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刘学州的共情，几乎超出了一个常人会有的怜悯心。
这源于他和刘学州相似的经历。
心理学中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可以看作是个体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家庭中的长者给予适宜的信念、动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刘学州的父母没有履行职责。
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与外界衔接，去完成自己的社会化。
这种方式是笨拙的，痛苦的。
老师的猥亵。
网民的质疑。
与父母相认后，再次被抛弃。
对于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来说，每一项都足够致命。
马天宇也一样。
父母早早离开。十五六岁时，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家里世代为农，都认为马天宇应该在村里找份农活干。
可马天宇力排众议，要去北京闯荡。
出发前，家人为了阻止他，把他身上的钱都抢走了。
马天宇带着仅剩的7毛钱来到北京。
白天在餐厅端盘子，晚上去酒吧当服务员。
一个半大的孩子，全凭自己的努力完成社会化，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他住潮湿的地下室。
忍受客人的谩骂。
逢年过节也不敢回家。
身体上、心理上的种种磨难，让他与刘学州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他和刘学州一样，承受了网暴之苦。
当年参加《加油好男儿》，因为人气太高，舆论声太大，许多黑粉的话传到了家里。
爷爷年迈，不懂网络世界，只知道自己的孙子被人骂，以为做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
一时间气急攻心，撒手离世。
可以说，爷爷就是死于网络暴力。
马天宇对刘学州的发声，何尝不是对自身命运坎坷的呐喊。
“这一生，给我的枷锁实在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