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杨丽坤的感情，首先出于同情，这份同情，维系了他此后照顾杨丽坤最后30年的艰难岁月，这三十年，都是一天一天熬过来的。
“我和杨丽坤的婚姻真是一两句话难说清楚，原来广州文艺出版社要为我写的一本书取名为《我与阿诗玛的爱情》，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们之间不是爱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合，她是我妻子，我是她丈夫，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假使现在倒过来活，我没有这种勇气。”
在与杨丽坤近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唐凤楼是丈夫，是父亲，是保姆，是医生，是商人，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因为杨丽坤患有幻听，唐凤楼只能更加细致，更加努力的维持现有的生活，他不仅照顾杨丽坤的日常生活，久病成医，唐凤楼对于医学也有了足够的了解，甚至有时候他开的药方往往比医生还管用，妻子发病时不能正常沟通，他甚至装病来与妻子取得交流。
在杨丽坤生下两个男孩时，在产房门口，一位领导问唐先生有什么感受，他回答说：“刚才里面说‘生了，生了！’我听成了‘重了，重了！’，像是有人对我说，我肩上的担子重了，重了！”
面对患病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唐凤楼在凡口工作的同时，又接了两个家教任务，微薄的工资仍难以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和奶粉钱。
后来，唐凤楼做起了翻译，依靠着稿费来维持生计，可是那时的翻译价格很低，为了缓解眼前的困境，他只能挤出更多的时间去工作，以求能多翻译一些，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写到右手手肘都磨破皮。
在上海的生活很艰苦，可是唐凤楼对杨丽坤却很是宠爱，1981年，他靠翻译出版《东京的故事》，拿到了320多的稿费，就给杨丽坤买了一件黑色大衣，那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件大衣，纯澳毛，进口澳毛的。
杨丽坤十分喜爱，即便在里弄加工厂失火的时候，她抱着大衣跑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后来唐凤楼每次说起这件事时，杨丽坤总是会笑，她说她知道唐凤楼有多少心血在这件衣服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