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排镇
招工启事随处可见。刚出火车站的电线杆上，路边小店的招牌边，汽车挡风玻璃的雨刷下。
白天的东莞石排镇，时间仿佛静止了。盛夏的阳光灼热，店门开着，店里没有人。马路上也没有人。李一凡觉得怪异，人都到哪里去了？
那是2017年，为了拍*马特的纪录片，李一凡第一次来到石排。这一趟目的很明确：见见传说中的“*马特教父”罗福兴。
后来他反复讲述那段“历史性”的会面：白天，开钟点房，空调坏了，满头大汗，一个多小时，罗福兴有些戒备，不怎么说话，两人鸡同鸭讲，啥也没聊清楚。李一凡一行三人，罗福兴一见面就把另两个赶走了，说你们两个走开，我只跟一个人谈。
那时的罗福兴已剪去夸张的*马特长发，只用发胶喷了一个挺高的背头，也没染五彩斑斓的发色，一头规矩的黑，个子不高，除了胳膊手背上露出的文身外，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而瘦削的青年。剪掉*马特头发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大概2016年之后，在媒体的报道里，罗福兴被描述为一个已经“洗心革面”的“*马特教父”，一个从歧途回归正轨、剪去夸张发型、决定开个理发店谋生的正经人。
洗不洗心革面，罗福兴是无所谓的，*不*马特，他其实也无所谓。他唯一有所谓的是怎样能更好地活下去。2013年以后，*马特成了反三俗、网络清洗的标靶，网上嘲讽一片，他顶着“*马特教父”的帽子，站在被嘲讽的前线，一度宣布退出公众视野，等再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就成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而眼前这个老头子，他想干什么呢？
罗福兴抱臂打量对面的李一凡。这个自称来自重庆、想拍片子的老头儿，短不溜秋的寸头已经花白了一半，脸和身子都有点圆乎乎的，显得和善又随便的样子，甚至要请他吃石排公园边的麦当劳。
只是罗福兴不得不戒备。他接受过太多大大小小主流、非主流的记者采访，有些记者见面时和他称兄道弟，转头就写稀奇古怪的文章嘲讽他。最初他气得半死，但还是来者不拒，反正有人请吃饭，“管他谁，吃了再说。”不同的是完了不忘提醒，“我跟你说你别搞我啊。”
李一凡那天自始至终没掏出摄像机。在麦当劳，一杯冰激凌下肚，两人总算是把事情聊通了。
罗福兴问：你到底是想干嘛？要拍什么？
那会儿的他有点不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马特了。几年前他在理发店当学徒，有顾客公然嫌弃他的*马特发型，点名换人。他大概就是在那之后把头发剪掉的。
李一凡说：我想让你们*马特自己说自己的故事，我想给你们“平反”。
抽烟的罗福兴 图/本刊记者 邱苑婷
五华县
大概跟着李一凡拍了一段时间后，罗福兴才模模糊糊意识到，几乎大部分*马特的故事，都是从“我是几岁出来打工”开始的。
对生于1995年的罗福兴来说，这个答案是11岁或者13岁。
11岁，广东梅州五华县，初一的罗福兴被退学。他自认从不主动挑事欺凌人，但爱顶撞老师，因为“对抗权威很爽”。爸妈在外打工，他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家里没人管得了他。吵架、逃课去网吧，叛逆期的罗福兴成了学校老师眼里的小混混、不服管的嚣张学生。
退学后他开始在老家梅州的工业园打工，在生产微波炉的流水线上。罗福兴年纪小力气小，被安排在最简单的第一环节倒模成型，有人专门倒料，他只需负责开门、拿出成型的模具、关门，如此机械重复12个小时，两班倒。
没做两天罗福兴就跑了。“他妈的受不了这个苦。两班倒怎么做。”
那是2006到2008年左右，QQ空间的非主流、火星文在90后中已成潮流。罗福兴是被裹挟在这潮流中的一个。他从六年级开始就去网吧，和大部分90后一样，无非是聊QQ、玩小游戏、踩QQ空间、逛贴吧，流行的头像都是非主流的染色长发长刘海，配上一抹“明媚的忧伤”。网上玩非主流的年轻人流行建家族群，比如广为人知的“葬爱”。罗福兴也建了一个QQ群，为了蹭大家族的热度，他最初管它叫“葬爱·*马特”。
没人说得清谁是始作俑者，后来被媒体称为“*马特教父”的罗福兴同样说不清——
他只是建了一个叫“*马特”的QQ群，之后又在百度百科新建了一个叫“罗福兴”的词条。
那还是百度百科可以自己创建、修改、编辑的时代。罗福兴给自己的词条里写；网络红人、*马特创始人。
2009年微博上线，罗福兴在微博简介上写，“*马特偶像教父”。
“我不会写自己是群主啊，太low了。”
“*马特”是英文单词Smart的谐音。罗福兴百度过Smart的意思，被一个词抓住了眼球——“时髦”。
“时髦是吧，好，就它了。”
研究网络搜索引擎规则、研究怎么才能成为网络红人，那些过往，都被罗福兴归为“小时候”的事。但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后来，记者确实通过微博私信找到了“教父”罗福兴，从此以后，他被媒体推成了*马特的代表，发言人一般的存在。
