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小时代”，没有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也没有全民瞩目的“当代问题”，任何民族化、地方化的文化生产都化为记忆的断片，有些是破罐子破摔，对现实深感无奈；有些则是装腔作势，尝试建立文化霸权。
正所谓零零碎碎、纷繁杂芜。对于沧桑百年、不断求索的中国人民来说，或许正处于一个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大时代”。社会道德传统分崩离析，社会文化新秩序亟待建立。
如果说香港警匪片中融入“古惑仔”文化叙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传统，那么伴随香港城市文化的同质化发展，以及两岸统一后香港社会文化日趋规范化，而逐渐褪去了往日的光泽。
不只是香港有“大排档”街区，首尔、广州、深圳等地也有牌坊无数的灯红酒绿，旅行者仅仅是在想象成分上，享受港式“大排档”的文化渲染。影片叙事中已难寻“江湖义气”，猫往死里逮耗子，警察废寝忘食地抓罪犯，罪犯拼老命地搞钱。
不说拜金主义，至少透露一股浓郁的实用主义和功利色彩。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电影难逃历史“魔咒”，委屈于大众的口味制作，在满足趣味消费的同时，更注重整体文化氛围带来的审美快感。
或者说近年来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不断刺激国人脆弱的神经，一些影片（例如《搜索》）展现了当前中国社会严重的道德焦虑现象。陈子龙很难说是《天下无贼》中的那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贼”，充其量是一个懂行规、知规范、行孝道的“武夫”。
影片也无法建构诗意升华的道德情境，惟有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性感触，尝试坚守社会道德的底线良知。大街上一字排开的阵势，义气冲动贯通全身血液，在梦里回忆起这一幕。
或许可以归结为学校教育的骄人成果，诸如“不要讲什么哥们义气，管好你自己”，“哥们义气可以当饭吃吗”，“江湖义气、流氓匪气”等话语训诫。影迷们可以清楚看到，曾经敢作敢为、叱咤风云的“扛把子”，变身为西装革履并且拥有“大产业”的商界大佬。
“小混混”已经失去了往日赖以赢得人格尊重的观念土壤，或者说“古惑仔”自我认同的优越感，“很拽”“很拉风”“很有安全感”的义气观，已经淹没在经济全球化的洪峰下，淡化于“有用”抑或“无用”的利益判断中，这不得不说是社会转型的真实写照。
吊诡的是，对“古惑仔”系列电影的负面批评并未随着社会进步发展而成为一种思想共识，反而平添了对背信弃义、道德沦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更深追索。
