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李梦
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还是会这样，很害怕事情不受控制，不在自己的认知里。比如一个项目已经定了，都过合同了，我还是很担心后面会不会有问题，很焦虑。在人际交往中也是这样，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会在精神层面有洁癖，很在意这个人能不能真正走进我的内心，很在意对方是不是真的爱我，很抗拒那种粗浅的交往，很怕被一个人抛弃，或者这个人不要我了。
所以我永远都在和这种不安全感作斗争，永远在寻找一个归属感，永远希望在归属感里找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害怕失去、害怕被抛弃的感觉延续到了我后来的整个人生。
在学校里，我也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不同的那个孩子。比如，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可以常常来接他们，但我的爸爸妈妈总是缺席？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可以参加他们的家长会，但我的爸爸妈妈不能出现？于是就会觉得我是不一样的，然后变得很自卑，很孤僻，不知道该怎么跟别的同学相处。很小的时候还会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但越大越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往，然后恶性循环，变得更自卑，更孤僻。
直到10岁那年，父母送我去了加拿大。我爸妈也属于那一波移民潮里面的，我身上挂着「无人陪伴儿童」的牌子，一个人飞过去了。
在加拿大那段生活改变了我很多，我才10岁，有一天，我站在尼亚加拉瀑布下，看着它：如果我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即使眼前有世界上最壮观的瀑布，我每天看，它对我来说，就是一道围城。
于是我决定回国，换了学校，继续上初中和高中，然后参加艺考，读北京电影学院。
成为演员后，很多次被人问到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我也回答过很多次，看到《乱世佳人》里费雯丽的表演，觉得自己像被点燃了一样，并且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其实，为什么我想成为演员？我想，我是希望通过表演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也寻找过其他载体，写过小说，但总觉得写作不太能完整地展现我；也尝试过跳舞，也觉得不足够。我更擅长的表达方式，比起通过文字或者通过肢体，我更希望通过我这张脸，通过我全身每一个细胞，去表达。
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孩，但是当我决定要做演员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和我父母讲我要做演员，自己偷偷存了很久的钱，高三那年，飞去北京，落地才告诉他们我要去参加艺考了。
我的18岁生日是在《白鹿原》剧组过的，大学毕业那天因为《天注定》在走红毯。所以我以前经常会开玩笑说，戛纳电影节是我的成人礼，也是毕业礼。
很神奇，我是在机场的厕所里遇到《白鹿原》的选角导演的。那会儿我刚考上大学一个月，国庆回家去跟爸妈相聚，结束以后回北京继续上学。选角导演跑来和我说，他们有一个项目特别好，觉得特别适合我，让我回去以后联系她，可以带我见导演。
我就觉得，天啊，都什么年代还有星探吗？不会是骗子吧？我怎么可能想到我刚考上大学，一个月就被选上去拍戏了。
但当时她说得很清楚，她从台北转机，正好航班延误了，就改了和我一班的飞机。她在飞机上就看到我了，当时我去厕所，经过她，她一眼就相中我了，她和自己说如果在等行李的时候还见到这个女孩，就去找她要联系方式。结果等行李的时候没找到我，心想那肯定在女厕所，就跑厕所去堵我，我一出厕所门，她就冲过来找我，还给了我一张名片。
后来我爸妈去搜了名片上的名字，发现真有这么个人，不是骗子，然后我就联系了她，她说带我见王全安导演。我当时还带了我同学一起去，担心万一是骗子把我拐走，有同学陪着可以互相保护一下。就这么见了王全安导演，有了后来的故事，让我演了白嘉轩的女儿白灵。
后来的事情就是所有人知道的那样，我体验了半年生活，学陕西方言，做饭、做菜、下地干活；然后去剧组里工作了一两个月，在零下十几度的额尔古纳河里开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戏，看着河水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我在想，也许我的演艺生涯也会像这波涛汹涌的额尔古纳河一样充满了坎坷与不平。
那会儿我拍《白鹿原》在学校里算是挺轰动的事儿了，因为还没有人刚进大学就出去拍戏，好多年里我们学校只有两个学生是这样的，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低我两届的周冬雨，她18岁去拍《山楂树之恋》。
期望被抬得很高，觉得一个大导演加持我了。但最后的结果是，王全安导演告诉我，白灵这部分的戏最后剪不进去了——电影最终要以田小娥、白嘉轩和陆兆鹏为主。
我失落极了，心想同学肯定会笑话我，我不要被大家指指点点。
