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历的四季更迭以春为首，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国岁时的流转以春最为艳丽，又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如果要找一个代表春天的节日，很多中国人脑海第一个浮现的可能会是春节。
这里其实有些误会，春节以“春”为名却未必在春天。中国农历是阴阳合历，春节属于阴历那部分，而春天以立春为起点，立春却属于阳历那部分。也就是说，春节要是追到了立春前面，就妥妥地成了晚冬。而且，春节尚处于数九寒天，百姓家的门前虽然贴满了红幅，大自然却依然一片万物肃*，春节的春意，终究还是淡了一些。
其实，中国有一个更适合代表春天的“艳丽”节日，那就是花朝节。
比起元宵、清明、端午、中秋，“花朝”二字实在有些生僻。花朝节一度盛行于大江南北，但最终在岁月流逝中湮没无闻；花朝节所供奉的花神曾庙宇广布、香火不断，如今却在大众认知中被遗忘了姓名。
更令人讶异的是，花朝节究竟在哪一天也是桩“疑案”：山西人认为是在二月初二，北京人、江苏人相信是在二月十二，浙江人则笃定是在二月十五。细细算来，花朝节的日子竟横跨了小半个二月，真要叫人感叹“芳踪”难觅了。
花之时：仲春飘渺百花生
花朝节的花香飘渺，日子也飘渺。要确定它的时间，非得从更大尺度的时间单位入手，回溯十余个朝代才行。
“花朝”一词首次出现，是在晋人周处的《风土记》：“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 春序正中即是二月十五，可见在浙江百姓眼中，此时正是赏花观月的好时节。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句中，“花朝”二字已不算罕见，如萧绎有“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 江总有“诘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从字义中不难看出，这些段落中的“花朝”意为“花开的清晨”，恰能与“月夕”“月夜”相映成趣。
赏花的雅趣，顺着南北朝一路向未来流淌，至唐代已蔚然成风。唐人爱花、赏花、鉴花，如晚唐罗虬甚至写了一篇《花九锡》，用重顶帷、金剪刀、甘泉等“九锡”，作为对花的礼赞——要知道，古代加“九锡”的权臣往往有称帝建国的野心，罗虬以“九锡”歌颂花却不觉僭越，唐人对花的宠溺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花朝在唐代依然未形成法定节日。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中曾提到“唐武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蒸糕”，这一掌故很有些真伪莫辨。因为，直到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李适因为二月没有节日而与大臣李泌商议，李泌回答：“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可见，“二月十五日以后是花时”在唐代只是约定俗成的观念，但二月的确没有像样的节日，所以李适君臣这才将二月初一定为中和节。不过，虽然没有节日的“加持”，唐人眼中的“二月十五日”终究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徐凝《二月望日》中的“长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一句，甚至将这一天凌驾于中秋之中，可见春花的魅力竟是盖过了秋月。
到了宋代，花朝终于“修”出了节日的“正果”。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花朝节的表述不再暧昧：“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可见，宋代——至少是宋代的浙江，花朝节明白无误是在二月十五。当时花朝节民俗活动也蔚为壮观，杭州百姓大多出行“玩赏奇花异木”，并形成了如王保生园、包家山桃花、天庆观老君诞会等“知名景点”，各处一派“观者纷集，竟日不绝”的热闹场面。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人的花朝只是达官贵人用于吟诗作赋的良辰美景，但宋代的花朝节则已经发展成君民同乐的世俗节日。花朝节的出现，背后不仅仅是文化的流变，更是农业技术的发展。
宋代花卉种植与买卖已是颇为常见的行当，不然也不会有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种种“小心思”。宋人对花的喜爱痴迷到了何种程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当时百姓出城探春的胜景：“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踈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于是相继清明节矣。”