刚兴起的网络空间，是一片野蛮的荒原，罗福兴在那里找到了未曾有过的自由。那时候他给在深圳做包工头的爸爸打电话，永远是要钱。去网吧要钱，染头发要钱，以至于那两年他爸看到儿子打来的电话就挂断。有村里人说他父亲在外有不止一个情人和家庭，从小就不忌讳地在他面前说长道短，真真假假分辨不清。有老人跟他说：你爸爸在外面还有好多小孩，没活下来的那些可能会变成鬼。
罗福兴经常梦到婴儿。有一个噩梦做过两次：一个婴儿在出生，在哭叫，不知道是人是鬼。他特别害怕，梦的最后他跳下了悬崖。
没钱还得回工厂。回来了又跑，三天两头地干。一两年后家里亲戚托关系让罗福兴重回学校，但他已经读不下去了：
“这个教育有问题，我本身基础也没打好。它太快你知道吧？有时候你稍微停一下，链子断了一下就很难连上去了，没有太多喘息的机会，九年义务教育很快的你知道吧？”
13岁，罗福兴再次辍学，这次是主动的。他离开梅州，去父母所在的深圳，去过各种工厂、发廊，找不到活的时候，也跟着父母在工地造过砖。儿子出来闯，父亲开始接他电话，因为通常不再是要钱，而是真的遇上事，比如工厂老板欠薪赖账，得替儿子出面要钱。模仿日本视觉系乐队X Japan的发型，罗福兴的头发也桀骜不驯地立了起来——
他不知道的是，许多年后，立起来的头发，将成为一个60后判断“*马特”与否的标志。
李一凡和躺在床上的罗福兴讲话。没事的时候，罗福兴喜欢躺在床上抱着手机滚来滚去 图/受访者提供
黄桷坪
这个“60后”自然是李一凡。
作为罗福兴的上一代，生于1966年的李一凡看起来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四川美术学院的职工子女，土生土长在重庆黄桷坪，学油画、上川美附中，1986年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综合班。同样的年纪，罗福兴在一个又一个工厂、一个再一个发廊间三天两头地辞工游荡时，李一凡骑着单车在中戏、北电、中传、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各大高校之间穿梭，晃荡着听课，听朋友们辩论、高谈哲学与艺术。
但李一凡好像没有哪里要去。
1990年，整整八九个月时间，李一凡都在四川瞎逛。有时坐长途汽车，有时搭顺风车，有时徒步翻山越岭，说是毕业创作体验生活，结果连画板都没掏出来。在川西，一个人背着书包从重庆走到康定，翻二郎山从天光爬到夜黑。看到破庙就进去看看，遇到采药人也跟着满山找虫草，爬高到雪线边上。遇到滑坡塌方也不怕，他搭车的司机曾快准狠地一轮盘踩油门，从仅剩的半条路边压过去，旁边就是悬崖下的大渡河，底下全是掉下去的车。完了司机还得意：“我要是开慢一点……”没有目的地，像自我放逐。
他想这大概全得追溯到黄桷坪。在黄桷坪他也是这么长大的——上川美附中时，学校里有一群川北乡土画派的老师，动不动就拉着他们这帮十多岁的初中生在穷乡僻壤乱逛，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全是最穷最偏远闭塞的地方，大凉山、黔西北、阿坝、甘南，几人一组在乡民家里吃饭借宿，一住就是几礼拜一个月，带点感冒药、抗生素之类的和村民们交换。
老师也不像老师，总之没个老师样子。有次把他们拉到贵州，没钱了，老师还想去看黄果树瀑布，就打开地图：同学们啊你们看，这地图上从这儿到这儿只有这么远，我们看大家就走过去吧。我们帮大家押行李，我们坐车过去，你们自己走过去吧。
李一凡和男同学们算走得快的，早上七八点走到下午5点。有走得慢的女生，晚上就借宿在山区农民的谷堆上、酒窖里，第二天中午才走到。女孩刚到，老师说嗨等你们好久才到，好大家可以走了。
“哇这个女孩一顿大哭，给老师一顿乱骂。‘好，今天不走了再待一天！’”李一凡模仿完大笑，“老师挺有意思。”
“平等”是李一凡经常用来形容师生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的词。这种平等还延续在今天的黄桷坪，也还流转在李一凡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身上——比如永远是老师请学生吃饭，比如学生从不叫李一凡“老师”而叫“凡哥”，比如吃饭不假客套、最近卖画卖得最好的那个买单……
大约在2012年左右，年近50的李一凡第一次看到*马特的照片。
对于怪异和夸张，一个艺术家的包容度远高于常人。那时候李一凡已是川美油画系的老师，尽管说来也是误打误撞——他这辈子几乎就没正经上过朝九晚五的班，先是被分到广州某文艺单位的闲职，后来做广告，两年间钱赚了不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饿死，此后便获得了自由。离穗归渝，后来当上报纸主编，偶然来到奉节，看到因三峡建设而搬迁的村落城镇，站在码头上一个电话便辞了职，几年后拍出了《淹没》。
总之生活自由，全凭兴致。再后来川美的老同学请他去教课，不坐班、课时少、待遇好，教着教着便转了正。“四五十岁有了铁饭碗，哈，也行吧。”
