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Pride and Prejudice”书名的由来和本意
早在20世纪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对简·奥斯汀及其小说的认知。就民国时期简·奥斯汀的研究和学术传播而言，较有深度的是清华大学的陈铨、中央大学的吴景荣和冯和侃。以冯和侃最为年轻，研究最有深度。要不是英年早逝，冯和侃应该会在简·奥斯汀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以下以冯和侃的研究成果为例，说明在中国人的视野之中“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这个书名的由来和本意。
冯和侃（1919～1949？），字允忠，死于而立之年。1939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西洋文学系。虽然他看似不值一提，但是有个大名鼎鼎的姐姐冯和仪，即为人熟知、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1914～1982），以《结婚十年》名扬海上。苏青、冯和侃的妹妹苏红（冯和侠）2005年1月在接受毛海莹采访时说起：我哥哥当时特别崇拜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作者），主要从事奥斯汀和《儒林外史》对比研究。
确实如此。1944年，冯和侃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2卷第1期发表了《真妮·奥丝汀的艺术》，总计22页，2万余字，有着较为严格的学术规范。本文写成于1942年12月11日，此时的他还没有大学毕业。冯和侃在论文中说：
自来大家都认达赛为“骄傲”的代表，依利莎伯为“偏见”的代表；大家以为本书之命名为《骄傲与偏见》之故在此。关于本书的命名，自有其一段历史的因缘[注十]，至于说达赛是骄傲的代表，那完全是不对的。达赛只是腆腼怯生而已，可是因为他家中富有万贯，别人见他待理不理的样子，不免发生“自卑情意综”，以为他真的瞧不起人。尤其不幸他的朋友平格雷先生脾气顶随和不过，会敷衍乡下老太太，又会向姑娘们献殷勤。于是相形之下，达赛就被无辜地加上了骄傲的罪名。有一次在跳舞会中，达赛因为怯生的缘故不肯跟乡下姑娘跳舞，独自在会场里踱来踱去，怪刺眼的。他的朋友平格雷看不过去，一定要他跳舞。这叫达赛怎样推托呢？总不成说自己腆腼？自然他要找一个遁辞——没有适当的舞伴。偏偏平格雷还要逼进一步，把依利莎伯推荐给他。达赛窘了，就说她长的不够漂亮，不足引起他同舞的兴趣。恰好这话给依利莎伯听见了；她大不高兴，从此对他就存着一种偏见。这是故事的第一个“错综”（“complication”），从此时起，一个被认为骄傲，一个抱定一种偏见，正合了我国一句古话，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了头，这里面就有好戏看了。接着奥丝汀用种种巧妙的方法使依利莎伯的偏见愈来愈深，而达赛呢，反而渐渐地发现了依利莎伯的许多好处，从内心生出一股爱情来。这样，他们中间的恋爱就异样地进行着，一直达到顶点。
文后的“[注十]”则说明了书名“Pride and prejudice”的来历：
我们知道，《骄傲与偏见》的原名叫做《最初的印象》（First Impression）。此书约在一七九六年十月至一七九七年八月之间写成，但直至一八一三年由作者大加修改后方始出版，出版时已易今名。“Pride and Prejudice”语出于范妮·柏楠的Cecilia第五卷。此二字在英语中为“alliteration”,连用起来甚为悦耳。奥丝汀大约欣赏它的音乐性，所以把原来的《最初的印象》废去不用。从原名可以推见，作者的本意并不拟令达赛代表骄傲，因达赛本不骄傲，说达赛骄傲乃是依利莎伯的偏见而已。若达赛确系骄傲，则依利莎伯的偏见即不成其为偏见，造成依利莎伯的偏见的原因是达赛的腆腼。关于这，书中例证甚多，读者细看自知，此地不暇多举。据笔者的看法，此书“动作”之主力有二，一为依利莎伯之偏见，一为达赛之爱情，二力相反相成，动作乃得逐步演进。
通过引用的这段话及其“注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该小说的原名叫做“First Impression”（《第一印象》或者《最初的印象》），1813年正式出版时改为“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这个书名来自于英国女小说家范妮·柏楠（1752～1840，Fanny Burney，即“范妮·伯尼”）的小说《塞西莉亚》（Cecilia）第五卷的最后一段话：
The whole of this unfortunate business," said Dr Lyster, "has been the result of pride and prejudice.（李斯特医生说：“这桩不幸事的所有一切都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
其次，从来大家都认达西（即引文中的“达赛”）为“骄傲”的代表，伊丽莎白（即引文中的“依利莎伯”）为“偏见”的代表。作者创作的本意并不想让达西代表骄傲，因为他本性并不骄傲，说他骄傲只是伊丽莎白的偏见。如果达西确系骄傲，则伊丽莎白的偏见即不成其为偏见，造成她的偏见的原因是达西的腆腼性格所致。由于小说一开始造成“达西被认为骄傲，伊丽莎白抱定对他的偏见”，正是冤家才聚头，造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悬念，引起广大读者对美好结局的期待。人们在阅读该小说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傲慢与偏见》就是在讲一个关于“傲慢的绅士达西和偏见的乡绅女儿伊丽莎白之间的恋爱故事”。因此，作者小说的本意，因为借用了“pride and prejudice”，在读者那里得到了新的解读。
