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希望他能够成就事业”，这个观点最初出自于《孙子兵法》。
原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就是说：将帅对待士兵像对待婴儿一样关心，那么士兵就会和将帅一起赴难蹈险，将帅对待士兵就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那么士兵就会与将帅同生共死。
后来曾国藩也把这个观点引用到自己用兵之中，曾国藩说：“对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希望他能够成就事业，希望他能够兴旺发达，那么人们自然会感恩于你。”
曾国藩认为，带兵之时，要让人与人之间互相平等，不管年龄、官职大小，都不要怠慢和侮辱别人，要安适平和而不骄自大，同时保持自己的衣冠端正，目光肃穆，让人有些敬畏之感，这在无形之中就能显出不可冒犯的气势，也能让别人在尊重你的同时，发自内心的信服。
对待士兵要展示自己的温情，正所谓说以德服人，好的德行才能够使他人信服。
《孙子兵法》在早几千年就盛行于世，很多有志之士都看过类似的兵书，更何况曾国藩还是率兵作战之人，自然也会潜心研究古代兵法，将其运用到率军作战之中，虽然说屡战屡败，但是通过自己的不断总结，最后终于获胜。
而这个带兵作战的智慧，放到如今生活中同样适用，做人不仅仅需要威严，也需要使对方信服，只有真正尊重对方，这样才能够在约束对方的同时，得到对方的尊重和配合。
隋朝有一个县令叫王伽，在开皇末年的时候，他任齐州参军时，只做一些日常琐事，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后来有一次，受州官委派，需要押送被判处流放罪的囚犯70多人到京城。
当时有这样一个规定：凡是被判流放的犯人，在押解途中必须带着枷锁。
所以一路上风餐露宿，不仅囚徒受了苦刑，押送他们的兵卒也跟着受罪，而王伽走到半路的时候，怜悯这些带着枷锁的囚犯的遭遇，就把他们一个个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已经触犯国法，这不仅损害名誉，也有愧于父老的教养。让你们带着枷锁长途行路本是我的职责，但是我看着劳累的兵卒因为看守你们而跟你们一起受苦，难道你们心里不觉得愧疚吗？”
这一番话让囚犯们颇有歉意，王伽这个时候接着说：“你们虽然触犯了国法，但是带着枷锁行走也太辛苦了，我打算帮你们把枷锁去掉，让你们轻松自由的到京城会合，你们能够按期赶到吗？”
囚犯们听了之后全都跪拜致谢，说到：“我们一定会信守诺言。”
于是王伽就把他们身上枷锁解开，并且解散了看守的兵卒，和囚徒们约定好到京城会合的日期，并在分别之前对他们说：“如果到时候你们不出现，我就要替你们承担死罪了。”
而这些被流放的囚徒感恩王伽对他们的信任，最后果真在约定好的那天，果然按期赶到了京城会合，没有一个人叛逃。
后来隋朝皇帝杨坚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不仅感到诧异，而且非常欣慰，于是召见王伽，对他夸赞一番，并且又召见了囚犯，允许囚犯带着各自的妻子儿女来进京面圣，并在朝堂之上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
随后，杨坚又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书，其中写道：凡是一切含灵性有生命的人，都是深知善恶，明辨是非的，如果在平时官府能够以至诚之心对待人民，明确加以教育劝导，那么社会习俗必定会往好的方向转化，人们都能够弃恶从善。以往因为天下离心而发动动乱，德教废驰，官吏又没有慈爱之心，百姓各怀奸诈之意，所以经常有作奸犯科之事。现在我接受上天使命，安于天下百姓，推行神圣法纪，对他们加以引导，用高尚品德感化教育人民，本意就是建立德化的社会风尚。而王伽深深理解我的心意，曾一心教导囚犯等人，而囚犯等人也能诚心感悟，自动到官府承担罪责，这说明百姓并不是难以教化的，只是官员没有认真教化罢了，假如所有管理都能像王伽这样，平民都能像这些囚徒等人，那么达到不用刑法也能使天下大治的境界，又有什么难的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王伽也被提升为雍县县令。
虽说用兵是威严的事情，但仅仅靠威严，也达不到有效治兵的结果，只有以德化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对方，才能得到以仁义换来的礼遇，这也是行之有效的带兵之道。
文|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