他带的学生里，也有好几个小时候玩过非主流的。凭着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直觉，看到*马特那些五彩斑斓、高高耸起刺向天空的头发时，李一凡的第一反应是：
“不错，中国终于有朋克、有嬉皮了！”
李一凡在黄桷坪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避难所
直到见到罗福兴，李一凡才发现，他那些从审美角度出发的知识分子解读——一种对消费社会、流行审美的自觉抵抗，对所谓“视觉盛宴”的自黑——统统是误读。
有个小孩，来石排找工的第一天，在公园手机被抢了。他转头去名流理发店做了一个*马特发型，把头发立起来，立马有胆了——然后去石排公园抢了另一个人的手机。
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女孩安暁蕙到广东打工时才12岁，还扎着两个小鬏鬏。每天打几千上万个螺丝到凌晨一两点，赶工时要做到第二天早上5点，趴着睡五分钟再继续做，不久却发现那个把她们从家乡带到广东、所谓介绍工作的远方亲戚每个月从他们的工资中抽成。她拿那些被克扣剩下的微薄工资把头发染色、做了*马特发型，从第一家工厂逃了出来，投靠在另一家厂里做工的堂姐，两人一起玩起了*马特。
有男孩被分手，女孩找的新男友就是*马特发型。男孩恨不过，自己也去理发店把头发立了起来，自认加入“葬爱”家族，此后八年不谈恋爱。他割腕，把“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我”之类的句子刻在手臂，皮肤上渗出血来。他们觉得在女孩眼里，做*马特发型的人更酷、更帅气、更有个性，这样更容易得到女孩子的青睐。
有人背井离乡来打工，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在工厂流水线上每天做着日复一日的工作，一天说不上一句话。做了*马特发型后，“走在路上人家总会多看你几眼，哪怕骂你、跟你吵架，那也是有人跟你说话了。”说这话时，本来盯着镜头的眼睛看向天花板的另一侧，男孩微仰起了头。
有个在工厂得抑郁症的女孩，梦想是办一个*马特婚礼。她的父母也是从农村进城务工的打工者，无法理解女儿为何不能忍受流水线的重复和枯燥。他们当年、乃至现在，都能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一切，而他们的下一代，显然过分“矫情”和“娇气”了。女孩常和父母在电话里吵架，看着工厂宿舍窗外的铁丝网，时常想到死。某种意义上，玩*马特救了她。
在跟着李一凡拍片之前，罗福兴从没意识到，*马特可以被看成一个群体性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里竟然不只有夸张的发型和溜冰场，不只有群嘲和被异样眼光注视与讽刺，不只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更有这么多他先前从未看到过的困境。
“本来就很累的，谁他妈有时间去想这些。”
在李一凡的叙述逻辑中，*马特中的大多数，和罗福兴有着类似的轨迹：
农村或小县城的留守儿童，农民工二代，早早辍学进城打工，青春期与中国互联网逐渐兴起普及的时期重合。
罗福兴跟了大多数采访，虽然多数时候他只是把人带到、然后睡觉——他的主要工作是联系愿意接受采访的*马特，牵线、引荐。李一凡用三四千的月薪换来了罗福兴的加入，后来去云贵川拍摄时，三千涨成了八千：那时候临近春节，罗福兴要求双薪，理由是春节前后是他们理发行业的旺季——尽管那时他那家仅维持半年不到的理发店已经关了。
“你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会心酸吗？”后来我问罗福兴。
“肯定有的。最后到我这边采访的时候都是沉默的，都不说话了你知道吗？我压根就消化不完，因为看到太多*马特包括这些东西是吧？”他吐出一口烟，“没有一年半载我消化不了。怎么说嘛我×。”
甚至此前，他在现实生活里就不认识几个*马特。
李一凡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有些许绝望——他本以为找到“教父”之后，找到更多*马特的目标就能水到渠成。在那个传播甚广的一席演讲里，罗福兴被李一凡形容为“宅男”（尽管看到演讲后罗福兴用“老宅男”对李一凡进行了反击），长期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偶尔去发廊给别人吹头发赚点钱，没事的时候，抱着手机在床上滚来滚去能躺一整天，刷抖音、玩游戏、聊天。就算聊天，聊的也无非是做什么发型、去哪里溜冰。
*马特家族，似乎更真实地活在QQ群上、活在贴吧里。从机械无聊的流水线上下来，一天里短暂的由机器零部件变成“人”的时刻，他们打开手机，对着网线那头的“家族成员们”说上几句，哪怕虚幻也是温暖。
罗福兴想得更实际：“至少可以互相介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