最后，该书名之所以被采用，正如冯和侃所说是简·奥斯汀看中它符合了英语中常用的“头韵”或者“双声”，即“alliteration”，说话写作时连用的两个或几个单词都用同样的字母打头，这样连用起来很悦耳动听，个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者可能是欣赏它的音乐性，才把原来的《最初的印象》废去不用。
二《傲慢与偏见》中文译名的出现及定名
简·奥斯汀的这六部小说进入中国以后，书名的翻译是出版传播的首要问题。虽然我们现在对《傲慢与偏见》就是“Pride and Prejudice”耳熟能详，但在当时，则需要译者和出版者不断的译介和传播，才能为当时的人们逐渐接受。
就“Pride and Prejudice”的中译而言，译法相对集中。民国时期只有《骄傲与偏心》《骄傲与偏私》《骄傲与偏见》《傲慢与偏见》《自傲与偏见》。“Pride”译为“骄傲”“傲慢”“自傲”；“Prejudice”译为“偏心”“偏私”“偏见”。
1935年是《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出版的元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杨缤全译的《傲慢与偏见》；北京的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董仲篪全译的《骄傲与偏见》。
那么，“傲慢”（或者“骄傲”）和“偏见”是如何被组合成这两个译名的呢？据查，“傲慢”一次被用作文章标题是1904年，该年的《觉民》杂志第9和10合期发表了《傲慢自是之无贵》。全文不长，写道：
欧谚云：“少智之人，常过自信。”又云：“河深则势少，樽满则音钝。车轮最恶者，其鸣最大。”又云：”不学比慢，则寡咎可知。”傲慢自是者，古今东西均无贵者也。
该文的意思是教人不要傲慢，不然会与尊贵无缘。这里的“傲慢”与自以为是同一个意思。
“骄傲”用作标题是在《中西教会报》1905年第114期的《论说杂著：不可骄傲》一文中。“偏见”一词用作标题则要更早。《瀛寰琐纪》1873年第7期刊登了《六气偏见说》一文。而“傲慢”（或者“骄傲”）和“偏见”之合成用作文章标题是在1935年。1935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刊登了杨缤的“《傲慢与偏见》撷因奥斯登评传”一文。
到了1955年王科一翻译出版本书时，就选择了《傲慢与偏见》这一译名，以后则概莫能外。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傲慢与偏见》是直译法的成功典范。比如，周晔和孙致礼写作了《书名、篇名的翻译》（《上海翻译》2009年第4期），认为：
用直译法翻译的书名、篇名，不仅能成为原文旨趣的指示牌，而且能在译入语中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奥斯丁的Pride and Prejudice译成《傲慢与偏见》，福克纳的The Sound and the Fury译成《喧哗与*动》，如今在汉语中，“傲慢与偏见”、“喧哗与*动”已经成为十分活跃的字眼，被广泛运用。
他们认为正是《傲慢与偏见》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原文的旨趣，才成为了被广泛运用、十分活跃的字眼。而刘碧玉在《接受美学视阈下文学书名的翻译》（《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中进一步认为：
如Pride and Prejudice押的是头韵“P”，翻译为《傲慢与偏见》，虽然没有押头韵，但是有了尾韵“an”，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原书名的特色，使译名更通俗顺口。
她认为该译名虽然没法照搬英文原名的头韵，但是“慢（man）”和“见（jian）”都有相同的中文尾韵“an”，显得译名更加通俗顺口。在《接受美学视域下英文书名的汉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一文中蒋坎帅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书名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包括原书名及其译名。二者具备相同的美学元素即修辞格的巧妙运用，如比喻、排比、夸张、头韵、对比等，如Pride and Prejudice、Sense and Sensibility(头韵)译为《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对比）。属于修辞格的巧妙运用。
他认为，虽然译文中没有保留原书名中头韵的修辞手法，但排比得以保留。结果是这样做既可以保留特定的审美元素，也可以保持原文的风格。
以上诸位不仅从翻译角度，而且从审美和社会传播的角度肯定了《傲慢与偏见》这个译名。经过多年的沿革和淘汰，《傲慢与偏见》的译名达到了统一。也就是说，pride就译成“傲慢”，“prejudice”就译成“偏见”。英文书名“pride and prejudice”对应的中文译名就是“傲慢与偏见”。就西方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而言，好的书名及其译名能够使人过目不忘，赢得普罗大众的青睐有加，使其成为跨文化的、不朽的文学经典。
责任编辑：龙亚莉
作者简介
叶新，安徽歙县人。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出版管理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和文学双学士。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理事。著作有《近代学人轶事》《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美国名编辑研究》《美国书业观潮》《环游谈荟》《简•奥斯汀在中国》等。业余从事季羡林研究和郭嵩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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