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曾国藩，他却把“内圣外王”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在内，曾国藩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也恪守气节，他也清廉正直，但他从不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人。反之，曾国藩非常懂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他既能容人，又会用人。
曾国藩有一位著名幕僚，名叫容闳，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
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中，容闳因为促成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其一是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机器厂，即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其二是组织了第一批公费赴美留学幼童。
（容闳照片）
而容闳的种种成就，都离不开曾国藩的支持。起初，容闳建议曾国藩搞洋务运动，必须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当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二话没说，就批给容闳六万八千两银子，供他去国外采买。
六万八千两白银，那在当时可是绝对的天文数字，而且，如此巨大的公款，其中必然有油水。但曾国藩自始至终没有过问容闳的财务明细，而是选择了绝对信任。等到容闳回国时，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任上，而是被调到北方平定捻军了。曾国藩知道容闳此次回国必然会专程登门“感谢”，于是特地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说，容闳若来送礼，不要全收，但也不要不收，二十两以内的“感谢”就留下。
曾国藩手下另有一人，名叫鲍超，是湘军的著名将领。此人打仗虽然是把好手，但颇为爱财，有贪腐问题，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
有一年曾国藩过寿，鲍超大张旗鼓抬来了16大箱的贺礼，其中古玩字画、金银细软，应有尽有。曾国藩见状并未发怒，也没有追究这些财宝的来历，而是从中“精挑细选”了一顶绣花礼帽，表达了钟爱之意，收下当作留念。而其他所有贺礼，一一退回。
曾国藩说：“我不愿意做一个清官。”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正如曾国藩所言：“人好美名，人皆如此。”曾国藩喜欢美名，难道别人就不喜欢吗？如果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么，不美之名就只能归于他人。曾国藩不想用别人的贪腐衬托自己的清廉，所以他不愿意做一个清官，他要在可控范围内“同流合污”，只有这样，同僚和手下才会放心他，并帮助他成就一番伟业。
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曾国藩之所以能把为官哲学玩到极致，正是因为他在坚守自身道德的同时，又懂得如何尽可能去体谅别人、宽容别人，当然，其最终目的则是团结别人、利用别人，实现共赢。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内圣外王”才是最高境界，这就是“当官须看曾国藩”的精髓所在。
参考资料：《曾国藩全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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