回到学校，我离开表演系，转到文学系上课了。当时有点鸵鸟心理，躲在地洞里面就不用接触其他人，听他们问我一些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了。怕同学笑话我：你不是那么牛去了《白鹿原》吗？怎么又回来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逃避这个事实。
在《白鹿原》剧组的李梦
对一个18岁的女孩来说，经历这些，痛苦和难过自然都有，但是我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不太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心里受了伤害，只能咬紧牙关去改善这种状态。我会觉得，我跟谁宣泄呢？跟我妈说，说了也没用；跟老师说，老师又能做啥；跟同学说，那不是更加笑话我吗？没有用。
小时候我父母不在我身边，我害怕一个人，但我告诉他们我不要一个人，他们还是不在我身边。所以我从小就学会换一种方式，把悲伤分解，分解成每一天去释放。我去文学系上课，去练瑜伽，也许是童年的经历让我学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隐藏自己情绪，一点点释放内心的伤痛。
回头去看当时的经历，会觉得平和了很多，也能理解了，人生是串联的因果，不是单一存在的。虽然当时《白鹿原》里我的角色有了调整，但导演也有他的考量，并且他确实带我入行了，后来合作《天注定》的贾樟柯导演也是王全安导演介绍我认识的。
贾樟柯导演找到我是2012年，他让选角导演找我去面试，拍了点视频素材，问了一些问题，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定了。
那个时候应该是北京的深秋，我和经纪人去贾樟柯公司和他见面。他告诉我们他已经6年没拍剧情片了，3年没碰摄影机了。我就看着他，说，「嗯」。然后他说，现在他想拍一个电影，希望这个电影能进明年的戛纳。我缓了缓，说，「好」。
那天一个很有趣的细节，那时导演聊电影，我和经纪人就在一边听，也不敢去厕所；后来聊完了，我们也没好意思在导演的公司上厕所，就跑出去上的。我突然说，老板我觉得这个电影会很伟大。老板说，你懂啥，你就好好拍你的戏。当时我俩一人蹲一个坑，一边上厕所一边笑，像个傻子一样。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天的笑容，仿佛这一切是重新出发。
就这样有了莲蓉这个角色，一个在夜总会上班的小姐，也是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
后来，就在我大学毕业前一个月，我正在太阳宫宾馆跑组面试不同的项目，突然接到了贾樟柯的电话，电话那头他和我说，《天注定》确定入围戛纳主竞赛了。
当时我看着太阳宫桥下来来往往的车流，那个电话结束的时间是16:32分，明天这个时候，《天注定》就要官宣入围2013年戛纳电影节了。
李梦在戛纳电影节
《天注定》之后，我基本开启了学校剧组两点一线的生活。那时候在艺术类院校其实会有一种焦虑，好像考上电影学院之后马上就要面临就业和失业的问题了，大家十有八九都出去拍戏了，你不拍的话，毕业就22岁了，好像所有人都觉得，年轻很重要，青春很重要。
我自己的焦虑要更重一点，因为那时候的运气挺奇怪的。一上来就和王全安、贾樟柯合作，但后来，第一部电影角色被删了，第二部电影没有在国内上映。很长时间都憋着一口气，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被别人看到。
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想明天要去上哪个戏，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错过什么，想要有话语权，想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想要演那种无法被取代的角色。我甚至会在采访中直接表达：我太想红了。我要在30岁之前拿影后。我要做最好的那一档演员。
大概在2017年，这种焦虑感达到顶峰，那一年从主演到配角还有客串，我接了六七部戏，每天都在不停地赶场子，上午在一个城市，下午在另一个城市，天南海北地流浪。有一天，凌晨四点半，我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夜空，我很迷茫，我的迷茫就像这片灰蒙蒙的夜空一样，没一颗星星照亮前方的路。这一年我没有一天停下来想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于是2018年，我决定停下来。
我坐在基隆港，《悲情城市》拍摄第一场戏的码头边，张作骥导演说，那时候侯孝贤导演为了等一片云，全组等了足足三天。现在这个时代太快了，没有人来得及抬头看看天边那一朵云。
因为经历了电视剧版《白鹿原》被换角的事，好几年之后，这件事在《我就是演员》时被重新提起，让我经历了网暴，每天被负面新闻轰炸。
我真心希望有新的作品出来，我非常愿意探讨新的作品，不然永远是《白鹿原》和《天注定》，会觉得我这辈子活多少年都是在聊这两个作品，我很失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之后，话剧版《白鹿原》又一次找到我，我拒绝了。我不可能再演白灵了——她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都充满了热情，她很天真，是白鹿原上的一只精灵——今时今日的我早已经不是当初的白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