从时令轮转来看，花朝节“相继清明”；从朝代更迭来看，花朝节则要“相继明清”了。明清时期，花市比之于唐宋愈加繁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的扬州花市盛况，直让人在几百年后依然感到惊艳，甚至还有张秀才举办“百花会”，“四乡名花集焉”。不过，花朝节的日期也出现了“变数”——明代民间多认为二月十二为花神生日，这一观念影响极大，以至于花朝节自然而然被“合并”到了二月十二，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便有“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的记述，这分明是将花神生日和花朝混为一谈了。当然还有些地方将花朝节定为二月初二，其源流已不可考，大约是受了中和节与龙抬头习俗的影响吧……
面对这些“乱象”，明末陈继儒曾专门考证：“二月十五日为真花朝。俗指十二日为花生日者，讹也。”当然，这种考证显然对抗不了民间的约定俗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红楼梦》：曹雪芹将林黛玉的生日定在二月十二——这当然是为了暗示林黛玉是百花之神了。
花之史：十二花神各争春
花神用生日将花朝节“抢注”虽然有些“强势”，但背后的逻辑倒也称得上水到渠成。那么，花神又是何许“神”也呢？曹雪芹将林黛玉写成百花之神当然纯属个人创作——在历史上，花神其实另有其“神”，只是相关记载略有些漫漶不清，需要后人花些心思加以整合。
最早的线索，源于唐代颜真卿的墨宝。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专门写过一篇《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记录当地一位名为黄令微的女道士的“神迹”：这个黄令微八十岁时依然鹤发童颜，面容如少女般姣好，因此时人称其为“华姑”。黄令微寻访魏夫人未遂，后终于还是修炼成仙。
这个故事初看与花神无关，但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北宋成书的《太平广记》记载同一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魏）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黄灵徽明显是黄令微的音讹，“华”与“花”则相通。这里明确了黄令微是受到魏夫人点拨之后得道，因此可视为魏夫人的女弟子。比《太平广记》略晚的《类说》，又引《花木录》载：“魏夫人李弟子善种，谓之‘花姑’。”魏夫人，指的是晋代开创道教上清派的女道士魏华存，后被奉为紫虚元君，在道教神仙体系中地位颇高，黄令微能得到魏夫人指点，成仙自然也不足为奇了。
可见在两宋时期的传说中，黄令微已经从“华姑”演变为“花姑”，但她距离“花神”还是差了一步——这一步，就要从更古老的《淮南子》上跨出去了。
《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向召集门客所编，其《天文训》中记载：“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后高诱作注云: “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也”。到了南北朝时期，杜台卿《玉烛宝典》又明确了这位女夷的身世：天帝之女。可见，女夷作为天帝的女儿，是一位掌握春夏两季万物生长的神祇。
农耕时代，女夷这样的神祇当然大受世人爱戴。周代以降，历代王朝均有颇为完善的劝农制度，在仲春二月，皇帝要亲耕、后妃要亲桑，各州县还要设专门的劝农官员，祭拜主事的相应神祇，当然是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随着岁月流逝，主管万物生长的神祇女夷和被称为“花姑”的黄令微逐渐合二为一，最终就成为了“花神”的模样。明清时期，这两个源头并不相同的传说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明代陈懋仁《庶物异名疏》记载：“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弟子，花姑亦花神。”清代冯应京《月令广义》亦载：“女夷，主春夏和养之神，即花神也。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为花神。”
黄令微荣升花神之后，与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的传说再次融合，于是这复杂的花神生日自然成为二月最为盛大的节日。只怪这传统的花朝节与花神生日实在过于接近，于是百姓眼中花朝节就渐渐被花神“捕获”，变成了二月十二。说来也是，还有什么日子，比花神生日更适合作为花朝节呢？
不过，“花姑”黄令微也没有笑到最后，因为在后世建造的花神庙中，广受香火的并不是这位曾经的道姑，而是一组由十二位花神组成的“花神团队”，更过分的是黄令微并不在其中。比如清代吴有如的《十二花神图》阵容如下：
一月梅花神柳梦梅，二月杏花神杨玉环，三月桃花神杨延昭，四月蔷薇花神张丽华，五月石榴花神钟馗，六月荷花神西施，七月凤仙花神石崇，八月桂花神绿珠，九月菊花神陶渊明，十月芙蓉花神谢素秋，十一月山茶花神白居易，十二月腊花神老令婆。
十二花神在民间版本众多且越传越“走样”，清末俞樾认为这些版本过于“鄙俚不经”，于是亲自加以勘定，还又增加了两位“总领群花之神”，一位是佛教的迦叶尊者，因其曾在释迦牟尼面前“拈花一笑”；至于另一位，依然不是黄令微，而是魏夫人……
花之事：扑蝶赏红品糕酒
曹雪芹没能将林黛玉成功捧为花神，但《红楼梦》却还有一处暗笔勾勒出了花朝节的风俗，那就是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杨妃指的是薛宝钗，飞燕指的是林黛玉，而“戏彩蝶”“泣残红”背后，则浸染着满满的花朝节意象。
