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的一生是丰硕的,也是孤寂的,尤其让人唏嘘的是,在1966年,他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
他的好友,著名电影剧作家柯灵这样评价傅雷:
身材颀长,神情严肃,仿佛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了强烈的色彩。
傅雷
一种近乎病态的自律,以及宁折不摧的风骨和处处严谨的态度,令身边人觉得傅雷“可气又可敬”。
但傅雷对此并不为意,他一生似乎从未想过要改变这种并“不讨喜”的样子。
正是如此的“刚”和“烈”,在人人都求自保的年代,他毅然宁折不弯,哪怕以死抗争,也不愿苟活在他不喜欢的世间。
01傅雷在4岁时父亲就不幸去世,陷于悲痛的母亲一度使傅雷养成性敏感而激烈的性格。虽然家庭遭变,但傅雷的母亲也一位特别刚毅的女子,她后来带傅雷从乡下搬到上海,对儿子的教育十分重视,但也特别严苛,使傅雷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1927年,19岁的傅雷赴法留学。这时开阔了眼界的傅雷非常倾心于西方浪漫派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罗曼·罗兰所写的《贝多芬传》,仿佛受到神启,傅雷“读罢忍不住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贝多芬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乐圣”,但他的一生其实非常艰难不幸。年轻时,几次追求爱情,都无疾而终,在音乐创作的盛年,却发现耳朵出了问题,以致他后期的作品都是在耳聋的情况下完成,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贝多芬画像
罗曼·罗兰称贝多芬为英雄,他还给他心中的英雄下了定义:“我所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他说在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罗曼·罗兰在我国读者中影响力最大的小说是《约翰·克里斯多夫》,小说描写了作者心中的英雄形象约翰·克里斯多夫,就是以贝多芬为蓝本创作的。
罗曼·罗兰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该介绍我在整体规划这部书时的背景。我是孤独的。我像法国许许多多人一样,在与我的道德观对立的社会中备受压抑;我要自由呼吸,要对不健全的文明,以及被一些伪劣的精英分子所腐蚀的思想奋起抗争⋯⋯为此,我需要一个心明眼亮的英雄,他该具有相当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有权说话,具有相当大的嗓门让别人听见他的话。我十分耐心地塑造了这个英雄。”他还宣称“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并不是写给文人们看的”,“但愿他直接接触到那些生活在文学之外的孤寂的灵魂和真诚的心”。
想必傅雷对罗曼·罗兰的这段话亦是心有戚戚,他最著名的译作之一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傅雷在译文序言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这段话,使很多读者都为之震撼,它就像一束光,刺破了黑暗,将光亮照进人内心的幽暗之地,给人安慰和勇气。
傅雷对待工作一向严苛,有时甚至到不近人情,他曾给自己定下规则,每天译千字,放一段时间再回头琢磨、修改,字斟句酌、字字珠玑,因此才有这个直击人灵魂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傅雷赋予了克里斯多夫灵魂,没有他的翻译,就没有克里斯多夫。
傅雷在艺术评论《塞尚》一文中说:“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时代的先驱者,他有敏慧的目光,使他一直遥瞩着未来;有锐利的感觉,使他对于现实时时感到不满;有坚强的勇气,使他能负荆冠,能上十字架,只要是能满足他艺术的创造欲。至于世态炎凉,那于他更有什么相干呢?”
02傅雷一生埋首于翻译工作,与外界交往不是很多,但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曾经和钱钟书、杨绛夫妇交往比较多。
钱钟书和杨绛
杨绛在1980年出版的《傅译传记五种》一书的序言中,回忆了他们与傅雷的交往。据杨绛回忆: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傅雷给人的印象更多是严肃的,总是板着脸,特别自我的那种。
然而和杨绛夫妇熟悉后。他表现出的更多是纯真的、温柔的、和善的那一面。杨绛说他谈话时,“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傅雷的朋友并不多,他大多数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阅读、翻译和写作。
我们很多人知道傅雷是在学生时代读《傅雷家书》开始的,这一本傅雷与儿子傅聪在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对许多父母和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平等的像朋友一样的相处模式,让人非常羡慕,但实际上,傅雷的两个儿子在小时候没少挨父亲责打。
杨绛和钱钟书在傅雷家做客聊天时,曾亲眼看到傅雷对儿子严厉训斥的场景,真的是过于严格,不留情面。
后来据傅聪自己回忆,那时候“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傅雷和朱梅馥
傅雷的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而他的妻子朱梅馥从小与他青梅竹马,完全懂得怎样安抚和包容丈夫的个性。杨绛说,朱梅馥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
正是有个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傅雷才可以不问世事,只一心潜身书斋。
03杨绛形容傅雷的性格像“硬米粒儿一样”,她讲到傅雷在对待工作上的一件事,曾引发“众怒”。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但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因为挑出别人的错直接大加评判,不留转圜余地,以致于触怒了许多人,他们都大骂傅雷狂傲,甚至有一位老翻译家竟被气哭。
杨绛说,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干净。但傅雷不管这些,他有问题就直接指出,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也无疑使他很难不被人抓住纰漏,实施打击报复。
傅雷这种刚正、直率的性格,让他在文革中首当其冲,遭受了难以避免的劫难。
1964年,傅雷夫妇在自己上海的寓所
文革开始后,傅雷夫妇遭红卫兵连续多日的抄家和凌辱,一生刚烈、宁折不屈的傅雷如何能忍受这种精神上的羞辱和折磨呢?
1966年9月3日早晨,当他们的保姆去敲门时,才发现傅雷夫妇已自尽双亡。
死之前,他们认真打扫了屋子,写好了遗书,将后事安排妥帖,没有惊动任何人,也不愿拖累任何一个人,走得干干净净,十分决绝。
那时,傅雷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在国外,二儿子傅敏远在在北京。
由于父亲从小的严格教育,傅聪后来在钢琴上取得非常高的成就,享有“钢琴诗人”的美誉。父亲过世后,傅聪傅敏在父亲的墓碑刻下:“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而这也是傅雷在家书中教导儿子的话。
傅雷说:“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傅雷曾不断告诫儿子,要“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
傅雷夫妇和儿子傅聪
在做人上,傅雷说“我说的‘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是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这种‘做人’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八面玲珑,而是精神上升华了的人。
傅雷非常瞧不上没有骨气和原则的人,他曾训斥刘海粟:“你刘海粟做人从来不讲原则,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你怎样讨好巴结他们,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你还跑来替他们做说客,还要我同你一样投降他们?”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人格的尊严和高尚的情操,这些都可以从傅雷留下的书信和作品中感受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