而且各自怀有一身技艺，可是吃“开口饭”的屈辱，“下九流”的帽子，压了几辈子，就恨不得脱离这个行当，把更换门楣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哥儿俩的身上，所以哥哥马桂元和我都是自幼念书，上学堂。马桂元还是天津东马路甲种商业学校的毕业生，父母指望这个长子“学而优则仕”，可是生在相声马家，来来往往的既无“蓝衫”，更无“紫蟒”，大都是说相声的。耳濡目染，说、学、逗、唱，信手拈来。“贯口活”的“趟子”不管多长、多拗口，他说起来不费劲，嘴皮子利索，气口好，他又有记性， 单口、对口、群活，有机会说上一段，味道真“正”。我的师伯、外祖父的得意弟子万人迷李德钖看中马桂元，劝我父亲说：桂元是个说相声的料，瞧他说嘛是嘛，学嘛象嘛，唱什么有什么味儿，看来“命里注定”吃这碗饭！父亲也看出来这个长子很难当官作贾。“强扭的瓜不甜”，只得依从儿子的志趣，让他说相声，马桂元一方面拜李德钖为师，一方面接受父亲的家传。经过这样两位名师的亲传、调教和他自己的刻苦钻研，年轻的马桂元在京津两地崭露头角，相声技艺对马桂元来说，可算得上“无不通晓”。他说相声最大特点是含蓄，不论说什么“火爆”的段子，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听众被逗得笑破肚皮，他却纹丝笑意都没有，用今天的舞台术语，可能就叫做“进入了角色”吧。这种风格，本来是外祖父、父亲说相声的传统特色，马桂元继承而又有所发展。加之，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不仅能改编，还能自编自演，得心应手，特别是对一些文学性较强的段子，如《反八扇屏》、《文章会》等，咬文嚼字，耐人寻味。马桂元说的单口《三近视》、《贾行家》，对口《吃元宵》、《醋点灯》、《学四省话》，都很精彩，脍炙人口，同行折服。可叹的是他生不逢辰，落在旧社会这个黑染缸里，刚刚露了一点头角，荷包里也刚刚有了一点点钱，就染上了吃喝玩乐的劣习，今天戒了大烟，明天又抽上了白面，终于弄得贫病交迫，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天津，还不到三十岁。
马桂元之后，我经历了一段坎坷的生活。我没有挣扎到高中毕业，就辍学而说相声，鬻艺以维持生活。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兄。所以我和兄长马桂元，是马家相声的第二代传人，也是马门作艺的第三代。
第四代就传到了我的子侄——我的侄儿，马桂元之子马敬伯，和我的儿子马志明。
马敬伯现在是长春市曲艺团的相声演员。他的父亲马桂元死后，家业萧条，一无所有，就由我抚养。我送他上小学，而后又上中学。我看他的声容相貌很象乃父，伶俐聪明，善于模仿，是个说相声的材料。从一九四六年开始，我就在自己的家门中收了这个徒弟。我是主张“因材施教”的，所以在教敬伯说相声的时候，我非常注意按乃父、乃祖的路子给他“开坯”。后来，他比较擅长“文哏”，由于有中学的文化基础，所以也能编改一些段子，整理一些传统节目。在东北的一些文艺刊物上，每当看到署名马敬伯的习作或有关相声的文字，我就感到很高兴。
我的名下有八个孩子：五女三男。说相声的是老大马志明，其它七个，有当教师的，当医生的，当技术员的，当服务员的，当干部的，从事于曲艺的仅有一人。姑娘家说相声，我是不以为然的，再说就是解放后也不发展女相声演员，所以我的五个女孩不在考虑继承父业之列。至于三个儿子是不是都来说相声呢？尽管这哥儿仨都喜欢相声，小时候，都嗲声嗲气地说：“我姓马，长大了跟我爷、我爹一样说相声！”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虽然是马德禄的孙子，马三立的儿子，却并不一定都能说相声。我认为：说相声要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天分”，如果说话口齿不清，脑子反映不灵，学什么都是“陕西胳膊直隶腿”，只会胡逗乱哄，那就不能说相声。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孙糟蹋相声这门艺术。我对三个儿子能不能说相声，从他们幼年就开始观察。后来，老大马志明学戏，进了天津市戏曲学校，毕业后应工是武花，演武花脸和小花脸的文戏。至于老二、老三就没有入文艺这个门。老二搞无线电技术工作，老三在戏院搞服务工作。老大马志明在武打翻跟头中，腰部受了伤，一九六一年改行相声，调到天津曲艺团跟我学。我看他从上小学就爱好文艺，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戏曲、电影，还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就是读字典、词典，字词、成语、典故记下很多，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开玩笑，叫他“活字典”。我就“因材施教”，教他练以说为主的段子，如《地理图》、《报菜名》、《八扇屏》、《夸住宅》以及《开粥厂》、《卖五器》等等，和一些高难度大的“贯口活”。
关于马家四代人作艺的情况，我知道的就是这些，能记录下来的也就是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许多人说不清自己的身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真正的籍贯、姓名也都全然不知不晓。他们有的是自幼跟养父母长大学艺的，有的是被拐骗落入江湖的，也有的是艺人收养的孤儿孤女，你叫他们如何说得清自己的身世呢？我能够说出曾祖、祖父、父母是干什么的，能够知道自己原籍是甘肃永昌，从这一点说来，我比前辈、平辈的许多老艺入幸运。但是，在漫长的卖艺生涯中，我们依然都是苦海中的同命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