《红楼梦》中是这样写“宝钗扑蝶”的：“薛宝钗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虽然只字未提花朝，但要知道，花朝节别名“扑蝶会”，节日中最吸引人的游艺活动，就是扑蝶。
至少在宋代，扑蝶这一活动就已经为文人墨客所喜闻乐见，如苏轼《蝶恋花·佳人》中有“扑蝶西园随伴走”，苏汉臣的《婴戏图》所画也正是两个儿童扑蝶嬉戏的场面。清代《广群芳谱》引《诚斋诗话》云：“东京二月十二曰花朝，为扑蝶会。”这里更是将扑蝶与花朝节结合在了一起。
需要说明的是，世传本《诚斋诗话》中并无此句，而宋代花朝节应为二月十五，因此这一引用是否为讹误尚有待商榷。不过在明清时期，花朝节中的扑蝶确确实实是一时盛事。明代汤显祖即有《花朝》诗直咏扑蝶之俗道：“百花风雨泪难销，偶逐晴光扑蝶遥。一半春随残夜醉，却言明日是花朝。”清代不少地方直接称花朝为“扑蝶会日”，如嘉庆年间《如皋县志》载：“十五日花朝名扑蝶会，好事者置酒园亭，或嬉游郊外。”正至仲春二月百花盛开，这春光明媚之时，以扇扑蝶实在是最应景的雅趣，又何需“好事者”呢？恰如清代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所云：“是日闺中女郎扑蝶会，并效崔玄微护百花避风姨故事，剪五色彩缯，系花枝上为彩幡，谓之赏红。”
袁景澜这句话，前面说的是扑蝶，后面所言则是花朝节另一项活动：赏红。赏红是女子结伴出阁踏青，在游春过程中将红纸、红绢悬系于花枝，又称“挂红”或“百花挂红”。赏红虽是娱乐，倒也有祈农的寓意在里面，陈继儒考证道：“仲春花生日，家家剪彩缯, 悬树为花祈晴，以占百果五谷之丰稔。”清代袁枚亦有《花朝日戏诸姬》云：“花朝时节祭花神，片片红罗缚树身。”可见，女子赏红有祭花神之意，而且能为花祈晴甚至占卜五谷的收成，这又与女夷崇拜的传统结合到了一起。
袁景澜所说的“崔玄微护百花避风姨”却是货真价实的唐代传奇。《太平广记·崔玄微》篇中记崔玄微为保护园中诸花，“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帮助群花抵抗住了“风神”封十八姨的摧折——这便是赏红活动中红纸、红绢的原型。不过，赏红的习俗唐宋未见，崔玄微之事应当是明清时期被附会的遥远缘起。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乐事，吃从来未曾缺席。花朝节吃什么？当然是吃花。中国人吃花的传统自古有之，屈原《离*》中便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在花朝节，最出名的美食便是以花为原料的百花糕和百花酒。
关于百花糕的传说，可以追溯至唐代。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记载：“唐武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蒸糕以赐近臣。”这一典故出处不明，不过却有佐证，清代光绪年间《青浦县志》载：“二月十二日花朝，群卉遍系红彩，家食年糕可免腰疼，谓之撑腰糕。”撑腰糕是苏州一带的名点，乃是将正月里没吃完年糕切成长条形薄片，用油煎了吃——讲究点的，还要撒上干桂花或是玫瑰花，据说吃了能让腰变结实，所以叫“撑腰糕”。不过，撑腰糕多在龙抬头这一天吃，如果武则天的百花蒸糕真是撑腰糕的前身，那花朝节与二月二倒又多了一些渊源。至于百花酒，也并非是真的纯粹用花酿酒。中国传统中的酒并非蒸馏而成的烧酒，而是用谷物、水果制成的发酵酒，若其中混入花自然能称为百花酒，但纵然没有花，只消在花朝节饮用，一样可以视为百花酒。百花糕也好，百花酒也罢，既然能在百花盛开时享用，自然就无愧于“百花”之名了。
花朝节肇始于唐、形成于宋、兴盛于明，至清代已极为盛大隆重。然而，这样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节日，却在清民易代的乱世中迅速衰败。1925年农历二月十三日，上海世界书局《红玫瑰》杂志专门开设“百花生日号”专刊，纪念当时已经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花朝节，可以视为这一节日的时代绝响——在之后的数十年间，花朝节的影响江河日下，其习俗逐渐被人淡忘，唐代“长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的景象也不复存在。
花朝节衰败原因可以有很多猜测，比如各地花期不一因而日期不同，比如习俗地方特色过浓而未能普世化，比如百花糕和百花酒不如月饼和粽子那般“货真价实”……不过论其根本，恐怕离不开清末以降长年战乱导致的民生多艰——温饱尚成问题，谁还有心花事呢？
花的绽放需要春意盎然，人的雅意自然也要太平盛世打底。一旦国泰民安，花朝节的复兴便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在汉服文化复兴大潮的驱使下，花朝节再次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民众眼前。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身穿传统汉服前往各自城市的郊野踏春赏花，被春色浸染的公园尽是《梦粱录》中“观者纷集，竟日不绝”的场面——如果，下次有人问哪一个节日代表春天，可千万别忘了这三个字：花朝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